《暴政史》:秘密警察權力之所以恐怖,因為假借法律卻凌駕法律之上

《暴政史》:秘密警察權力之所以恐怖,因為假借法律卻凌駕法律之上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極權統治的秘密警察被用來對付一黨政權的所有的那些由於「可能」而變成「客觀」的敵人,是極權恐怖統治的手段和工具。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裏用了專門一章來分析秘密警察這個極權主義的濃縮機制。在1973年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裏,阿倫特對第三部分的「秘密警察」一章做了重要的修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地把「潛在敵人」(potential enemy)改換為「客觀敵人」(objective enemy)。潛在的敵人指的是極權運動在取得政權之前用秘密人員去發現並消滅的敵人,這些秘密人員當然不是後來的正規秘密警察,而是屬「特別任務科」(或別的名稱)部門的特殊人員(「特務」),他們的任務是用秘密的手段去發現和消滅暗藏的敵人,挫敗他們的敵對陰謀。秘密的手段是為了不讓敵人發現,出其不意地進行有效打擊。

客觀敵人與潛在敵人是不同的。潛在敵人是可能造成敵對傷害的人,所以成為必須打擊的敵人。但是,客觀敵人是由極權意識形態規定的「敵人」,即使他們根本不會造成傷害,他們仍然被規定為是敵人。例如,納粹的客觀敵人是猶太人,布爾什維克的客觀敵人是階級敵人。在極權主義的敵我對立意識形態裏,猶太人或階級敵人是客觀存在的,他們被視為阻礙和對抗納粹或布爾什維克的個人或團體。

阿倫特指出,「『客觀敵人』的觀念,它所指的敵人是隨着主要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消滅一種客觀敵人之後,馬上就會對另一種客觀敵人宣戰,「布爾什維克從過去的統治階級的後代開始着手,接着將完全的恐怖對準富農(在30年代),接着是波蘭血統的俄國人(1936到1938年之間)……戰後紅軍佔領軍中的前敵方和戰鬥單位、以色列建國後的俄國猶太人」。(《極權主義的起源》532)誰都可能成為極權統治認定的客觀敵人——由於階級成分、國外的關係、思想反動、錯誤言行,誰都可能成為秘密警察的打擊對象,誰都不知道這種可怕的事情甚麼時候會發生到自己頭上。因此,一提起秘密警察,誰都會心驚膽顫、驚恐萬分,這也就是阿倫特所說的,「只有在完全消滅了真正的敵人,開始捕捉『客觀敵人』時,極權主義的恐怖才成為真正內容」。(《極權主義的起源》529)凱迪.馬爾頓的父母就是因為被歸入了「資產階級」「美國生活方式的信徒」「政權的敵人」而成為秘密警察的監視和威脅對象的。

極權統治的秘密警察被用來對付一黨政權的所有的那些由於「可能」而變成「客觀」的敵人,是極權恐怖統治的手段和工具。這是秘密警察的唯一用途,因為它的客觀敵人必須是,也只能是由極權統治者來規定的,雖然由於不同的需要,這樣的敵人是會改變的。它的唯一任務就是維護一個專制的政權,除此之外,它是多餘的。

阿倫特指出,「由於極權主義秘密警察在一個國家平息之後才開始活動,在一切外面觀察者看來,它總是顯得完全多餘」,正因為如此,秘密警察「總是被迫證明自己的有用性,在最初的任務完成之後保持自己的工作」。(《極權主義的起源》530)納粹政權建立之後,有政府官員提議減少蓋世太保,理由是國家的納粹化已經完成。但是,蓋世太保的首腦希姆萊堅持要擴大秘密警察,並為此誇大「內部敵人」的危險。為了證明敵人的危險,秘密警察的罪惡作為就是把無辜的人變成罪犯,他們可以把各種各樣舉報的或捏造的材料塞進一個人的檔案裏,用這些來羅織他的罪名,把他投進監獄,刑訊逼供、甚至讓他從人間蒸發。

秘密警察的這種恐怖權力假借法律的名義,但卻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因為,「極權主義的警察完全服從領袖的意志,只有領袖才能決定誰是下一個潛在的敵人」,「警察變成了國家最大秘密的託管人」。(《極權主義的起源》533, 534)一個人被警察逮捕、用刑、監禁、流放,處決,是沒有地方可以申訴的。警察執行的是極權統治的絕對命令,而暴力是執行這一命令的唯一方式。對於警察的這樣特殊統治作用,阿倫特寫道,「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門中『組織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門,在極權主義政權的權力機構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餘。它構成了政府中真正的執行部門,一切命令都通過它發出。通過秘密警察網,極權主義統治者為自己創造了一種直接執行的傳送帶。……秘密警察成員在極權主義國家裏是唯一公開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價值標準和價值滲透了極權社會的整個結構」。(《極權主義的起源》538–539)秘密警察是濃縮的極權恐怖統治。

(待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暴政史》,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徐賁

暴政史
牛津大學出版社

在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人們遭受的暴政之害都遠甚於他們所受的自由之益,然而,奇怪的是,討論自由的書籍數不勝數,而剖析暴政的書籍卻少之又少。這種學術關注的失衡一直延續至今。儘管歷史上暴政頻繁,但很少有政治哲學家把暴政本身當作一個核心理論問題來討論。

本書第一部分回顧貫穿於古代暴政和現代暴政的一些彌久常新的專制統治原則。專制暴政「有一樣東西要死死抓住,那就是權力;必須奉為一項基本原則」。只要人性的幽暗和軟弱不變,這些馭民的原則只要做一些技術性的修正和更新,也就會永不過時。

第二部分討論20世紀的極權暴政和領袖崇拜——希特勒、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尤其是共產意識形態國家的領袖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是領袖崇拜的極端形式,它經常被錯誤地理解為只是因為某個政治人物的個人權力慾望失度、道德操守低下、個性強梁霸道才出現的特例情形。

第三部分轉而思考領袖崇拜與民眾感恩、膜拜和盲從的關係。極權主義制度通過允諾改善社會和人民生活來實現其權力統治並索取忠誠,允諾還未兌現,人民就必須先付出忠誠。

第四部分討論普通民眾中的一個特殊的群體:知識分子。他們有的曾因為嚮往自由的價值而匍匐在革命之神的腳下,對之頂禮膜拜。有的則崇拜革命化身的領袖個人,甘願充當其文化鷹犬或政治打手。他們是偶像神話的製造者,也是這個神話最執著的迷戀者,最痛苦的幻滅者和最可能的抵抗者。一旦幻滅並成為抵抗者,他們便會留下親歷見證,也會告訴世人,再高聳的惡神偶像也有轟然隕歿的一天,為了這一天早日到來,需要每個人絕不放棄希望和抵抗,正如奧威爾所言,「即使是被打敗,也要充滿勇氣」。

相關文章:

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