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長中的「部落主義」,讓台灣內部與兩岸關係的分歧越來越大

滋長中的「部落主義」,讓台灣內部與兩岸關係的分歧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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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部落效應發生時,你看到對方做什麼都是不對的,也沒法公平的看待一個對方,如果放任「部落化」持續分歧台灣社會,想想一個團結台灣尚不足以應對中國崛起,更遑論是已經分崩離析的台灣呢?

兩岸當局固然虛張聲勢加速衝突,但卻愈演愈烈衍生難以遏制之勢。目前第一軌道的官方對話、第二軌道半官方對話已經付之闕如,第三軌道對話卻又在反中政治氛圍下難以展開,「部落效應」導致雙方採取涇渭分明政策立場,相互妖魔化,對抗凌駕對話、衝突大於合作。此看似台灣反中意識及主體性發展,為「武勇派」路線揚升及獲勝;然則,實以埋下激化兩岸衝突及敵意的惡果。

大部分「武勇派」與「綏靖派」的基本共識,或許仍是「中華民國」

國民黨宣稱立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提出沒有正視中華民國就沒有「九二共識」,兩岸對話與談判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存在;而民進黨則不承認「九二共識」,提出兩岸對話與談判不要預設任何政治前提;蔡英文總統在2019年元旦講話曾提出,兩岸對話必須是政府與政府談判,尊重中華民國存在。

換言之,在兩岸三黨中,國、共兩黨雖具「九二共識」,但對正視中華民國沒有共識;國、民兩黨則是對認同中華民國具共識,但對「九二共識」卻沒共識;至於民、共兩黨在中華民國、「九二共識」皆無共識。

顯然民進黨、國民黨在認同中華民國方面具有共識,如此「台灣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中華民國。然而,在泛綠聯盟中仍存在撤廢中華民國、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台灣正名運動思維,認同台灣人但卻缺乏中國人、中華民族認同,這導致「綏靖派」難以完全相信「武勇派」。民進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如正國會倡議台灣正常國家運動,主張廢除憲法增修條文「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及涉及國名、國旗、國歌、國號等政治圖騰變動。

雙十國慶 高市民眾街頭揮舞國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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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台灣社會或兩岸間「部落主義」,不僅無助於台灣社會及政黨和解,反而激化內部族群及國族認同對立;也不利於兩岸社會相互認識、認同及政治和解。「部落效應」強化台灣內部相互標籤化、污名化,強化政黨、族群對立與衝突,撕裂台灣命運共同體之社會連帶感;同時,也會激化兩岸社會擴大化反中與和中路線之對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去中國化」、台灣國族建構之對立;漸進式台獨、法理台獨、正常國家運動與國家完全統一、一國兩制之衝突。

無論是台灣社會或兩岸互動,若要擺脫「部落主義」困境,就應強化彼此對話,促進相互認識、理解、具備包容心及尊重接納差異。就此而論,台灣社會應先啟動政黨對話、召開國是會議,開誠布公透過由下而上對話機制、凝聚「台灣共識」;在此基礎上,透過和平、對等、尊嚴及對話,化解兩岸對立與衝突,尋求「兩岸共識」。

台灣兩岸政策,也應建立在中華民國國家認同基礎上,藉此界定明確化國家利益;台灣社會應擺脫反中與和中的政治正確選擇,藍綠間應彼此相互克制停止雙方污名化。從「台灣共識」到「兩岸共識」形成,必然是「台灣共同體」凝聚到兩岸、區域利益與和平穩定建構的必經之路。

值得警惕是,一個被「部落化」所分隔台灣社會,將會是一個沒有共識、分歧嚴重社會;一個團結台灣尚不足以應對中國大陸崛起,更遑論是已經分崩離析的台灣呢?一個被「部落主義」所滲透分化社會,如此是更便利於外部力量從內部堡壘攻破之。就此而論,台灣社會內部應停止親中舔共、中共同路人之標籤化、污名化批判,藍綠政黨應從對話、走向和解,執政的民進黨當局透過諸如國是會議等民主機制,探索凝聚「台灣共識」應是責無旁貸,如此始能真正打造對內凝聚認同及對外開放包容之「台灣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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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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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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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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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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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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