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見的自由》:為什麼美國媒體在九一一之後變得如此言聽計從?

《異見的自由》:為什麼美國媒體在九一一之後變得如此言聽計從?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九一一事件後,這些大無畏的文字上哪去了?新聞媒體表現得不再像是針砭甚而懷疑的一方,反倒比較像官方觀點的傳聲筒,在刊登出小布希總統「反恐戰爭」的相關發言時,沒有對他主張的異常權力特別著墨。

文:安東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

體制外的媒體

在狄更斯小說《馬丁・瞿澤威傳》(Martin Chuzzlewit)裡,同名主角搭乘郵政船前往美國,等船在紐約港口靠岸後,賣報的男童紛紛登船叫賣最新出爐的報紙——《紐約刺殺報》、《偷窺報》,《家庭密探》,諸如此類。「《紐約下水道!》」其中一名男童喊道。「《紐約下水道》揭發華爾街名流內幕、華盛頓權貴內幕,還有獨家報導:國務卿八歲時公然撒謊,現在要付出高昂代價,聽他的保母親口說分明!」

十九世紀的美國新聞界顯然可以很辛辣刺激。奇怪的是,美國報業在一世紀過後變得體面起來,反倒是英國新聞界的無事生非的亂象恐怕比狄更斯所諷刺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八二年的某個夜裡,英國無業男子麥可・費根(Michael Fagan)闖進白金漢宮,並且進入女王的寢室與她小談一番。《週日時人》(Sunday People)週刊聲稱他們對讀者做了調查,詢問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故,得到的答案是女王與菲利普親王應該睡在同一張大床上。這篇民調報導登上該報頭版,標題是:〈菲利普,給她抱抱〉。

我最喜歡的英國小報風格範例是《太陽報》從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五號開始刊登的一系列報導,首篇的開頭是:「《太陽報》今日揭曉:艾爾頓強(Elton John)身陷毒品與『租賃男友』醜聞風暴中心」。「租賃男友」(rent boy)是英國新聞界稱呼男妓的行話。報導聲稱消息來源是一位「葛拉漢・X」(Graham X),而且《太陽報》在隔天又靠葛拉漢・X生出一篇報導:「超級巨星艾爾頓強口味特殊,嗜捲百元鈔吸古柯鹼」。

艾爾頓強否認這兩篇報導的內容,並且向《太陽報》提起兩個誹謗告訴。接下來數月陸續出現更多報導,法院的誹謗令狀也隨每篇報導刊出後接連發出。本系列最後一篇的標題是「艾爾頓強愛犬消音之謎」,聲稱艾爾頓強動用「恐怖的手術」讓他養的那隻「兇惡的羅威那犬」啞了。艾爾頓強再次提告,也是他針對《太陽報》系列報導提起的第十七次誹謗訴訟。

不知怎地,或許是英國人對狗情有獨鍾,這最後一次提告被排在一連串官司的首場庭審,時間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二號。那天早上,《太陽報》的頭版頭條標題是「對不起,艾爾頓」。《太陽報》與艾爾頓強庭外和解這十七場官司,代價是賠給他一百萬英鎊,此外又出了大約一半金額為他支付律師費用。該報表示:「本社欣見《太陽報》與艾爾頓重修舊好,並且為本社遭到一名滿腦幻想的青少年欺騙深感遺憾。」這則「道歉啟事」把矛頭指向男孩的謊言,而不是編輯的大意輕信,又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編輯在背後下指導棋。

比起美國同業,英國的編輯與記者在更長的時間裡仍然沿襲著這一行的舊習:肆無忌憚、無所不為。不過,對報業老式作風的經典刻畫來自美國,那就是一九三〇年代的舞台劇《頭版》(The Front Page)以及它的改編電影《小報妙冤家》(Our Gal Friday)。劇中的記者圍坐在新聞發布室裡,一邊就著紙杯喝威士忌,一邊交換假情報。男主角把逃犯藏在掀蓋書桌裡。壞心眼的編輯要求記者把報社名字放進獨家報導的開頭(就像《太陽報》針對艾爾頓強做的第一篇捏造報導)。這群記者有如流氓,一身江湖本領,毫無知識分子或上流人士的矜持。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美國記者喝起白葡萄酒來了。他們擁有大學學位,有些人的學歷甚至在學士以上,志向也變高了,目標是進駐世界的中心——華盛頓特區,和國務卿共赴晚宴。這麼寫雖有些誇張,但亦不遠矣。過去的記者被排除在體制之外,薪水也很差。如今的記者(至少是華府特派員與業界其他的頂尖高手)屬於體制的一部份,躋身中上階級。他們自稱新聞工作者,而非記者。這一切潛藏著一種危險:太接近權力的危險,這情形在華府尤其明顯。一旦曾在晚宴中和內閣成員與其伴侶比鄰而坐,要下筆針砭對方就難了。

