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何丟掉世界?》:中共相當強調「百年屈辱」,這影響了他們看待美國的觀點

《美國如何丟掉世界?》:中共相當強調「百年屈辱」,這影響了他們看待美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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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的未來前途尚不明朗。但是二○一四年有一點算是清楚的是,支持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對中國保持樂觀的假設——假設中國經濟成長可使中國在國內更民主、在國外更和平——再也不能做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政策的基礎。

文: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

中國崛起

後冷戰時期,中國崛起成為幾乎舉世公認的事實,並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最重大的發展。中國曾是世界最富有國家,然而卻在十九世紀遠遠落於西方,二十世紀末它再度崛起,並以後起之勢堂堂邁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在一九七○年代末展開自由市場改革,獲致一連三十年、年年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這是史無前例的佳績。

財富帶來權力,而中國在冷戰結束時已是崛起中的大國,足以擾動國際政治。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讓人不禁要拿它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相比,當時德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助長了其擴張領土的野心,像這樣的帝國控制是大國的傳統特權。德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導致它和當時世界霸主英國所領導的同盟發生全球性衝突,而美國便是於戰爭將結束時加入了英方。一百年後的我們並不難想像,此時的中國就像德皇威廉領導的德國,而美國就猶如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英國。

可是,在後冷戰時期大部分時間,此可能性並未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顯而易見的效應。坦白說,美國對抑止中國崛起的源頭也幾無辦法,它那了不起的經濟成長讓人束手無策。事實上,美國也沒想要阻止中國崛起,因為許多美國公司和消費者在該地投資、與其貿易或購買中國貨而受益。此外,美國在索馬利亞、海地、巴爾幹、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方還忙著處理更迫切的事務。

美國官方不擔憂中國的活力還有另一個原因:它深信即使中國變得更強大,也會不同於德皇威廉統領的德國,還會與世界各國維持和平、合作關係。美國人相信,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成長正在使中國政治更開放、更人性,也更加民主。他們也相信,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愈民主,其外交政策就會愈和平。

根據這個世界觀、當代歷史進展的方向,和對中國未來的觀點,柯林頓政府如此說服自己。它的後繼政府對此信念的堅強程度雖有異,但也表認同。雖然美國透過貿易制裁手段逼迫中國政府尊重人權的努力失敗了,但並不代表中國威權的政治制度會永遠持續下去。反之,美國政策辦不到的那些,後冷戰歷史強大、非人為的力量會將之達成,而且會讓中國與其他國家和睦相處。

某個程度而言,此一對中國的樂觀評估是對的。中國經濟成長持續亮麗,中國公民隨之得到更多自由。他們可以出國旅行、擁有房地產、創業,以及公開討論廣泛議題。在毛澤東時期,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並沒有因此變成民主國家。當它愈富時,外交政策並沒有如美國預期的發展,反而變得更強悍。

中國人介意他們是文明古國,更曾是東亞霸主的身分。其政治文化裡有著根深柢固的願望,希望能恢復往日的光榮,因此中國人莫不渴望將他們的經濟奇蹟轉化為政治影響力。讓中國對外採取更強硬作風的另一個因素,則是它對世界的怨懟十分濃厚。中國共產黨當局相當強調中國人在列強手下受到「百年屈辱」,指的是自一八三九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遭到英國欺凌開始,到一百一十年之後共產黨建立政權這段時間。中國人會認為自己受西方(以及日本)壓榨也不是沒有歷史根據。這影響了他們在二十一世紀看待美國的觀點,比方中國官員就經常指控美國遵循西方的作法,總是意圖削弱或圍堵中國的力量。

