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脈」在近代》:梁啟超戊戌維新失敗亡命日本,開始使用「支那」來代替「中國」

《「漢文脈」在近代》:梁啟超戊戌維新失敗亡命日本,開始使用「支那」來代替「中國」
梁啟超在日本期間|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梁啟超透過由日本所規定的「支那」,獲得了新的「中國」。換言之,他通過日本的國族主義,獲得了中國的國族主義。

文:齋藤希史

第二章 「支那」再論

三 梁啟超的「支那」

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橫濱創刊《清議報》。「嗚呼,我支那國勢之危險,至今日而極矣」——創刊〈敘例〉以此句起首,而其「宗旨」則如下。

一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二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三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四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一眼就可以明白,文中盡是「支那」。觀〈敘例〉通篇,當然沒有「清國」,卻也沒有「中國」;「支那」是其自稱。那麼,來日本以前又是如何?

閱覽梁啟超擔任主筆、肩負變法運動機關誌角色的《時務報》,其中用以自稱的,壓倒性地都是「中國」。例如以外電傳送日清通商條約時,他將之翻譯為「中日通商條約」,或譯「日本人民之在中國者」,而不說「清國」。此外,《時務報》設有古城貞吉的專欄「東文報譯」,然而在那裡,本來原文應該會寫作「清國」或是「支那」的地方,也全都變成「中國」,大致見不到「支那」這個詞。

當然,在到日本以前,梁啟超應該就知道「支那」這個稱呼通行於日本。像是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記錄了許多含有「支那」二字的書名,《時務報》連載的「變法通議」中,也有「吾所見日本人之清國百年史・支那通覽・清國工商指掌」等句。只看《時務報》,則「中國」做為自稱,已是確定,而英文的China與日文的「支那」譯語,也固定了下來。使用「中國」之稱,可說是《時務報》的統一方針。

但是,似乎是戊戌維新失敗而亡命日本,梁啟超就如前所述,開始使用「支那」來代替「中國」。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是和他將日本新創的大量「新名詞」拿進中文裡一樣,「支那」這個稱呼在來到日本的梁啟超眼裡映出新奇,而本來就通佛學的他也知道這個詞的由來,所以才立刻使用這個詞的嗎?是在摸索著與日本合作的過程中,發現像日本那樣稱呼「支那」是為上策,才下此判斷的嗎?

還是,他在「支那」這個稱呼裡,感受到了「中國」所不能表現的新概念呢?很遺憾地,我現在並沒有找到能夠提供解答的史料。但是,這個一口氣就從「中國」到「支那」的轉換,任誰來看都很清楚。

《清議報》第一冊中,承接了《時務報》所連載的〈變法通議〉,改題為〈續變法通議〉,並刊載了〈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這篇論說,而若是在那之前會使用「中國」的地方,全都變成了「支那」。實際上,《時務報》刊載時,除了先前引用的書名以外,完全看不到「支那」一詞。全都是「中國」。而似乎是換成了《清議報》這個地方,就全都變成「支那」。只是,《清議報》並沒有像《時務報》統一稱為「中國」那樣,全都統一為「支那」。「支那」雖然佔了大多數,但其他的報導中,也混用「清國」、「中國」,而梁啟超自己所寫的論說,也並沒有避諱使用做為泛稱的「中國」。

雖說如此,其創刊的「宗旨」上寫的是「支那」,而另也設有「支那近事」、「支那哲學」的專欄,可以視為官方以「支那」來稱呼中國。但是,一年多之後,《清議報》第三十六冊中,將在那之前的「支那記事」欄名改為「中國記事」。雖然「支那」之稱並沒有在全部的報導中都被排除,但是從這一期前後開始,明顯地喜歡使用「中國」更甚「支那」。而梁啟超的報導中又特別是如此。為何又從「支那」變為「中國」呢?這和他使用「支那」的時候一樣,我也無法說明。但是,可被看做象徵此事的論說,刊登於前一期的《清議報》三十五冊上。即〈少年中國說〉。梁啟超是這樣說的。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少年中國」,是受到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青年義大利運動的啟示而提倡的;這個稱呼,是對日本喚中國為老大國的反駁,也是對西洋的反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直接使用了當時在日本普遍流行的說法:中國沒有國家,只有朝代,並且宣言:既然如此,那就從今日開始建立我們的「中國」吧。雖然有朝代名,卻沒有國家名,此後我們要建立國家,其名為「中國」。這個理論,正好是利用日本人的主張——雖然有朝代名,但沒有總稱,故稱之為「支那」——順勢反將一軍的近代國家宣言。

