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如浮萍、命比草賤的下崗工人:一個貪污3.5億的母親,是否存在於女兒深深的腦海裡?

身如浮萍、命比草賤的下崗工人:一個貪污3.5億的母親,是否存在於女兒深深的腦海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和下崗工人悲慘的境遇相比,一些官員和老闆四兩撥千斤般成為這個國家頤指氣使的新富階層,今天中國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也奠基與此。

一位定居加拿大的中國歌手與母親分別六年,在中國社交媒體軟體微博上發佈了一段滿懷思念的感性文字,沒想到招來大波網民批評的聲浪,她的話題也因此上了微博熱搜。

她有一個不錯的名字,而且和其歌手身份匹配,她叫曲婉婷。她出生在一個不錯的家庭,母親張明傑曾是黑龍江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也就是中國人口中的「官二代」。她16歲時到加拿大留學,和大多數中國「富二代」那樣,在海外有著優渥的生活,上名校、住豪宅、開豪車,最重要的是財務自由,可以憑著自己的喜好做選擇。她先是學商科,後改從音樂。

2010年,她回到自己的祖國繼續音樂事業,並以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我的歌聲裡〉被人們熟知,2013年還曾登上央視春晚,到達人生中的高光時刻。不過隨後沉寂,2015年,她和時任溫哥華市長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成為男女朋友。

2014年9月21日,她的母親張明傑因涉嫌濫用職權等罪名被黑龍江省尚志市檢察院決定刑事拘留,同年9月29日涉嫌濫用職權罪被批捕。2016年7月,張明傑被控貪污、受賄、濫用職權三宗罪,其中貪污一項指控,所涉金額高達3.5億元。檢方以涉案犯罪金額特別巨大以及拒不認罪等為由,建議判處死刑。據悉,中國反腐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的大風廠事件原型就是曲婉婷的母親張明傑。

母親被捕後,身在加拿大的曲婉婷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微博發一段思念、支持母親的文字。

2018年3月8日,她寫道:「從2016年7月19日開庭至今,媽媽的案子還沒任何審判結果。從2014年9月22日媽媽被帶走,三年六個月了,以這種方式失去了一個母親的我,何嘗不痛。」

她表示相信法院會依法判決,並引用《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希望法院疑罪從無。

「媽媽已被羈押四年多,依然沒有判決結果,心痛,但還要相信法院一定會給出一個公平、公正的結果。」她在2019年1月28日的帖文寫道。

時間到了2020年9月22日,「六周年,無果,繼續努力,保持一顆相信正義的心,相信人間定有道、有法、有青天。」她對母親深情地表白道,「I miss you so much. Sending you so much love .」

曲婉婷對母親的拳拳之心並沒有感動中國網民,相反引來了人們的冷嘲熱諷。有人說:「日常吃喝玩樂,微博雲盡孝,曲婉婷你的良心不會痛麼?」還有人質問:「拿著贓款逍遙海外的曲婉婷,哪來的勇氣為自己的母親喊『冤』?」

她似乎厭倦了網民對其評頭論足,果斷關閉了評論功能。但是她大概忘了,中國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名言:防民之口,勝於防川。

中國網民對曲婉婷母親貪污和其護母心切的不滿,不僅反映了中國數十年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也揭露了東北作為中國的老工業基地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諸多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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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悶聲發大財的金權時代

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之後連續跨越,2019年,經濟總量已接近一兆元大關。與此同時,中國的貧富懸殊也不斷擴大。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基尼係數維持在0.2左右,改革開放後,到2006年,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97。2012年12月,西南財大的統計報告估計,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已突破0.6,達到了0.61,全球罕見。北京大學公佈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公民權利活動人士曹雅學曾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中國雖然不是資本主義,但也不是社會主義。確切的定義儘管要由經濟學家去進一步認定,但權貴資本主義應該是中國的真實寫照。」

他還進一步指出,「在這個『比正統資本主義更糟糕』的社會制度中,權力和資本形成了聯姻,形成權錢的利益交換,社會資源也以此為基礎進行了再分配。權力階層可以強行徵用土地,運用行政手段強行拆遷,並獲得優厚的貸款,進行商業開發。中國頂尖階層在短時間內聚斂巨大的財富因此並不奇怪,甚至子女也可以分享,社會達爾文主義得以充分的體現。」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曾經做過一個民意調查,結果有72%以上的被調查者認同「有錢不如有權」。曲婉婷母親的貪污案似乎就是一個典型的有權就能有錢的例子,而最刺痛中國網民的事情是曲母的濫用職權讓一大批下崗工人生活悲慘。

據當地公訴機關披露,張明傑在主管原種場職工安置工作過程中,未按規定由轉讓方負責發放職工安置款,而是同意將6160萬元,違規轉入由東江公司實際控制的以原種場名義開設的銀行帳戶中,並由受讓方東江公司負責發放職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100餘萬元至今未歸還。

另外,原種場改制時,一共有146名退休職工和420名在職職工。按照改制協議,東江公司要與全體自願上崗職工簽訂3年勞動合同。然而,東江公司並沒有遵守這一協議。

已經連續七年舉報張明傑的原種場職工稱,「從2009年改制至今,在職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一直未交。不少因為改制而失業的職工買不起蜂窩煤,在每年1月平均最低氣溫零下24攝氏度的哈爾濱,只得以燒碎煤度日。」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為了建立市場經濟,解決國有企業經營困難等問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國有企業改制運動,伴隨而來的是原本端著鐵飯碗的國有職工大批下崗。

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計畫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本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當時採取的方針是「抓大放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

到2012年,《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全國90%以上的國有企業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業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由2003年的30.4%提高到2011年的72%。

