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三招克服「旁觀者效應」,促使我們在旁人沒動靜時挺身而出

《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三招克服「旁觀者效應」,促使我們在旁人沒動靜時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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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即使事故至關危急,我們處在人群中仍傾向不作為,這與人類另一個更普遍的天性有關:行動(或是不行動)如果會顯得較不起眼,我們就會減少出力。當我們的努力會與旁人結合,我們就會降低自身貢獻,這種傾向叫做「社會閒賦」(social loafing)。

文:凱瑟琳・山德森(Catherine A. Sanderson)

三個和尚沒水喝

即使事故至關危急,我們處在人群中仍傾向不作為,這與人類另一個更普遍的天性有關:行動(或是不行動)如果會顯得較不起眼,我們就會減少出力。當我們的努力會與旁人結合,我們就會降低自身貢獻,這種傾向叫做「社會閒賦」(social loafing)。

不論是課堂、職場或政壇,社會閒賦可見於多種場合。這說明了為何有那麼多大學生痛恨團體作業:他們害怕自己將被迫攬下全責,只有苦勞沒有功勞,其他組員卻在一旁打混。這也解釋了餐廳為何會對一桌六人以上的客人強制收取定額小費。如果讓他們自行決定,一大群客人裡的每個人會傾向付極少的小費,因為他們假設自己付多少也不會有人注意,反正同伴會多出一點來補好補滿。換句話說,社會閒賦有部分成因是我們自以為能隱沒人群,擺爛也不會被發現。

社會閒賦特別容易發生在個人的付出難以分辨或估量時,例如普渡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在大學接力游泳隊中,比起只宣布全隊成績,若也宣布個人成績,隊員便會游得比較快。同樣地,如果我們要人「盡全力」大聲鼓掌或叫好,他們在人群中(此時不盡力也不明顯)的表現會比獨自一人時差得多了。這種懈怠的表現不限於體能行為:受試者光是先想像自己身處人群,之後承諾捐助慈善團體的金額,就會少於想像自己獨處的受試者。社會閒賦也解釋了為何選舉投票率這麼低,即使民眾有強烈的政治觀點也一樣。

我目前舉的例子大抵無傷大雅,然而認定別人會收拾殘局的傾向,可能在工作場合造成嚴重後果。柏林工業大學(Ber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做過一項研究,要求受試者監控並交叉檢驗一座化工廠的自動化系統,確保其正常運作。常見的假設是,讓多人監控同一部機器會增加抓出問題的機會——多一雙眼睛不是比較好嗎?不過這種「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的理論忽略了基礎研究的結果:人類在團體作業中較容易鬆懈。

這項監控研究證實這個事實。研究結果發現,比起單獨工作的人,與一名伙伴合作的受試者不論檢查次數或揪出的自動化失誤都比較少。獨自監控機器的受試者抓出九十%的失誤,而兩人同組的受試者只查出大約六十六%。團隊合作的表現顯然遠遜於獨力工作。

不過,社會閒賦的研究至此尚未檢視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人在群體中會選擇減少出力?一個可能原因是他們認為懈怠有正當理由,有些人或許覺得少出小費很合理,因為同桌的其他人點了較貴的菜,或比較有錢;另一個可能是,在群體中的人自覺比較不能掌控結果,這種缺乏控制感導致他們鬆懈。

為了測試這個缺乏控制感的理論,倫敦大學學院的研究人員邀來一批受試者,請他們單獨或成雙地進行一項略具挑戰性的任務。受試者在實驗之初會得到一些點數,實驗結束時能兌換酬金。這個實驗在電腦的虛擬情境中進行,受試者要負責防止一枚彈珠從傾斜的槓子滾落地面。他們可以隨時按鈕止住彈珠,不過彈珠在槓子上滾得愈久,扣分愈少——這會使人想晚點出手阻止,但如果彈珠滾到地上,就會被扣很多分。

當受試者以為有同組搭檔(實際上是電腦程式),若受試者停下彈珠,自己會被扣分,而搭檔停下彈珠,是搭檔被扣分,受試者不會。所以說,這個實驗設計使得受試者是單獨或團體合作的盤算有所不同。獨力作業的受試者只要決定自己願意承受多少風險,有搭檔的受試者必須將對方願意承受的風險也納入考量。

研究人員要評估受試者行為的三種不同面向:受試者是否會止住彈珠,又是在何時;受試者自覺對結果的控制程度;他們的腦部有何反應。研究人員使用腦波儀測量受試者的事件相關電位(一種腦波),意在了解這種電位的一個特定部分:回饋相關負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FRN)。