伯納・列文(Bernard Levin)是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知名專欄作家,曾針對媒體自以為該肩負的「責任」提出犀利的警告——他所謂的「責任」是英式英文表示為官方效力的意思。他寫道:「媒體絕無向誰負責的義務,萬一哪天真有的話,將是自由蒙難之日……我們是流民與法外之徒,也必須堅守這種角色,唯有如此才得以維持我們賴以為生的信念,也就是追別人不希望有人追的消息、評論別人不希望有人評的事情。」(列文恰好也熱愛香檳與歌劇,不過這沒有阻止他在達官顯貴出錯時嚴加抨擊。)

面對政府巨獸

早在美國立國之初,麥迪遜就闡明了何謂媒體的首要責任——讓社會大眾了解掌權者的作為。他說,在共和政體裡,人民擁有至上主權,而人民依賴新聞媒體獲得資訊,所以媒體必須能自由地「檢視政府官員的功績與施政」。麥迪遜可說是對新聞媒體抱著一種浪漫情懷。他在一七九九年寫道:「即使新聞業亦有弊端,這個世界能藉由理性與人性克服錯誤與壓迫,並贏得巨大的成就,都要歸功於新聞業。」

有鑑於聯邦政府已經膨脹到麥迪遜難以想像的程度,今日的美國媒體一定要發揮麥迪遜所說的功能。聯邦政府在麥迪遜的時代還很弱小,後續的規模與權能也不大,直到小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〇年代推行新政為止。各種新政方案的實施催生出新的政府機關,華府也開始扛下之前由州政府掌管、或從未有任何政府機構負責的事務。現今的聯邦政府是個大權在握的龐然巨獸。官員經常秘密行事,並且有成群發言人保護。喬治・華盛頓曾警告美國政府要避免捲入外國事務,但如今它不論在政治或軍事上都與世界各地有許多糾纏瓜葛。

要與具備這種特質的政府交手,需要資源豐沛的媒體機構。十八世紀那種草莽性格的報業應付不了五角大廈,它們在當代的同類——部落客——也應付不了。從事水門案調查的《華盛頓郵報》,或是發表五角大廈密件的《紐約時報》,都是編制完備的報社。要報導這每起事件,也都需要有勇氣扛住財務與法律威脅的老闆:當年的《華盛頓郵報》有葛蘭姆,《紐約時報》有亞瑟・奧茲・蘇茲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史都華大法官在他為五角大廈密件案撰寫的意見書中表示,事關國家安全時,新聞媒體的角色格外重要。他說,在那個領域,立法與司法部門鮮少能發揮他們通常對行政權該有的制衡力量,國會與法院傾向尊重總統。所以,「對行政政策與權力的唯一有效約束……可能有賴於明智的全體公民,以基於充分資訊且有批判性的輿論為之。職是之故,以本案而論,一個警覺、清醒且自由的新聞業,或許是達成增修條文第一條目的之最重要工具。因為缺乏具有充分資訊且自由的媒體,就不會有明智的人民。」

在史都華大法官說的具有充分資訊、自由、警覺、清醒之外,還必須加上勇敢。根據這些標準,美國媒體不幸地沒有通過越戰後另一次重大考驗:政府在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怖分子的攻擊之後對政策與權力的濫用。

九一一後的媒體

在恐怖分子攻擊發生後的幾個月內,小布希總統就聲稱政府有權拘留為敵方擔任戰鬥人員的任何美國公民,並且在未經審訊也未提供法律辯護服務下無限期拘留。他的司法部長下令掃蕩數千名外籍人士,以嫌犯名義拘留數月之久,其中屢屢有人遭到羞辱與人身虐待(不過沒有任何一人被依恐怖主義相關犯行定罪)。

小布希總統與其幕僚著手為伊拉克戰爭鋪路,設法將海珊政權涉入九一一恐攻的想法灌進美國民眾腦袋,而他們的政治宣傳也獲得驚人的成功。到了二〇〇三年三月,戰爭即將發動之際,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美國人相信海珊「親自參與」 九一一恐攻,百分之四十四的美國人表示當天劫機的恐怖分子裡有伊拉克人。這兩種想法不只與事實不符,根本荒謬。虧史都華大法官還說「明智的全體公民」不可或缺。

新聞媒體在那段時間跑哪去了?最寬厚的答案可能是:他們去吃午餐了。當政府逮捕兩名美國公民,未經審訊就認定他們是「敵方戰鬥人員」並加以拘留,新聞界只端出簡短的報導,而且完全沒有論及這種作法牽涉的憲法問題。掃蕩外籍人士的行動也只在事發很久後才獲得些微注意。邁向伊拉克戰爭的過程所得到的審視是如此稀少,《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後來都為自己的失職道歉。在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華府有過一場抗議遊行,而《華盛頓郵報》在報導中蔑稱那些抗議人士是「傢伙」和「嬉皮女孩」。