據統計,國有工業企業從1997年的近10萬個變成了2003年的3萬4000個,少了近三分之二。另據2003年《財經》雜誌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其中提到61%的私有企業老闆是原來該企業的國企經理或廠長,也就是說,這些企業都是在「改制」過程中從國有企業變成了私有企業。

東北作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有著為數眾多的國有企業,涉事的哈爾濱原種場是一家有著五十餘年歷史的老牌國企,主營種植業。上世紀90年代,東北經濟陷入低迷,原種場處境艱難於1995年停產。2009年,時任道里區副區長的張明傑負責企業改制。據檢方披露,她夥同王紹明、魏奇等人將包括原種場140餘萬平方公尺的國有土地在內的資產暗箱操作賤賣給微魏奇名下的東江公司。

類似的違規國有企業改制在全國範圍內屢見不鮮。中國問題專家裴敏欣在其《出賣中國》一書中,詳細介紹了官商在國有企業中的腐敗勾結,他分析這些案例發現,國有企業中的貪腐行為形形色色,從受賄、貪污、挪用公款、把生意給自己家人到非法倒買倒賣國企資產都有。關於盜竊國企資產,他總結了三種方法。

第一種,國企幹部及其家人,以超低價格甚至免費取得國有資產的法律所有權,是最好的發財方式。最普遍的手法是由國企幹部朋友開的私人企業,和國企合作成立合資公司,幹部再把國企資產以低價轉到這家合資公司名下,或者虛充私人企業在合資公司中的股權份額。典型的是2005年爆發的陝西地方電力集團案和湖南鶴壁煤業集團案。

第二種,國企改制是國企幹部謀奪資產的最佳時機。「改制」的意思是「所有權的轉變」,其實就是私有化。透過改制,原來國有的企業可以變成「混合所有」(國家一集體共有或集體一私人共有)或私人所有。改制由兩種官員主導,第一種是地方政府官員(黨委書記,市長,發改委),第二種是國企高幹。

第三種,用表面合法的方式和特定生意人買賣資產。在這些案例中,典型的做法是讓國企用浮報的價格去買私人資產,或者以低估的價格把國企的資產賣給私人。

國有企業改制的暗箱操作讓部分官員和企業高層樂享其成,但是廣大的企業職工卻靠邊站,不僅沒有機會參與決策,改制後還要默默接受不公正的對待。

2009年9月11日,《中國財經報》的一篇文章就指出:「眼下改制往往三方受益,一是國企高管層,搖身一變成了擁有數百萬、上千萬股份的老闆;二是買家,如民營或外資老闆;三是主導改制的當地政府,唯獨『虧損』的是普通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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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身如浮萍、命比草賤的下崗工人

曾經,下崗工人是中國語境下的獨有詞彙。筆者從記事起,就對它不陌生,周圍鄰居包括筆者的一些親人,都是下崗工人。在他們的街頭巷議中,經常可以聽到「買斷工齡」、「掃地出門」的字眼。這是在特殊時空背景下的一群人面臨的身份尷尬。

下崗原意是指退下工作崗位,實質是一種變相的失業,工人雖然失去工作,但人事關係仍掛在原單位,且沒有工資。若然自行離職,則得不到勞動補償。

一些國企為了遣散下崗工人,根據工人的工齡給予一定補償,從此終結和工人的雇傭關係,也不負責工人未來的醫保和養老,俗稱「買斷工齡」。還有國企以解散為藉口不給予下崗工人任何補償,有些國企原本提供給職工的宿舍也被變賣,導致下崗工人的生活十分悲慘。

中國大規模的工人下崗潮發生在90年代末、千禧年之初,據《中國日報》的報導,2001年底,中國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人數是515萬人。

1997年,中國歌手劉歡發行了一首〈重頭再來〉,紅遍大江南北,據說他唱出了廣大下崗職工的心聲,官方也希望這首歌能鼓舞下崗職工再就業。歌詞中這樣寫道:「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心若在,夢就在,天地之間還有真愛。」

近些年,隨著中國的產能過剩,國有企業工人下崗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2016年,黑龍江雙鴨山煤礦下崗工人爆發了集體討薪示威事件。2014年,湖南國企中鹽株洲化工集團的一千多名下崗工人,因為不滿搬遷改制後未出臺相關賠償、保障政策,到市政府集會抗議,與大批員警對峙。

大量下崗工人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穩定。下崗工人如果沒有一技之長,再就業會很坎坷,淪落到社會底層後,更容易滋生出各種社會問題。隨著下崗工人維權意識的增強,他們會自發組織起來到政府部門上訪抗議,讓官方維穩的神經緊繃。

根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在全國範圍內,1988年以前已經有30萬國有企業工人離開了國有企業。工人對失去工作保障以及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的不滿,是工人支持1989年的學生示威活動的原因之一。曲婉婷的母親涉嫌貪污案之所以能被揭露,歸功於被逼上絕路的下崗工人不遺餘力地舉報。

和下崗工人悲慘的境遇相比,一些官員和老闆四兩撥千斤般成為這個國家頤指氣使的新富階層,今天中國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也奠基與此。

「歐洲有一句經典名言,三代人出一個貴族,第一代人當強盜打家劫舍,積累原始資本;第二代人靠著這筆錢,坑蒙拐騙,繼續擴大生意逐漸轉型;第三代人徹底擺脫強盜後裔標籤,學習藝術,直奔上流社會,徹底和下等人拉開距離。」

一位短視頻博主如是說道。「一個貪污3.5億,成為女兒眼中『英雄』的母親,是否如兒女歌中所說,存在於深深的腦海裡?」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