回饋相關負波的強弱已證明能預測人對個人行動結果自覺有多少控制。人進行團體任務時,回饋相關負波比獨力作業時來得弱,大概是因為跟別人合作時,覺得自己較無力控制結果。他人參與任務的程度愈高,受試者的回饋相關負波愈弱。這個彈珠實驗也測量了受試者每次得知自己被扣幾分、面對個人選擇結果時的回饋相關負波。

研究人員分析實驗結果,發現平均而言,受試者有搭檔時都會比獨自操作更晚才停下彈珠,這很合理:如果是搭檔出手止住彈珠,受試者不會被扣分,他們比較樂意觀望到最後一刻,看搭檔是否會先出手。與人搭檔的受試者也表示,他們覺得自己對結果的控制力小得多。這個發現也很合理:獨自玩遊戲的人能全權掌控彈珠何時停下,有搭檔的人得考慮對方的出手時機。

透過神經活動分析,合作會降低個人掌控感的假設獲得更多支持證據。與人同組的回饋相關負波比獨力作業來得微弱,跟先前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個實驗設計如同真實生活中的許多旁觀者情境,受試者即使仍可隨時選擇是否行動,但在有伙伴時會自覺控制感較低。

這個研究對於拓展早先的責任分散研究有卓著貢獻。不論在主觀(自我評估掌控感)或客觀(腦波圖資料)層面,都證明了人與伙伴同工時傾向用不同方式思考行動後果,對後果的感受亦有所差異。比起獨自作業,與另一人合作、在決定行動與否時,對個人行為結果的責任感會降低。

當我們與人同工,此時對個人行動與其結果的掌控感似乎雙雙降低,從而減輕了必須採取行動的迫切感。

克服旁觀者效應

目前為止,我提到的研究都在協助解釋人類在群體中傾向不作為的天性(尤其當其他人也束手無為時),但這種不作為並非無可避免,幸好我們偶爾還是能克服這種天性。了解有助於克服旁觀者效應的因素,或許能促使我們在旁人沒動靜時挺身而出——尤其是挑戰艱鉅的時候。

訣竅一:公眾自我意識

雖然群體會促使大多數人出現社會閒賦行為,要是知道有人在看著我們,就比較不會鬆懈。我們都喜歡自認是好人、行事大抵符合道德正義,一旦知道有人在估量我們的行為,當好人的慾望又會更強烈。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馬可.范博梅爾(Marco van Bommel)的研究顯示,即便是細微的提示,只要能增強公眾自我意識(public selfawareness),就能減弱在群體中鬆懈的天性。有多種方式可以增加這種自我意識。

在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設立一個線上聊天室,告訴受試者這是在研究網路溝通。受試學生登入後,看到了他們以為是其他使用者貼的訊息,內容都很沮喪憂傷:有一則訊息表示有自殺念頭,另一則說自己有厭食症,還有一則說他的伴侶得了癌症。受試者能回應表達情感支持,不過他們也被告知,要不要回應完全取決於他們自己。

在這項研究的第一版實驗中,每個人都能在螢幕上看到所有使用者的姓名,皆以黑字呈現;有些受試者看到另有三十人也在聊天室,部分則只看到自己一人。如同早先的責任分散研究會有的預測,受試者若以為只有自己在聊天室就比較會回訊息,覺得有很多人也登入時則沒那麼積極。

在第二版實驗中,學者刻意增強公眾自我意識的感受,將受試者姓名以紅色標出,其他人則維持原本的黑色。光是這個簡單更動就翻轉了慣常的研究發現:突然間,在多人聊天室裡的受試者比獨自一人更勤於回訊息。

這看似微小的改變為何差別這麼大?基本上,如果我們高度自覺群體的其他人知道我們的身分,自然就不想別人覺得我們是混帳、竟然不回應需要幫助的人。若我們認為不出力有損個人形象,原本使我們在群體中懈怠的心理因素(不想傻傻包辦全組作業或為同桌的吝嗇鬼多出小費),這下反而促使我們幫更多忙。

學者又重複這個實驗,用另一種手法強化公眾自我意識。這一回,在實驗開始時,他們請一半的受試者確認視訊攝影機的指示燈亮著,其實攝影機要到第二階段才會用上;另一半受試者則完全沒被告知這件事。不知情的受試者,在人多的聊天室裡就不太會回訊息。至於那些先確認過攝影機、公共自我意識被增強的人,在人多的聊天室裡會更有回應。

