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對於像美國這種大型經濟體,國際貿易可以帶來的得益相當少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對於像美國這種大型經濟體,國際貿易可以帶來的得益相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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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每一名經濟學大學生學到的都是:貿易可以帶給來巨大的總得益,只要我們能夠重新分配這些利益,每個人的境況都可以變得更好。但本章的三個主要結論卻顯然沒那麼美好。

文: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

貿易值得嗎?

美國總統川普決定用關稅解決貿易的負面影響。他歡迎貿易戰。貿易戰始於二○一八年頭幾個月:美國對進口的鋁和鋼鐵徵收新關稅。川普隨後談到要對中國商品徵收五百億美元的關稅,而在中國報復美國之後,他提議對中國商品再徵收一千億美元的關稅。

消息曝光後股市大跌,但美國兩大黨都有很多人認同這種基本直覺:美國應該收緊經濟開放程度,尤其是應該保護經濟免受中國傷害。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激動不已。他們提醒眾人注意歷史教訓:一九三○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確立了「史上最惡劣的關稅」,對美國進口的兩萬種商品課徵關稅,引發了一場全球貿易戰。《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剛好出現在美國陷入大蕭條的時候,而雖然大蕭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它造成的,但它無疑使全面課徵關稅的政策蒙上不好的名聲。

讀過經濟學研究所的人,全都深信貿易增加(整體而言)是好事。一九三○年五月,超過一千名經濟學家寫信給胡佛總統,敦促他否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但是,還有一件事是經濟學家確實知道但往往不告訴別人的:對於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來說,貿易帶來的總利益其實相當少。事實是,如果美國回到完全自給自足的狀態,結束所有對外貿易,它會變得窮一些。但不會窮很多。

科斯蒂諾(Arnaud Costinot)和他的長期合作夥伴羅德里格斯-克萊爾(Andrés Rodríguez-Clare)因為指出了這一點,在貿易經濟學家圈子中變得臭名昭著。二○一八年三月,他們適時發表了新文章〈美國的貿易得益〉(The US Gains from Trade),第一段頗有先見之明:

美國每一美元的消費,約有八美分是花在進口商品。

如果因為一堵牆或其他極端的政策干預,這些商品全都無法進入美國,那會怎樣呢?美國消費者願意付出多少錢來阻止這種假設性政策變化發生?這個問題的答案代表經濟自給自足的福祉代價,也相當於貿易帶來的福祉得益。

這篇文章的基礎是兩人好幾年來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包括與其他人合作的研究),以及數十年來有關貿易的研究。該文的關鍵論點是貿易的得益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我們進口多少東西,以及這些進口受關稅、運輸成本和國際貿易其他成本影響的程度。如果我們根本不進口任何東西,則即使我們築起一堵牆並阻止商品進口,顯然也沒有關係。第二,即使我們大量進口,但如果進口價格稍微上漲我們就不再進口(因為進口商品變貴了一點),那麼這些進口商品在我們這裡一定有很多替代品,這就意味著進口的價值並不高。

計算貿易得益:略為技術性的枝節

基於這個概念,我們可以計算貿易的得益。如果美國只進口香蕉和生產蘋果,這種計算會很容易。我們可以看看香蕉占消費的比例,以及隨著香蕉與蘋果的價格改變,消費者願意在多大程度上以香蕉替代蘋果或以蘋果替代香蕉(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講的交叉價格彈性)。但事實上,美國進口的商品約有八千五百個類別,因此要做好這種計算,我們必須知道各種產品之間的交叉價格彈性,以及每一種產品在世界各地的價格(蘋果與香蕉,日本汽車與美國大豆,哥斯大黎加咖啡與中國內衣)——這種方法因此並不可行。

但我們其實不必逐一檢視各種商品。我們可以假設所有進口貨物為無差別的單一商品,它們或是被直接消費掉(進口商品占美國消費八%),或是成為美國生產作業的投入要素(相當於消費的三.四%);這樣也可以估算出接近事實的貿易得益。

為了估算貿易的最終得益,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進口商品對貿易成本有多敏感。如果它們非常敏感,那就意味著我們進口的商品很容易以本地生產的東西替代,這代表我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不是很有價值。另一方面,如果即使成本改變,進口的價值保持不變,那就意味著我們真的很喜歡進口貨,以及貿易顯著增進了我們的福祉。

這種估算涉及一些猜測,因為我們其實是在談論一種並不存在的商品——它是數千種非常不同的商品的綜合體。科斯蒂諾等人因此根據多種不同的情況估算結果,包括進口商品很容易以本地商品替代的情況(貿易得益相當於GDP的一%),以及進口商品很難以本地商品替代的情況(貿易得益相當於GDP的四%)。

規模很重要

科斯蒂諾和羅德里格斯-克萊爾認為美國的貿易得益很可能約為GDP的二.五%。這真的不算多。美國經濟二○一七年成長二.三%;也就是說,只需要一年的不錯成長,就能抵銷美國經濟永遠徹底閉關自守的代價!他們是不是算錯了什麼?他們的計算有許多細節可以爭論,但數量級應該是正確的。簡而言之,雖然美國開放貿易,但其進口比例(相當於消費的八%)在世界各國當中幾乎是最低的。國際貿易帶給美國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很大。相對之下,在比利時這個小型的開放經濟體,進口比例超過三○%,貿易對比利時因此重要得多。