中國官員的思維和民眾的反美、反西方傾向,也和國家的治理方式有關。放棄了毛澤東時代烏托邦的社會和政治目標,以及殘民以逞的高壓統治,中國共產黨改以兩件事做統治基礎:一是創造經濟成長,讓人人豐衣足食;一是共產黨致力於恢復中國的世界地位。共產黨承諾不僅讓國內人民富足,也要成為一個強盛、可敬的國家。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展開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就替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訂下規則,要求中國「韜光養晦」。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之後,鄧小平的繼承人慢慢地偏離他定下的方針。中國人民對世界地位的期待、對自身歷史的觀點,再加上統治菁英的政治需求,使得這國家即使在經濟成長和擴大個體自由的正面效應之下,仍然出現了讓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與全世界軍力最強大國家失和的政策。

美國進口廉價的中國商品,提升了國人的生活水平,同時也替中國人製造了千萬個就業機會,然而即使中美皆因經濟關係獲益,雙方還是有了摩擦。美國對中國的抱怨包括:透過未經授權的盜版複製,竊取美商智慧財產;對外來投資和在華外資企業設限;此外還有不公平的貿易手段,尤其是人為壓低人民幣幣值以增強中國出口,並降低從美國進口的量。二○一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黨籍麻薩諸塞州前任州長米特.羅穆尼(Mitt Romney),和民主黨的歐巴馬總統,都保證在經濟方面要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

中國政府把出口賺來的大量美元換成了美國國庫券。理論上,中國持有大量美元,實質上等於是美國的金主,對美國應該有影響力。然而,大量拋棄美元國庫券恐怕很難起作用。它固然會重挫美元的價值(假設中國可以找到買主,承接數千億美元債券的話),但這麼做也會降低中國出口量,並減少中國本身的財富,因為其絕大多數綁在了美國國庫券上。

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官員一般認為中國設計的經濟政策是要增進其經濟福祉,但中國卻不顧維護與加強國際經濟秩序的責任,而問題就在於若少了整體的經濟秩序,世界各國也就無法共沾利益了。布希總統的副國務卿羅伯.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他後來出任世界銀行總裁)表示,希望中國在國際上做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承擔起維護開放的全球貿易和金融制度的責任。然而,中國的行徑卻比較像是經濟學家所謂的「搭便車」(freerider),利用系統的漏洞圖謀私利,不顧整體利益。

中方則指控美國應該為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負責任(這一點不是沒有道理)。中國因為沒有完全整合進全球金融體制,逃過美國危機給歐洲造成的大災難。中國藉由擴大融資,把它導向大規模投資,避開了許多國家都出現的生產急降的危險。

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讓中國人覺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建立的、由美國主導運作的國際經濟體制和慣例,需要進行實質性的改革,甚至被取代。中國提議在亞洲建立區域貿易組織,把美國排除在外。中國人協助建立了所謂金磚五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的五大新興市場國家之開發銀行,並將總部設於上海。他們建議至今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制度應該改為依國際貨幣另建新秩序。於此同時,他們也努力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這些經濟倡議出自中國從二○○八年金融危機得出的第二個結論。他們把金融危機及後續的全球大衰退,看做是美國國力衰退及其世界霸主地位動搖的徵兆。他們相信,美國式微給了中國實現野心的機會,增強了中國在東亞及其他地方的影響力。然而,中國諸多倡議當中最有可能與鄰國和美國產生嚴重衝突的,並不是它的經濟方案,而是中國後冷戰的軍事政策。

冷戰期間和後冷戰初期,中國的武裝部隊對其海上鄰國或美國沒有構成立即的威脅。人民解放軍源自毛澤東的游擊隊,他們構成了陸軍的核心並贏得國共內戰,在毛澤東時期於人民共和國政治有相當重的分量。中國的部隊員額龐大,裝備卻極差,因此在越戰時沒有像在韓戰那樣投入地與美軍部隊廝殺。它在一九七九年初雖曾短暫占領北越一小塊地區,但為的是凸顯其政治決心而非軍事力量。