這個實驗提供了寶貴資訊,不僅讓我們取得旁觀者效應的成因,更讓我們知道要如何克服這種影響。人多時,我們常覺得能隱身群眾,不必多費力氣挺身而出,因為沒人會留意到我們袖手旁觀。不過,當意識到有人會注意我們的行動(或毫無行動)時,為了留下好印象就會趕緊協助。其實,比起跟少數幾個朋友一起,如果是跟一大群朋友同在,人在遇有事故時較會伸出援手。原因或許很簡單:我們想在朋友面前充面子。

所以說,置身人群未必會妨礙我們提供協助,只在人群能做為掩護、讓我們匿名時才會如此。畢竟我們在乎社會聲譽,如果自身所處的群體知道我們的身分,那麼人多將比人少時更有可能促使我們幫忙。

說到校園或職場中的團體行為,這個洞察尤有助益,在這些場合人很容易被朋友與同事圍繞。學生與同事其實能自發地合作行動,至少在他們幫忙阻止的對象不是同社群成員時是如此(我們會在第五章討論社群成員的影響)。

訣竅二:捨我其誰的責任感

另一個影響社會閒賦的因素,取決於你是否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帶來改變。你的行動是否不可或缺?如果請人進行一項困難的任務,而他們自信能做得比別人好,通常就不會懈怠,即使未評估個人成績也無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覺能為團體的成功做出獨特且重要的貢獻。研究人員也發現,比起只有成人在場,有兒童(理論上無力幫忙)在場時會使人更快為事故出手援助,即使不認識那些兒童、不做好榜樣也沒關係。

這也能夠解釋為何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在事故中較會挺身而出──他們不受一般的責任分散效應影響。事實上,舉凡醫生、護士、軍人、義消,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自覺更有責任採取行動,通常也真會出手。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從護理系與教育系各徵來一批學生,聲稱要請他們參加一個簡單的問卷調查實驗。一半的學生獨自在房間裡填問卷,另一半則與一名學生(研究人員的暗樁)同處一室。正當他們振筆疾書時,門外傳來一名男性摔下樓梯、痛得大叫的聲音。

教育系學生若是獨自一人,會比有伴時更容易出去幫忙。這完全符合早先的責任分散實驗對群體情境的預測。而護理系學生不管有沒有伴,出去幫忙的比率相當。這不代表護理系學生比較善良,雖然有時或許如此,這個結果反應出他們知道該採取何種措施,自覺應該行動。

除了擁有專業技能,身負領導職權也會提高責任感。在一個心理學實驗中,受試者被隨機分派擔任組長,這些組長在某個組員看似嗆到時會比其他組員更常伸出援手。隨機分派的領導身分降低了人群中常見的責任分散效應。

在某些案例中,儘管有專業知識的人並非掌權者,還是有可能負起責任。我念大四時,有一天在四樓教室上課,突然整棟樓開始前後搖晃。那是北加州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洛馬普列塔(Loma Prieta)地震。學生全都指望現場的權威發號施令,也就是教授。

不過教授的反應出乎預料,她抓住講台邊緣大叫:「我是紐約人!」她顯然不知如何是好。另一名學生隨即大喊「我是加州人」,確立了他在這場緊急事件中的威信,然後指示:「快躲到桌子底下!」

訣竅三:人際連結

二○一九年一月,十三歲的非裔冰上曲棍球員狄凡.阿波倫(Divyne Apollon)到馬里蘭州打巡迴賽,對方隊伍在比賽進行中頻頻以種族歧視言行攻訐他,有人模仿猴子叫,還有人叫他滾出冰場、去打籃球,至少一人喊出「黑鬼」這字眼。從教練、裁判到家長,在場所有大人都未加干涉,反倒是狄凡的隊友出面了,在第三局比賽結束時也向對手喊回去,結果雙方爆發群架。狄凡的隊友全是白人,那些種族歧視的辱罵譏笑並非針對他們,他們還是在冰場上捍衛狄凡;隊友情誼超越了旁觀者效應。

自覺與落難者有連結,究竟是如何協助我們克服保持沉默的天性?根據「自我歸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人的自我認同與社群認同是連貫的,不論性別、種族、國家、學校、運動隊伍或職業皆然。這種共享認同(shared identity)使我們更容易出手幫忙,即使身處通常令人躊躇的群眾之中也是如此。我們對同社群的成員較有強烈的連結感,這麼一來,袖手旁觀的感覺就比較不舒服:同胞遇難,你我伸援。

馬克.李文(Mark Livine)與同事的研究顯示,即使只有很粗淺的共享認同(例如都是某支運動隊伍的粉絲),也能增加幫忙的意願。在一個實驗中,李文團隊募來一批全為男性的曼聯足球隊迷,聲稱要請他們參加賽事群眾行為的研究。受試者先填完一份簡短的問卷,調查對心儀球隊的支持概況,然後研究人員請他們去另一棟大樓觀看一段影片。

當受試者走出戶外,步向另一棟大樓時,意外在他們面前上演:有人滑跤跌到草地上,痛得抓住腳踝大叫。這名摔跤的苦主會輪流穿三件不同上衣:曼聯球衣、利物浦隊球衣(曼聯的對頭),或是毫無球隊象徵的素色上衣。你猜得到受試者最可能幫誰嗎?