這並不令人驚訝。美國經濟規模非常大,也非常多樣化,因此有足夠的生產能力滿足本地大部分消費需求。此外,很多消費是花在服務上(類型多樣,從銀行服務到家居清潔皆是),而這些服務通常無法靠國際貿易提供(至少目前還不行)。即使是工業製品的消費,也涉及相當一部分的本地服務。美國人購買在中國組裝的iPhone時,同時也付錢購買了美國的設計、廣告和行銷服務。iPhone在光鮮亮麗的蘋果商店出售,這些商店是在地公司建造的,由在地的科技愛好者提供服務。

但是,我們不應被美國的例子沖昏頭腦。像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不缺技能和資本,可以在國內某個地方以很高的效率生產多數商品。此外,它們的國內市場夠大,足以消化許多領域的許多工廠以適當規模生產出來的東西。它們不會因為終止國際貿易而蒙受很大的損失。

國際貿易對經濟規模較小、相對貧窮的國家重要得多,例如非洲、東南亞或東南歐的許多國家就是這樣。在這些國家,技能和資本都不足,而且因為收入低、人口少,當地對許多商品(例如鋼鐵和汽車)的需求不多,不足以支持當地大規模生產這些商品。不幸的是,正是這些國家在發展國際貿易時會面臨最大的障礙。

但是,對印度、中國、奈及利亞或印尼等大型開發中國家來說,更大的問題往往是內部整合。許多開發中國家受到內部連接不足的問題困擾。全球有接近十億人住在距離柏油道路超過一英里的地方(當中三分之一在印度),附近也沒有鐵路。國內政治運作有時令這種問題變得更嚴重。中國有很好的公路,但中國各省都有辦法阻止當地企業從外省採購東西。印度最近引進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之前,每個邦都有權設定自己的稅率,而各邦經常以此為手段偏袒本地廠商。

小即是美?

但或許是比較優勢這個概念本身被高估了,即使是小國也可以自給自足。這項道理更進一步的推論是:或許每一個社區都可以學會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

這種觀念由來已久,但在歷史上留有惡名。在中國的大躍進時期,毛澤東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意志力,中國每一個村子都可以工業化,家家戶戶都可以煉出鋼鐵。大躍進以慘敗告終:農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拿出家裡的鍋子和犁頭做為材料,忙著土法煉鋼,任由田地荒廢或作物在田裡腐壞。許多中國觀察家認為,這可能造成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的中國大饑荒,導致超過三千萬中國人死亡。

自給自足的鄉村社區也是甘地經濟哲學的核心。在甘地的願景中,人們以手織品為衣服,主要靠耕種生活。這種思想對印度獨立後的經濟政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在世界貿易組織二○○二年迫使印度廢除這項政策之前,根據印度政府的規定,七九九種商品,從醃漬食品到鋼筆、染料和許多衣物,只能由可以在村莊裡設立的微型企業生產。

當然,問題在於小並不美。生產規模必須達到某個門檻,企業才有能力僱用專業人才或使用高生產力的機器。阿比吉特的母親尼瑪拉.班納吉(Nirmala Banerjee)是觀點相當左派的經濟學家,她在一九八○年代初調查了加爾各答和附近的小企業,對它們生產效率之低下感到震驚。後來出現的證據證實了她的洞見。在印度,小企業的生產效率遠低於大公司。

但是,市場如果不夠大,企業也大不起來。亞當斯密一七七六年曾寫道:「分工受市場的規模限制。」這正是貿易有價值的原因。孤立的社會不可能有高生產力的公司。

事實上,鐵路建設造就的國家內部整合改變了許多經濟體的面貌。一八五三至一九三○年間,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監督修建了近四萬二千英里的鐵路。鐵路出現之前,商品運輸靠牛車走泥路,每天最多能走二十英里。有了鐵路之後,同樣的商品一天可以走接近四百英里,而且成本低得多,貨物損壞的風險也小得多。

拜鐵路所賜,原本幾乎與世隔絕的內陸地區得以與其他地區連接起來。鐵路網大大降低了貿易成本。公路運輸每英里成本幾乎是鐵路的二.五倍。鐵路連接起來的地方彼此間的貿易與日俱增,這些地方因此變得比較富裕;相較於不通鐵路的地區,通鐵路地區的農業產值成長速度快十六%。

美國是幾乎同一時期靠巨大的鐵路網整合起來的另一個大國。雖然鐵路在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直有爭議,但最近的研究顯示,如果沒有鐵路建設,美國農地的價值會比現在低六四%。這些農地的價值反映了農民預期可以從更好的交通網中得到的全部利益,而這種得益主要在於各地區得以專注種植當地擅長的農作物。一八九○至一九九七年間,美國農業的在地專業化程度愈來愈高。愈來愈多農民根據每塊田地的條件(氣候、土壤之類)選擇種植最合適的作物,結果農業整體生產力和收入均大幅成長。