台灣是中國軍事備戰的主要目標。共產黨在台海對岸部署飛彈,意在一旦台灣正式宣布獨立會即刻出手嚴懲,而這也產生了壓抑對方的效果。中國在一九六四年即取得核武,但並未試圖趕上美國和蘇聯的核武規模。中國玩的是所謂「低度嚇阻」(minimum deterrence)手段,靠少量核武讓強大的對手不敢輕舉妄動。鄧小平沒有把整軍備戰視為最高優先,在他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當中,軍事現代化排行第三,次於農業現代化和工業現代化。這顯示了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是牛油重於槍砲,國民經濟優先於軍備。

然而,到了後冷戰時期,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中國的軍事投資開始增加。在海軍方面,它在海南島建設了一個大型海軍基地,使得亞洲鄰國和美國相當不安。海軍建軍行動打破了中國的軍事傳統:自十五世紀以來,中國不曾有過強大的海軍。甚且,中國的海軍計畫目標已經不只是恫嚇台灣、征服台灣,其目的在讓中國有能力投射兵力於東海及南海,甚至更遠的地區。

由於美國海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即稱霸西太平洋,中國海軍很可能會走上與其直接衝突之路。中國開發的許多武器,特別是反艦飛彈,其唯一想像得到的用途便是把美軍艦隊攔阻於東亞及東南亞以外。美國海軍把中國此一戰略稱為「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中國有不得不建立強大海軍的動機,他們非常依賴橫跨大洋的商務:把在中國沿海省分工廠組裝的產品運銷到世界各地。而且,中國愈來愈需要進口大量石油來維持經濟運行,這些石油大多來自波斯灣,且幾乎全以油輪載運。由於美國海軍控制了從波斯灣到亞洲海岸的海上航線,尤其是麻六甲海峽,也就是馬來西亞和印尼蘇門答臘島之間的海域,運往中國的石油幾乎都需要經過此路,因此中國的經濟福祉要全面依賴美國的善意。這種情勢令中國當局非常不放心,使得他們有坐擁強大軍事力量的強烈動機,以控制自己的經濟命運。甚且,中國海軍愈強大,就愈能控制南海蘊藏的大量石油。

再說,以其歷史悠久和人口眾多來看,中國人把海權看做他們進取世界地位的希望之所寄是當之無愧。美國戰略家艾佛瑞德.賽爾.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二十世紀初的著作中就強調海權是國際政治的中心。到了二十一世紀,他的觀點在中國找到了許多知音。

伴隨著海軍兵力上升,中國對外海及南方海域的政策愈發強悍。它主張其他國家的船隻,包括軍艦,要經過其約三百二十公里「專屬經濟海域」時必須取得許可,美國和其他國家則對此一主張提出異議,主張船隻可自由通行。此外,中國為了東海的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島這五個沒人居住的小島主權屬誰,和日本發生了激烈爭執。另外在南海,中國以「九段線」界定其領海,可以直抵印尼附近海域,這不僅與印尼人所界定的領海衝突,也和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主張牴觸。中國官方聲明宣稱這一大片海域和西藏、台灣同屬一類,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而這兩地是北京政府甚至誓言不惜開戰也要保護的。

讓亞洲其他國家驚慌的是,中國對其海上權利的主張有超越言詞層次的行動。它在釣魚台列島附近舉行海軍演習,控制了一個其號稱擁有主權的菲律賓島礁,它還在越南主張的領海海域安置了一座海上石油探勘平台,造成兩國海軍船隻對峙,越南國內更爆發排華風潮。中國的海上行動無一構成戰爭,但全都涉及到動用武力或威脅要動用武力。對其鄰國和美國來說,這一切加總起來使中國顯得比以前更具威脅性。東亞區域史至此已展開新篇章,亞洲其他國家和美國被迫得出結論: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將角逐亞洲及世界霸權。

亞洲其他國家意識到中國稱霸對它們是不利的,便決定也跟著鞏固軍力,因此有若干國家的國防預算增加。南韓堪稱最親中的非共產國家,但對北京縱容北韓發展核武大為不滿。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主張修改二戰後美軍占領期間制訂的和平憲法,讓日本有更強大的軍事主動權。二○一四年,他把東亞國際關係和一百年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交惡相比,聲稱中、日情勢與當年的德、英十分雷同。此外,日本也與另一個忌憚中國崛起的亞洲大國印度過從甚密。在這期間,越南訂購了六艘潛水艇,料想是要用來追蹤及對付中國在其外海的海軍活動,而對一個根本不富有的國家而言,此舉的成本相當高。

