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機器碾壓中國民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黨國機器碾壓中國民企: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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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理論上,國家的市場轉型過程會出現能與國家權力相抗衡的資產階級,並成為民主的推動力量。但中國社會的場經濟轉型之路確實促進社會流動,但為何黨國權力仍未削弱,私營企業主階層也沒有明顯的崛起呢?

9月22日中國北京地方法院判處被稱為「任大砲」的任志強18年有期徒刑,其罪名為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和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等。

這等於是對那些敢於批判政府的民營企業家,給予嚴重警告訊號,即使貴為「紅二代」、「官二代」或與高層領導具有很深網絡關係的任志強,一旦涉及批判最高領導人及觸犯政權容忍底線,縱使曾經與黨國高層具有千絲萬縷般緊密關係,也會被整頓、割除,藉此殺雞儆猴產生「寒蟬效應」。

私營企業主崛起成為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成長力量?

自2017年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中國政府對市場之干預越趨明顯。然而,私營企業數量超過32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7600萬戶;民營經濟從弱變強不斷發展壯大,貢獻50%以上財政稅收、6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技術創新成果,及80%以上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企業數量;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民營企業已由2010年1家增加到2018年28家。可以說, 私營經濟成為推動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變成創業就業主要領域、技術創新重要主體、國家稅收重要來源。

中國社會作為新興社會階層的私營企業主崛起,被視為其公民社會中相對於黨國國家機器之外的社會力量,兩者關係是存在扈從依賴或是相對自主性存在爭論關係。確實存在少數私營企業家敢於批判黨國體制及領導高層,但大部分則是對共產黨統治,選擇噤若寒蟬,中國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功效其作用與影響,恐怕與西方政治發展經驗有所不同。

西方政治學者Barrington Moore曾謂:「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顯示在市場轉型過程會出現自主並與國家權力相抗衡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存在與為民主政治發展前題,成為民主的推動力量。同樣地,中國社會從再分配經濟邁向市場經濟轉型,社會階層分化趨向多元性,及促進社會流動快速形成,這理論上意味著黨國權力的削弱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崛起。

令人疑慮是,新興私營企業主也會如同西方經驗發展邏輯,成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新力軍嗎?這個疑問每每為關注者及學界所討論,為什麼新興私營企業主短期內尚無法扮演推動民主化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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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國有企業擁有政策優勢,民營企業發展存在行政障礙

民營企業在進入銀行、醫療衛生、能源、基礎設施、廣播電視等戰略性及利潤可觀行業時,仍存在諸多行政和監管障礙。

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主政時期曾提出「三個代表」,倡議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廣大利益、先進文化及先進生產力,其中先進生產力恰指民營企業家,這為民營企業家入黨及參與政治提供意識型態及理論上的合法性基礎。然而,習近平主政下的黨國體系不斷介入市場干預,江澤民時期所強調的「三個代表」理論,所謂「先進生產力」在「國進民退」的意識型態壓制下,導致「私企退場論」瀰漫,更強化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與經濟不安全感。

尤其習近平強調建立親清型政商新關係,加強反腐敗運動,防止不當錢權利益交換網絡及共同體滋生。私營企業主在接觸中央與地方官員產生也會產生「自我設限」、「自我審查」,避免成為官員權力鬥爭及腐敗下「祭品」。

之後,雖然習近平宣稱「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對其進行政治安撫,藉由肯定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及力量;同時主張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完善政策執行方式,尤其是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不當政商關係與權貴資本主義形成

其次,民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動機及型態,仍是奠立在黨國主動政治吸納及庇護主義安排基礎,欠缺政治參與主動性及自主性,其政治參與流於被動形式,或者試圖與黨國及地方政府建立政治接觸,透過非正式政商關係機制發揮影響力,但此又往往陷入權力與資本、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交換,淪為「權貴資本主義」和「密友資本主義」,形成政商利益共同體。

當私營企業主以政治接觸方式結交於黨政精英,一旦結盟的政治精英在政治權力競逐中失利,也會影響該民營企業發展。無論是黨國中央或地方,並不能容許民營企業家挑戰黨執政權威及批判領導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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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德(Andrew Walder)和戴慕珍(Jean C. Oi)曾針對城市國有企業和鄉村企業進行研究,指出中國政治運作並非是極權主義、利益集團政治,而是「庇護關係」運作下的新傳統主義政治,存在不平價的利益交換關係。這種庇護關係既然存在於國有工廠和鄉鎮企業中,也存在於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私營企業。

王達偉(David Wank)研究即提出「共生性庇護關係」概念,指出私營企業主並非單向依賴黨國,雙方為相互依賴的共生關係。此即黨國為私營企業主提供經濟利益和政治保護,私營企業主則為政府和官員提供財稅增長、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甚至提供不當經濟利得及尋租(rent-seeking)機會,雙方「關係性合意」形塑出非正式的政商利益關係。

