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突然關注考古學,是為了把他自己與「中華民族」送上神壇

習近平突然關注考古學,是為了把他自己與「中華民族」送上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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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無字地書」,發現什麼文物並不重要,端看你如何加以闡釋。若用「習近平思想」來闡釋考古發現就是:每一項考古發現都指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習近平的恢復帝制。

習近平為何突然關注考古學?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習近平為什麼在內外交困的此刻,突然關心起考古學來了?難道考古學能挽救中共目前面臨的治理危機嗎?

習近平突然關注考古學,原因有三。

中國的布里茲涅夫:塑造全知全能的領袖崇拜

胡錦濤時代政治局集體學習的模式,被習近平蕭規曹隨地傳承下來,卻又逐漸加以改造,打上習式烙印。

胡錦濤時代的政治局集體學習,胡本人很少發表長篇講話,胡本人故作謙卑地參與到學習之中,傾聽各個領域專家學者的演講;到了習近平時代,聽專家學者講授專業知識是次要之事,無論關於什麼題目,習近平都要發表長篇講話,儼然他才是為政治局授課的老師,請來的專家學者倒成了陪襯。

這個常常讀白字的假博士,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自居,似乎在每一個知識領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即便該領域的頂尖學者都必須接受他的「再教育」。

習近平在講話中對考古學提出四點要求:一是要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要圍繞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總體安排,集中力量攻關。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把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以及對人類的重大貢獻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現出來。三是要搞好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四是要加強考古能力建設和學科建設,增強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

由此可見,習近平對中國考古學領域為其所用有所期待,其躊躇滿志、野心勃勃已不加掩飾。

習近平的自我神話,宛如當年造成蘇聯社會長期停滯的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蘇聯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經常為最高領導人撰稿的阿爾巴托夫(Georgy Arbatov)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見證》一書中指出,任何一種專制制度或極權專政的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資源的貧乏和枯竭。這種枯竭現象越是上溯到領導層就越來得明顯。

他認為,「布里茲涅夫現象」是蘇聯的主要災難——布里茲涅夫這樣第一個人會被當時實行的政治機制推上他很不稱職的職位,並扮演一個對他來說絕對力不從心的角色,即表明蘇聯的衰亡已然不可遏制。

阿爾巴托夫對常有接觸的布里茲涅夫有一番細緻的觀察:其人智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他喜愛閱讀什麼東西,通常就是那本《馬戲》雜誌。影片願意看些自然風光、動物世界之類的題材;嚴肅影片很少有看完的時候。布里茲涅夫幾乎完全缺乏經濟知識;思想僵化,對新生事物簡直就是個過敏反應症患者。

造成蘇聯敗亡的不是無力回天的末代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而是平庸、自戀、腐敗、任人唯親、好大喜功的布里茲涅夫。

阿爾巴托夫對布里茲涅夫的這些評價,如果移用到習近平身上,完全天衣無縫。在精神氣質上,習近平與布里茲涅夫簡直如同孿生兄弟。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而黨國體制根本無法約束其作惡,他的批評者或流亡海外或入獄或被關進精神病院。

而吹捧習近平的官員和文人則個個青雲直上,「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並成為學校的必修課。這足以顯示,中國今天面臨的災難比蘇聯當年面臨的災難更大:在蘇聯解體三十年之後,中國仍未出現一個徹底否定毛澤東的「中國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反倒出現了一個「中國的布里茲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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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茲涅夫|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西北乃「龍興之地」:為皇權專制提供合法性闡釋

習近平對考古領域並非發表泛泛之論,他特別強調西北地區的考古發現,顯然是別有深意在。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陝西人,在陝西開始其暴力革命生涯。在中共黨史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延安革命根據地」就是習仲勛與劉志丹、高崗等一起開創的。當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來到延安之後,很快便鳩佔鵲巢,反客為主,上演了一出林冲火拼王倫的大戲。劉志丹在前線戰死,子彈卻是從後方射來的,誰殺死了劉志丹,人們心知肚明。

習仲勛和高崗等經過延安整風的殘酷折磨後,很快向毛臣服。中共建政後,高崗一度貴為聲威顯赫的東北王,被毛調進北京對抗劉少奇、周恩來等黨政官僚集團,卻遭劉周之強力反擊。毛被迫拋棄高崗,高崗被打成反黨集團頭領,自殺身亡,此為中共建政後第一輪血腥內鬥。

習仲勛躲過這場浩劫,卻很快捲入小說《劉志丹》事件,被毛欽定為「利用小說反黨」,身敗名裂、獨自關押多年。西北系的幹部從未得到毛澤東的信任,絕大多數人的下場都十分淒慘。習近平本人也是中共血雨腥風的內鬥的受害者之一,在文革中淪為無家可歸的「黑五類」。

習近平掌權後,悄然提升西北系幹部的歷史地位,默許為尚未被中共正式「平反」的高崗,舉行頗具規模的紀念活動。他更是為父親習仲勛修建巨大的「皇陵」,為此不惜拆毀附近的多個村莊,強迫遷徙數千居民。

有研究習近平的日本記者專程前往「習皇陵」參觀,不禁為之歎為觀止——習仲勛生前的官階最高僅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人大副委員長,此一副國級的中共高官數以百計,其陵墓卻是中共史上最為宏偉的(毛的屍體在毛主席紀念堂的水晶棺中,至今未入土為安;鄧小平害怕以後被鞭屍,留下遺言將其骨灰撒入大海),所謂「父以子貴」也,就跟古代那些白手打天下的君王追封其父親、祖父為沒有當過皇帝的皇帝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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