亞洲國家紛紛設法重新活絡冷戰時期與美國的安全關係,而越南這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死對頭,則是設法重新建立交情。菲律賓在一九九○年代初期關閉克拉克機場和蘇比克灣這兩個美軍基地,現在又邀請美國人回來,在二○一四年簽訂了「強化防務合作協定」(Enhanced DefenseCooperation Agreement),准許美軍使用菲律賓的軍事設施。

針對中國愈來愈霸道的行徑及其鄰國的擔憂之情,歐巴馬政府宣布「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戰略方向:美國將投注更多注意及資源到亞洲,此舉暗示了他們將減低對中東的關注。此外,美國國防部考量到中國海軍能力上升,為西太平洋地區設計了一套軍事理論,規劃出「空海一體戰」(Air Sea Battle)的戰略。

然而,雖然憂心中國的意向,亞洲國家和美國卻都沒有想要籌組公然抗中的同盟。他們也不希望重啟嚇阻政策,明白地表示會對中國的侵略施加報復。冷戰時期,美國就是以此對付蘇聯。

他們不希望和中國變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關係,反而希望維持與中國活潑的經濟互動。亞洲國家的經濟福祉全都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中國市場。因此,它們和西方針對中國擴張海權和海上強勢演習的回應方式不是嚴正的對立,而是採取「避險」的作法。就和投資人投資在某一資產上,是為了當另一資產虧損時有所補償一樣,他們採取步驟準備保護自己的利益,以防中國構成直接、嚴重的威脅。

中國似乎愈來愈可能成為國際經濟和軍事上的挑戰,但目前發展方向仍撲朔迷離。其力量固然在上升,但是這股力量的根基卻出現了裂痕,到了二○一四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已跌到兩位數以下。在過去三十年,以大量投資和大量出口為基礎達成增長的策略都相當成功,但現在似乎已不管用了。中國政府面臨瓶頸,找不到經濟擴張的新源頭和新方法。

此外,中國的腐敗問題仍然很嚴重,並逐漸傷害到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二○一三年接班時,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便展開反貪腐運動,把許多黨政幹部解職、送去坐牢(大部分入監之人湊巧是習近平的政敵)。香港居民在二○一四年組織大規模示威活動,要求更加民主的治理,也許類似模式的示威活動可能傳播到大陸。除了政治問題,中國也正在失去人口紅利。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八○年代起嚴格實施一胎化政策,退休人員和勞動人口的比例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將嚴重失衡,這將會進一步抑制經濟成長,照護老年人的開銷則會增加,這些都削減了能在國際上耀武揚威的資源。

總合上述原因,中國在二○一四年不僅未能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更上一層樓,還出現疲弱的跡象。然而,疲弱卻未必帶來比較和平、收斂的外交政策。反倒是若中國共產黨不能兌現人民所期待的經濟成長,它說不定會企圖以武力實現其國際野心,來維持民眾支持或至少容忍它的統治,而這就有可能導致中國與其亞洲鄰國或美國爆發衝突。

中國的未來前途尚不明朗。但是二○一四年有一點算是清楚的是,支持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對中國保持樂觀的假設——假設中國經濟成長可使中國在國內更民主、在國外更和平——再也不能做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政策的基礎。

美國的中國政策在二十世紀歷經幾次轉折,在二十一世紀又發生了變化。它又回到未來:美國又必須再次把中國當做潛在的威脅,而不是友善可靠的商業夥伴。以長遠歷史來論,與大國政治的告別十分短暫,轉瞬間又回到了亞洲,且不只亞洲如此。二○一四年底,安全競爭也在歐洲捲土重來。歐洲原本就是安全競爭的起源地,過去幾百年經歷多次最血腥、最慘絕人寰的戰爭。歐洲會回到歷史上熟悉的國際關係模式,是拜歐洲最大國家俄羅斯外交政策之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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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二版)》,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
譯者:林添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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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呈現的保守主義思維,預示了川普外交戰略的轉向!
今日中國的威脅挑戰,正是自由主義路線一廂情願的結果。

