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來了》：光州事件與香港，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

文：戈登探長（德尼思化創辦人，希望讓文藝更加貼地）

1970年出生，韓國中世代的女性小說家韓江（한강），2016年其著作《素食者》獲得「國際布克獎」，頗受國際關注。她的小說《素食者》、《少年來了》及《白》已有中譯版面世，韓江作品中所關注人性的黑暗與光明，反覆探討不同形式暴力對個人的影響，極具人文關懷。其中，《少年來了》以韓國當代政治史相當殘酷，及至近年始受正視的「光州事件」為題材，對身處亂世動蕩的香港人而言，這是一本充滿熟悉、既視感的小說，因為我們都不再是可佈歷史的局外人，因為我們都目睹了許多、許多的「少年」來了又去。

圖片來源：漫遊者文化出版社

自從2017年韓國電影《逆權司機》在港大受歡迎，不少香港人都對1980年的「光州事件」多了些認識。宋康昊主演的士司機，由最初的政治冷感，認為在光州抗議的民眾、學生都是搞事暴徒，直至陪隨德國記者深入光州，目睹當地人民的善良，政府軍隊的無恥，親身經驗才改變了他的看法。宋康昊最後挺身而出，成功送走德國記者，向國際社會公布韓國政府血腥鎮壓光州的真相。即使再殘酷，正因未來的確改善，結局給予觀者光明希望。

逆權司機走了，那麼留在光州的其他人呢？那些受了傷在醫院哭號的人，那些沒有死去被拘留的人，那些見證親友逝世活下來的人，埋沒在大洪流之中的小人物——或許一如你我——他們的故事又是怎樣？

圖片來源：《逆權司機》預告片截圖

韓江《少年來了》記載了「光州事件」發生及其後，他們的人生：以小學生東浩為起點，講述他目睹軍人射殺好友正載，為了贖罪，他留在道廳協助振秀、恩淑、善珠等人，處理每日不斷增加的遺體，直到軍隊鎮壓，子槍貫穿少年的心臟，「光州事件」終結了。振秀被警察關進牢獄虐待，出獄不久後自殺；恩淑成了出版社的編輯，因為和身分敏感的作家合作，被警察審訊連打七記耳光；研究光州事件的學者，再度邀請善珠接受訪問，她勾動了痛苦的回憶，於面對和逃避之間掙扎；正載中槍身亡陰魂不散，經驗恐怖的身後世界；東浩母親喪失骨肉至親的悔恨和悲慟，家族創傷的見證。

《少年來了》尾聲，韓江自白創作動機，緣自她出生光州，在一切發生之前剛好搬家，和事件擦身而過。她成長在家族欲言又止的禁忌，長大後重新梳理、回顧這段歷史，而東浩的原型，正是韓江舊居遷入的新家庭中，在「光州事件」逝世的小學生。可以說，故事敘述的起源，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少年來了》的因。

或許在那個年代，剃著那種髮型、身穿制服的少年都長那樣也說不定，都有著那種善良的單眼皮，以及因為抽高而消瘦的臉頰和細長脖子。

一顆子彈貫穿了少年的身軀。韓國「光州事件」的悲劇，香港2019年10月1日的國殤，不一樣的時代背景，卻彷彿相似重疊的少年。

一、一切完結之前：從不絕望的國族想像

《少年來了》除去尾聲，共計六章，以六個人物的觀點切入「光州事件」及其後，是當代政治歷史小說的以小見大、一葉知秋的筆法。第一章名為「雛鳥」，記述在東浩生前，小學三年級初生如雛鳥者，卻要親手記錄、見證無數具體的「死亡」：

你把白色紗布事先剪成適當大小，用別針別上紙片，以便馬上騰寫編號數字。另外，你也揶了一下身分尚未確認的死者以及棺材，縮小他們之間的距離，好讓新來的遺體有地方擺放。有些夜晚死者人數特別多，根本沒有時間去揶動位子騰出空間，只好將那些棺材對齊，一具具緊挨著整齊排列。那晚，你起身環顧擺滿死者的禮堂，他們彷彿說好在此重聚般，不發一語、一動也不動地散發著陣陣惡臭。你把本子夾在腋下，快步穿梭在這些「群眾」之間。

東浩幫助善珠姊、恩淑姊處理遺體，在本子上書寫屍首的性別、目測年齡、衣著配件、鞋子款式等，為它們編上號碼，以便家屬認屍、悼念。韓江刻意使用「你」作為敘事人稱，隱藏的「我」既是作者，也可以是讀者；你我對話，象徵了書寫和閱讀、記錄與見證的多重連繫。《少年來了》的開章即告訴了我們，當你翻開東浩人生片段的一刻，已經選擇了成為「光州事件」眾多逝者的見證人。

處理遺體過程中，東浩不解為何悼念死者時，都必須在棺木鋪上國旗，唱國歌，國家不正是殺害民眾的主謀嗎？他向恩淑姊提問，卻換來「怎麼能把那些（軍）人當成是國家呢？」這種國族想像，又或叫作愛國／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是群眾行動之所以能團結的關鍵。因此書中不乏這樣的描述，第四章因此事坐牢的「我」，回憶其時示威：

大家一起齊聲合唱的歌曲只有國歌與〈阿里郎〉這兩首，那瞬間我感覺彷彿所有人都奇蹟似的走出了自己的軀殼，用赤裸的肌膚靠攏彼此。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臟，被粉碎後鮮血直流的那顆心臟，再次重生，奮力地跳動著。

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著有知名的「人類史三部曲」，反覆告訴我們，對人類最重要的事物皆為虛構，「互為主體」的想像和信念，一一構成社會的意義之網，推動歷史發展，也把我們捆綁其中。當然，社會運動不一定以「愛國」為前提，但總會有某種「社群」的想像，成為群眾有所共鳴的情感和思想。香港人會唱〈願榮光歸香港〉，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正是同理嗎？那種由個人至群體，良善之心的跳動，是每個經歷者的共同憶記。

在事件過了很久很久之後，四十三歲的善珠憶起東浩的疑問，回答「他們只是試圖用國旗這種布來包裹，因為我們不可以是被他們屠殺的肉塊，所以才會積極地哀悼、唱國歌。」想像賦予意義，也很可能，是一種情感上的對抗和自我慰解。

當軍隊宣告即將進駐光州，留守的學生不如想像中的絕望，「尤其是比較年輕的組員，更懷抱著強烈的希望」，他們相信只要在撐下去，天亮之時會有數十萬市民站在噴水池前，與他們並肩作戰。學生不知道，軍人將手持八十萬顆子彈，對付僅有四十萬人口的光州市民。相對之下，學生善良得連槍都開不了。「我們組裡沒有任何人扣下板機，因為我們知道，一旦扣下板機就會使人斷送性命，所以我們辦不到。」

一切完結之前，直到子彈貫穿許多少年之前，絕望從未正式來臨，直至——

東浩母親曾經深信「他說晚上六點鎖好門就回來，還答應和大家一起吃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