在這層意義上,這個「中國」,比起《時務報》時期的「中國」,背後有更明確的國族主義在支撐著。可以說,那不是以中華意識為基礎的「中國」,而是以民族國家意識為基礎的「中國」。必須注意的是,這是經過了一次「支那」之稱才獲得的。或者,可以說梁啟超是藉由使用「支那」這個稱呼,暫時地由外部來理解中國。其身在國外的狀況下,一度以外部觀點來觀看中國,這與他稱呼自國為「支那」,是息息相關的。

當明確地將國族主義納為己有之後,就已經不需要「支那」這個詞了。他再次以「中國」,而且帶有重獲新生的氣息,來稱呼自己的國家。梁啟超透過由日本所規定的「支那」,獲得了新的「中國」。換言之,他通過日本的國族主義,獲得了中國的國族主義。

「支那」這個稱呼在明治以後被積極使用,是因為日本人無論如何都要將自國文化中的外來之物——來自中國之物——排除,以重新建構日本固有的「傳統」。在日本這個國家裡,不能含有外部國家的要素。日本必須是日本,支那必須是支那。不稱漢字而稱支那文字這種新奇的說法,正是為了要強調那是外來之物。要定義這些被排除的文化總體,「支那」這個稱呼就是必要的。

具有統一文化體的「支那」觀念的成立,和作為統一文化體的「日本」觀念,這兩者是互為表裡的,這無論強調再多次都不為過。認為「支那」是歷史通稱故適於使用的討論,往往是以毫無反省的歷史通稱「日本」為前提的,這也可以當成反證吧。而如果只是單純將「支那」換成「中國」,那這種關係還是持續不會改變。「因為對方討厭所以不使用這個詞」,這種想法作為一般常識是有效的,可也不過就只是一般常識。但另一方面,因為要對這種常識翻案,而故意使用「支那」,卻沒有自覺到上述的運作機制、不試著超克的話,那也就只是不知反省而已。

重要的是,要自覺到文化認同的陷阱,並持續拆解那不斷被製造出來的陷阱;要超克實藤惠秀與竹內好的論述,也只有藉由這樣的方式才能達成。討論「支那」這種稱呼的價值,正在於此,而在這層意義上,我們也必須重新注意到「支那」這個詞才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群學出版

作者:齋藤希史
譯者:盛浩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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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字文化圈的一員,到獨立的民族國家,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國族建構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文化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如何定位文學,
或毋寧說:核心就是文學

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東亞,正好是「清末」,也是「明治」。彼時日本開始現代化,但其核心並非器物,而是文學。日本文人進行了一連串討論與轉型運動,界定了新一代日本人文化與認同基底,發揮了深遠流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梁啟超。齋藤希史以「漢文脈」與「écriture(書寫)」兩大概念切入,涵括了當時紛亂未定的「文學」狀態,並以之為對象進行詳實考察,展示了日本現代化與文化國族建構的過程。

齋藤的研究詳實貼近文本,並且更深刻理解到:考察écriture的世界,絕不可只關注單一的線性發展,而該將視線投向在各式各樣潮流互相合流、衝突的文學場景。在日本國族性確立中,梁啟超意外扮演重要角色。齋藤貼近文本的研究之手,悉心點選各文本——報章雜誌連載小說、章回小說、翻譯小說。「小說」文類會成為主軸,正在於此載體可以吸納涵蓋所有關於國族與文化的討論。思想家探尋如何透過連載小說吸引大眾進而達到普世教育之效,而翻譯小說,更挑戰了日語範疇的邊界與定義。

作者繼而以細膩俯瞰東亞的視線,涵納到技術場域,探討銅版印刷如何助長了新日文的傳播。如果沒有銅版印刷,新型態之日文也不可能快速傳達至民間以及學校體系中。本書展現了一個國家之民族性乃是集體事業,實端賴各方各業群體群力。

最後,再從西洋人費諾羅沙看待日文的視線,來理解西洋人投射的對東亞的想像。費諾羅沙在漢文以及日文中尋找到的象徵主義意義,恰好回返與西方結合,然而東方並非僅只是召喚西方的橋樑,而乃是大一統文明進展的一部分。齋藤透過費諾羅沙,又更將漢文脈的變革,接合上了世界精神的一體性之中。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台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

9789869747493
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