過去美國在全球推展的民主憲政,盡皆付諸流水!
基於理想主義出發的外交政策,幾乎處處碰壁。
未來的美國究竟將發動全面圍堵?還是退回孤立主義?
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可以給我們珍貴的啟示。

1991年3月3日,伊拉克南部沙伏旺空軍基地,美軍司令史瓦茲柯夫代表美國政府接受伊拉克政府提出的停火協議。這是劃時代的一刻,不僅宣告海灣戰爭的落幕,更象徵著美蘇長達40年的冷戰的真正終結:1945年以來第一次,蘇聯與其附庸沒有反對美國領頭的重大國際行動。然而,儘管蘇聯解體後美國享有無人敢攖其鋒的主宰性霸權,絕對的權力帶來的自由只是短暫的。隨後,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國力的下滑。從1789年華盛頓上任開始,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攀升,並於冷戰終結時達到高峰。但在過去三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卻連連挫敗。為什麼?

「人道干預」與「國家建設」是美國無力負荷的重擔

《美國如何丟掉世界?》檢討這三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在後冷戰時代,由於國際上再也無其他強權可以限制美國的自由行動,美國政治菁英帶著一種自命不凡的優越使命感,以傳教的熱情來推動其外交政策,試圖改造其他國家內部的政府與社會,在全球推廣美式自由民主政體。然而,這樣的努力受到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等威權政府的強力抵制。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科索沃等小國雖然並不反對,其社會內部卻缺乏建立民主的客觀條件。更加矛盾的是,由於這種干預他國內政的「人道干預」與「國家建設」工程與美國並無立即的重大利害關係,美國政府雖然有意願推動,卻無決心貫徹,且經常因為國內的選舉政治而扭曲。最終總是進退失據,為德不卒。

天安門事變之後,美國政府一度計畫將人權問題與貿易最惠國待遇掛勾,以此逼迫中共改善人權狀況。然而,一旦中國表示極力反對,柯林頓政府立刻改弦易轍,積極發展雙邊貿易。然而,三十年來中國不僅沒有因為經濟自由化催生政治自由化,反而累積了龐大經濟實力,進而挑戰美國霸權。

在下一個30年裡,美國能記取上一個30年的教訓嗎?

2014年標誌著後冷戰秩序的終結,大國權力鬥爭重返國際舞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國積極擴張海軍,北韓多次核武試爆。為了應付死灰復燃的安全競爭,挽救美國江河日下的國勢,曼德爾邦呼籲,美國必須尋找出一個最省力的方式維持國際秩序。美國在當今世界真正應當扮演的角色是國際和平的維護者,而非個別國家內部結構的改造者,因為後者不但非美國能力所及,反而會耗盡美國國力。

2017年,川普入主白宮,翻轉過去的美國外交政策,力主「美國優先」,反對承擔海外義務,呼應了曼德爾邦的建言。如今,雖然美中貿易戰如火如荼地展開,但美國政府真的將全面圍堵中國威脅,進而要求中國改善國內人權問題嗎?或者美國只是意在經濟利益,政治只是籌碼?在蘇聯解體後的三十年中,美國因為缺乏明確、一致的外交戰略目標而難有建樹。下一個三十年的美國又將會如何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能從過去的失敗中記取教訓嗎?美國的下一步,全球都在看。《美國如何丟掉世界?》的歷史分析會是我們理解美國未來政策走向的重要參考。

  • 本書曾於2017年6月首次出版。

三年來川普政府的轉向更加驗證了本書的理論,因此特別於美國大選前夕再次出版,並新增「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陳方隅與李可心兩篇推薦序,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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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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