這顯示私營企業主為追求經濟利益,寧願選擇與政府官員溫和接觸與合作,而非在政策上進行公開叫陣、抵制與對抗。

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程度雖提高,但政治影響力難以高估

民營企業政治參與型態位階、層級不高,並未能取得政策主導,儘管民營企業主雖享有相對優勢經濟地位,仍欠缺法律保護其社會政治地位。

民營企業家雖擁有較高經濟地位及社會聲望,但在政治地位卻相對偏低,這導致民營企業家具有政治參與動機,希冀黨國透過政治吸納與政治安排方式進入各級人大及政協、成為黨代表,通過進入黨國體制而獲得政治保護傘,獲取政策優惠、銀行融資及土地變更之便利等。儘管許多民營企業倚靠及依賴黨國及地方政府而發展,然一旦威脅及挑戰黨及政府權威,也會遭致具強制性合法國家機器處置之。

根據2018年胡潤研究院發佈《兩會中的上榜企業家報告2018》顯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胡潤百富榜上榜企業家有153位,十二屆209位,顯示在習近平主政下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及獲得全國人大與政協委員人數,皆呈下滑趨勢,降低約四分之一比例幅度。其中有79位全國人大代表和74位全國政協委員,分別佔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總人數的2.7%和3.4%。這樣低的參政比例,在實際的政策決策與立法過程中,其政治影響力有所侷限。

另據2015年全國工商聯調查顯示,私營業主加入中共黨組織比例和其資產規模成正相關。註冊資本在500萬元以下的私營企業中黨員比例1.8%;超過一億比例提高15.8%;在1000萬元以下企業,參與各級政協和人大的活動微乎其微;達到一億以上時,私營業主參與政協活動為32.3%,參與人大活動的為19.7%。 許多私營企業主汲汲於「爭取當人大、政協委員」政治職位,尋求建立緊密政商關係以獲取經濟利益及政治性榮譽。

中國;兩會;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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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國機器俘獲公民社會組織

習近平主政下黨國更加強調黨的集中領導,且民營企業家成為全國黨員代表人數減少。

十九大,共選出2287名黨代表,有148位企業負責人代表,其中121位來自央企、中央金融系統、地方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27位來自各省份的民營企業。對比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別選出7名、17名及34名私營企業主為黨代表,而十九大下降至27位。

值得關注的是,僅有3位民營企業家連任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黨代表。換言之,儘管私營企業主在黨代表中的人數呈現逐年增加,但個別企業主的政治權力並未固化而是採取「滾石不生苔」做法未讓其久居其位,避免其在黨內以經濟利益換取政治權力;同時其位階為中央委員,難以進入最高層政治局。

近年來習近平高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強化黨對公民社會組織如各種民間商會及社會組織之控制,導致社會組織欠缺獨立性及自主性,甚至淪為國家機器的派出機構或衍生物,儼然是「第二政府」。習近平主政期間,中國政府試圖採取模糊化國有與民營經濟界限策略,這恐將不利於民營企業賴以生存的獨立企業家精神發展。

而最近TikTok事件其背後政治意涵更顯示出,西方國家高度質疑中國民營企業與黨國體制的高度依賴關係,及黨介入企業決策及經營運作。無疑地,這將使西方國家的私營企業在與中國私營企業互動時,產生更多疑慮、誤解及設防。

黨國體制以龐大國有資本大舉進入民營企業,試圖掌握私營經濟發展

民營企業由於本身遭遇銀行貸款融資、員工社保、企業稅收問題,而不得不接受國有化,其形式比以前直接沒收私營經濟、公私合營更隱蔽。

中共十九大以後,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經營已持續收權,而無放權。長期以來,民營企業被視為二等市場主體,在市場准入及監管待遇皆不及國有企業,未被視為「自己人」。黨國中央曾於9月15日發佈《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將民營企業家視為「我們自己人」論述納入,倡議「信任、團結、服務、引導、教育」民營企業。黨國藉由「引導和教育」民營企業,強化強化對私營企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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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通過黨組織統戰部門,建立統一戰線,加大對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控制和監管,這種方式包括在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從事黨的建設工作,在民營企業設立黨組織,積極發展黨員,以確保其政治立場與黨國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近年來民營企業中的黨組織與黨員數量快速增長,至2018年全國187.7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佔非公企業總數73.1%;30.3萬個社會組織建立黨組織,覆蓋率為61.7%。可以說,絕大多數的民營企業或是社會組織,已普遍建立黨組織,黨國藉此強化對民營企業及社會組織之控制。

結果就是,國家機器強制性俘獲公民社會、規範其發展,從而導致私營企業主欠缺政治改革動機,甘願成為統治集團之聯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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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