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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數》:因為「相對剝奪感」,貧窮人民較可能支持叛軍嗎?

《關鍵戰數》:因為「相對剝奪感」,貧窮人民較可能支持叛軍嗎?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貧困人民佔據社會中相當脆弱的位置,因此當政治暴力引爆時,他們的生活將深受波折,正如同在自然災害、經濟危機或動盪競爭的非對稱衝突環境中輕易粉碎。因此他們或許難以支持暴力性的叛軍團體。兩相權衡,貧窮人民較可能支持叛軍嗎?

文:伊萊.博曼(Eli Berman)、喬斯夫.費爾特(Joseph H. Felter)、雅各.夏皮羅(Jacob N. Shapiro)、維斯托.麥坎迪爾(Vestal McIntyre)

經濟情勢與內戰:跨國對應關係

較貧窮國家比較可能會發生內戰。衝突事件實證研究計畫成員詹姆士.法爾隆(James Fearon)比對1945至1999年之間161個國家的人均收入與內戰爆發頻率後,有此結論(在此,內戰同時指稱如1967至1970年間奈及利亞與分裂區域比亞法拉之間的對稱衝突,以及非對稱衝突)。

如果檢視上述的半世紀內,全球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國家中僅有1.5%曾在調查統計的5年週期內遭逢內戰;在全球最貧窮的五分之一國家中,對應數值則為14.3%。事實上,法爾隆表示:「人均收入為預測一國是否會爆發內戰的最佳指標,以研究經驗值來看,確實勝過其他人們可能以為更有力的因素,好比民主程度、種族與宗教多元程度、民族人口特質以及貧富差距。」

但是為什麼貧窮國家比起富裕國家較容易經歷內戰?失業率與貧困和叛軍招募間的關聯過於直觀,但是或許真正的邏輯以相反的方式存在,高收入的國家擁有較多資源壓制叛軍。但是法爾隆表示,此論點亦不完全充份:富裕國家的高所得也可能成為叛軍的動機,代表顛覆政府的獲益更大,並能平衡壓制效用。因此,雖然貧窮國家爆發內戰的可能性較高,但是此單一的跨國相應關係顯然具有多重詮釋性。讓我們來仔細檢視普遍認知,並比對地方政府的資訊。

解析傳統認知

  • 相對剝奪感

當小布希總統與歐巴馬總統表示「大眾的不滿程度」與貧窮助長叛亂,他們遵照政治科學中的普遍、明晰的論述,那就是剝奪造成叛亂。然而,他們的論點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假如反叛不會有任何收穫,那麼貧窮人口會選擇反叛嗎?我們或許可以用相當巧妙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來回答此提問。

在1970年出版的精闢著作《為什麼反叛》(Why Men Rebel)中,泰德.格爾(Ted R. Gurr)認為個人的暴力傾向主要源自他或她的相對剝奪感,此詞彙意味著「預期價值與價值能力之間的感知差異」。個人現處的位置與認定自身應處的位置之間的差距,會在他人地位提升而本身位置不動時(好比富有的人更富有,或者鄰近國家推翻暴君,而本國仍處於壓迫政權時),或他人地位不動但本身位置降低時(好比自己的財產毀損或被解雇),倍感劇烈。

此相對剝奪感導致沮喪,經由論證充分的心理學機制促使個人更具攻擊性,並容易產生戰鬥動機。然而,格爾結論認為「集體暴力的潛能與團體成員相對剝奪感之強度與規模有著強烈關聯」。普遍來講,相對剝奪感激起叛亂活動的說法受到肯定。我們想像失業人民,特別是年輕男性,因對自己的實際能力(對比理想能力)感到挫折,因此群起反對國家。

文獻中時常認定不滿為叛亂活動的最大動力。相對剝奪感為不滿的一種形式,但在本章中,為求清晰,我們將使用「相對剝奪感」一詞。同樣地,發展計畫也將不滿視為降低暴力的相關行為機制。假如某發展計畫透過創造感謝感以減輕相對剝奪感,進而減緩暴力,那我們亦稱此為相對剝奪感機制。上述三者都在本章中擁有同樣的測試意涵,因此基於經驗原則,我們將之視為單一概念。

  • 時間的機會成本

第二個將經濟情勢與暴力連結的機制比較實際:當失業人口參與叛亂活動時,所犧牲的成本較少。

機會成本的基本概念比較簡單(當然在經濟學領域的討論可以相當複雜),意指當擁有有限資源的個人決策時,必須放棄包括時間、資本以及其他難以估量的變項如「心智能力」等其他機會。我們可以金錢總額或是時間長度來衡量機會成本,或者我們可以更為抽象地討論當個人擁有選擇權時,他們如何比較實際的成本差異,並進而影響行為。

當個人買進Amazon股票時的機會成本為此筆金額的其他使用方法,或許是購買共同基金所得到的分紅,或是其他資本增長形式,或是奢侈度假可能帶來的愉悅感。對傳統社會女性而言,當她放棄學業提早進入婚姻生活時,她放棄的是完成學業後進入勞動市場的薪資。她們必須設想的可能是所失去的終生薪資,或老年時可以從孩子身上得到的照護。

對無業的潛在叛亂份子而言,時間的機會成本代表放棄反叛活動得以進行的工作,他同樣必須思考叛亂行動可能帶來的傷害或死亡,或者社會連結的可能損害等。我們假設由於無業者無須將薪資作為機會成本,因此投入反叛活動的可能性較高。相反地,就業者參與反叛的機會成本較高,因此投入的可能性也較低。

總而言之,不管顯示貧窮區域傾向發生內戰的多國證據、相對剝奪感論述或相當直覺的機會成本機制,都讓政策決策者與發展計畫執行者認同發展援助計畫可降低叛亂的說法。如我們所見,關於富裕國家內戰機率較少的多國證據,或有很多可能的詮釋。資訊導向模式可推斷經濟繁榮必須在與政府合作的條件下才能成立,而此趨勢仍舊成立。

或者,因果關係以相反方式存在,內戰頻仍的國家經濟繁榮度較低,或許因市場受限、投資環境不安定,其中亦包括教育投資與醫療投資。當我們清楚辨識上述原因時,才能精準設計發展計畫,甚至決定是否有執行援助計畫的必要。為思考相對剝奪感與機會成本的廣泛關聯性,我們必須找出兩者的可測試性,並觀察不同模式間是否有具決定性的因素。我們將先從相對剝奪感開始進行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