內部整合不佳也是經濟黏性的來源,這可能導致一般人完全無法從國際貿易中得益,甚至可能因此蒙受損失。道路狀況惡劣會使鄉下人不願去城裡找新工作。在印度,鄉村連接主要道路的泥路狀況不佳,已證實會阻礙農村居民離開他們的村莊去找非農業工作。因為崎嶇不平的道路會大幅推高商品的最終價格,偏遠鄉村的消費者完全享受不到國際貿易的好處。

在奈及利亞和衣索比亞,進口商品即使真的運送到偏遠的鄉村,當地居民也負擔不起。無論是就投入要素還是最終產品而言,運輸條件惡劣都會蠶食廉價勞動力造就的成本優勢。國家內部的聯繫必須改善,國際整合才可能帶來好處。

貿易戰不可取

本章的例子和分析來自最受尊敬的經濟學系所做的尖端研究,但主要結論似乎與數十年來的傳統觀念相左。每一名經濟學大學生學到的都是:貿易可以帶給來巨大的總得益,只要我們能夠重新分配這些利益,每個人的境況都可以變得更好。但本章的三個主要結論卻顯然沒那麼美好。

首先,對於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來說,國際貿易可以帶來的得益相當少。第二,雖然對較小和較窮的國家來說,貿易可以帶來的得益可能大得多,但發展貿易並沒有速效的靈藥。正如我們在第二章討論移民時看到,開放國界不足以促使很多人遷徙,消除貿易障礙也不足以確保後進國家能夠充分參與國際貿易。宣布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並不是發展經濟的速效靈藥(甚至不是發展貿易的速效靈藥)。第三,事實證明,貿易得益的重分配極其棘手,受貿易打擊的人已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至今仍在受苦。

整體而言,商品、人員、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使世界變得豐富許多。幸運兒得天時地利之助,掌握適當的技能或思想,變得非常富有(有時富裕到驚人的程度),受惠於在全球舞臺上發揮自身特殊才能的機會。其他人就沒那麼幸運了。有些工作流失之後,沒有新工作可以彌補。所得增加創造出一些新的工作機會(例如廚師、司機、園丁和保姆),但貿易也創造出一個比較動盪的世界——有些工作可能突然消失,然後出現在千里之外。結果是貿易的得益與代價分配極其不均,而我們顯然已經開始嘗到苦果;貿易和移民這兩大議題如今決定了我們的政治論述。

那麼,保護主義關稅有幫助嗎?答案是沒有。現在重新引入關稅對多數美國人沒有幫助。原因很簡單:我們至今的主要論點之一,是我們必須關注轉型變遷的問題。因為中國衝擊而失業的很多美國人一直無法恢復體面的生活,因為經濟的黏性導致他們無法跨行業或跨地區重新投入工作,而資源也不會流向他們所住的地方。

但是如果美國現在斷絕與中國的貿易,顯然會製造新一批失業者,而這些新輸家有很多會住在我們至今沒聽過什麼消息的地方,因為那些地方的經濟狀況原本一直不錯。事實上,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和四月二日中國宣布要課徵關稅的一二八種商品多數是農產品:它們是a.p.p.(蘋果、梨子和豬肉),不是apps(應用程式)。美國農產品出口近數十年來穩定成長(從一九九五年的五六○億美元增加至二○一七年的一四○○億美元)。如今美國生產的農產品有五分之一出口至外國,最大的市場是東亞。光是中國就購買了美國十六%的出口農產品。

因此,美國若與中國展開貿易戰,首波影響很可能是美國農業和支援農業的產業會損失大量工作。美國農業部估計,在二○一六年,美國有超過一百萬個職位有賴農產品出口,當中近四分之三是在非農業部門。農業就業人口比例最大的五個州是加州、愛荷華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馬州和佛羅里達州。

正如在賓州失去製造業工作的人無法在家裡附近找到其他工作,在農業大州失去農業工作的人也不會在當地找到製造業工作。我們在本章和上一章看到,製造業勞工失業之後往往不會遷移到其他地方,而因為同樣的原因,農場工人失業之後也很可能不會搬家。阿拉巴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國最窮的十個州其中兩個,發動貿易戰將是對它們落井下石。

對美國來說,貿易戰不會是我們想像中的世界末日。不過,雖然貿易戰或許可以幫助美國鋼鐵業留住一些工作,但很可能會對其他行業造成新的重大損害。美國經濟整體而言不會有大問題,但將有數十萬人大受打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春山出版

作者: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
譯者:許瑞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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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與杜芙若指出,我們當前面臨的各種核心經濟議題(移民、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境惡化),在群眾氣憤狂熱的直覺反應,以及死抱教條的「專家」說法夾擊之下,讓本就困難的情況變得更加棘手。他們認為,唯有根據不斷累積更新的研究結果,以承認自己未必正確的謙虛態度多方思考,才能穿透各種過度簡化的武斷意見,找出合適的做法。這本書,可以說是來自研究前線的報告,從中可以看到當今最好的經濟學家怎麼看我們社會正努力應付的基本問題;不只是闡述他們的結論,更說明他們如何得出結論。

(春山)WT02005_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立體300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