如果苦主穿著曼聯球衣,這些曼聯球迷幫他的比率高出很多,超過九十%會停下來伸出援手;如果傷者穿著利物浦球衣,比率只有三十%;穿素色上衣獲得幫助的比率是三十三%。除了這項研究,同一群論文作者的其他研究也證明,即使是看似淺薄的共享認同(如中學同校或支持同一支隊伍),都能使助人行為大為改觀。

就連面對暴力情境,插手的代價明顯大增時,共享認同感都能促使人出面調停。有學者以沉浸式虛擬體驗技術做過研究(為顧及學術倫理,想研究危險情境的旁觀者效應,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結果發現,如果身陷險境的是同隊球迷,受試者更傾向插手或阻止暴力事件。

所以說,如果我們自覺跟陷入麻煩的人有連結,會較容易克服在群眾中袖手旁觀的人類天性。這也能解釋冰上曲棍球小球員們為何沒有保持緘默,而是挺身反擊隊友遭受的種族歧視攻訐。共享認同感使他們自覺必須做點什麼,這事件最終引發一場對抗體壇種族歧視的地方社運。

這當然也有助於解釋凱蒂.吉諾維斯之死的真實經過。新聞報導指稱事發當下有數十人目擊,卻無人採取行動,但調查後揭露,其實當下至少有兩人報警,還有一名女性做得更多。蘇菲.法拉(Sophie Farrar)是凱蒂的朋友,凱蒂的一位鄰居打電話告訴她這起攻擊事件,蘇菲馬上報警,並且趕到凱蒂身邊,即使時值半夜,加上她無從得知前往現場是否會自入險境。救護車抵達時,蘇菲正握著凱蒂的手臂。

蘇菲或許曾掛懷自身安危,不過凱蒂無疑需要幫助。假若情況並非如此明確,就比較難決定要不要介入。如同你會在下一章讀到,如果我們不確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採取行動便格外困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揭開讓我們選擇沉默的人性機制》,商周出版

作者:凱瑟琳・山德森(Catherine A. Sanderson)
譯者:林凱雄

為什麼人們面對暴行卻不願挺身制止?
道德勇氣並非與生俱來,無所作為才是人性!

不是現代人冷漠,而是人類天生明哲保身
2011年,中國佛山市一名兩歲的小女孩被車輾過,在她倒地流血的十七分鐘內,至少十八個行人路過,卻無人伸出援手。
許多惡行、暴舉發生的當下,並不是沒有目擊者,但大多數的人選擇保持沈默、無所作為、不去介入。
根據研究,這種狀況並不是單純的冷漠,而是肇因於同樣因素:
對事件本質感到困惑、旁觀者不覺得對此有個人責任、誤判社會規範、害怕插手的後果。

好人袖手旁觀,來自誤判狀況與權衡風險

  • 旁觀者效應:69%人在有旁人在場時不會主動伸出援手。他們假設別人會出手相助。
  • 評價顧慮:81%人不會介入夫妻即將暴力爭執的情境。他們怕搞錯狀況會很尷尬。
  • 社交代價:69%護理師曾看到同事未遵循規範卻沒指正。他們擔心被當成告密仔。
  • 從眾壓力:37%人會故意給出錯誤答案,以求與其他組員一致。他們寧可犯錯也不願被排擠。
  • 生理機制:腦部活動對被社交排擠的反應,相當於經歷肉體疼痛。

本書作者凱瑟琳・山德森教授,將從心理學、腦科學、生物學、經濟學等不同角度,
探究惡行發生當下,這群「良善之人」為何受制各種因素冷眼旁觀,又如何成為惡行背後的隱形推手。

從學校到職場,人人都有能力挺身而出
只要情境得宜,即使好人也可能不自覺地作惡,或是面對他人惡行沉默無為。
本書將會檢視校園霸凌、大學性騷擾、職場不當行為等特定現實情境,
有哪些因素會克制旁觀者的行動,並提供實用的應對方式與技巧,
學習那些勇於發聲的「道德叛客」的共通特質,克服生理與心理上的機制,
使我們能在別人亟需救援時更勇於採取行動,找到破解「無所作為」的最後防線。

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_立體書封(300dpi)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