早先的水門案與越戰似乎是個指標,讓我們看到那些所謂的傳統新聞媒體如何煥發出新氣象。在二戰過後那些年,這些媒體曾對聯邦官員畢恭畢敬,對於當時最重大的議題,也就是美蘇間的競爭,頂尖的特派員和專欄作家與政府同聲一氣。他們相信政府官員是真誠的,且擁有較多的資訊。不過這些假設在越戰時被推翻了。戰地特派員報導的情況比官方說法更為真確,而高官都在耍花招欺瞞民眾。

《紐約時報》發表五角大廈密件報導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哈洛・艾德嘉(Harold Edgar)與小貝諾・施密特(Benno Schmidt Jr.)撰文表示,《紐約時報》的決定象徵了「政治人物曾經相信新聞從業人員會在合情合理的尺度內行事、不會揭露政治人物認為過於敏感的消息,然而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們寫道,「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曾經相輔相成」,不過新聞媒體現在「想成為政治人物的對手」。

九一一事件後,這些大無畏的文字上哪去了?新聞媒體表現得不再像是針砭甚而懷疑的一方,反倒比較像官方觀點的傳聲筒,在刊登出小布希總統「反恐戰爭」的相關發言時,沒有對他主張的異常權力特別著墨。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說:「有人拿喪失自由的隱憂來恐嚇愛好和平的人民,我想對些人說的是:你的手段只是在助長恐怖分子,因為這會瓦解國家的團結、動搖我們的決心,是在給美國的敵人提供彈藥。」當時幾乎沒人質疑這段話有什麼不對勁。

為什麼媒體在九一一之後變得如此言聽計從?有個原因是,編輯如同一般美國大眾,也被恐怖攻擊震懾了,因此感到全國有需要團結起來抵抗外侮,而對大多數人來說,這表示要攜手力挺總統。此外,在恐懼瀰漫的氛圍下,批評總統可能造成不愛國的觀感。阿什克羅夫特確實說過:意見分歧就是不愛國。來自廣播電視談話節目的極右翼聲量也有威嚇作用,曾有人在節目上說,《紐約時報》的辦公室沒有被炸掉讓她覺得很可惜。

廣電業者在九一一過後一個月的表現,足證新聞媒體屈從白宮到了怎樣程度。當時五大電視聯播網播出恐怖分子領袖賓・拉登的談話錄影,而小布希的國家安全顧問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隨即召集聯播網高級主管舉行電話會議,敦促他們日後如果再播放賓・拉登的錄影,要剪掉其中的「煽動性語言」。

她也警告,賓・拉登的發言可能含有給其他恐怖分子下指示的暗語——這點實在令人難以信服,因為他的錄影是先在某個阿拉伯語廣電網中播出後才傳到美國。那些美國廣電網的高層同意,日後凡有任何錄影,只會播出簡短片段。其中一人說:「我們不會去踩她(萊斯)說的地雷。」更直白的說法應該是:「我們不想要不愛國的形象。」

最終,新聞媒體開始從恐懼與困乏中復原。小布希總統對單方面權力的主張所透出的厚顏無恥,變得愈來愈難以忽視。有個司法部律師曾向小布希建議,說他可以下令刑求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俘虜,而且國會無權阻止他這麼做。這個法律意見導致數十名外籍俘虜遭到酷刑虐待,有人因此喪生。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的虐囚照片震驚了全國。

媒體對官方畢恭畢敬的時代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報導後終結:他們揭發了布希總統未依法取得授權令、暗中下令竊聽美國人民的國際電話通訊,而這道命令明顯違反一聯邦刑事法規定。我們再次看到,在那份主張總統有權力下令刑求的法律備忘錄裡,執筆者認定總統高於法律。一般公認水門案帶來的教訓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然而那份備忘錄的說法恰恰相反。媒體既無法忽視,也的確沒有忽視與日俱增的濫權證據。右翼人士控訴《紐約時報》發表這篇違法竊聽的報導是「叛國」,政府也以傳票威脅執筆記者交出消息來源的身分,不過《紐約時報》堅守立場,那兩位記者也獲普立茲獎肯定。

相關書摘 《異見的自由》:為什麼再惡毒的「仇恨言論」都應該獲准發表?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異見的自由: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與言論自由的保障》,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安東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
譯者:林凱雄

言論自由是民主政府合法性的泉源。
也是約束政府惡行最有效的機制!

有「美國第十位大法官」之美譽的兩屆普立茲獎得主,
從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詮釋與應用,
探索言論自由的保障從何而來?言論自由的範圍以何處為界?

  • 除非導致「明顯且立即的危險」,任何言論不應受限制。
  • 除非存心「蓄意撒謊或輕率疏忽」,任何對政府的批評不該被懲處。

「人民有言論、出版與新聞的自由,政府不得任意限制或剝奪。」這樣的概念,在今天世界的民主國家,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想當然耳、不容挑戰的傳統。而美國國會於1791年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對當代言論自由的思想與實踐發揮了巨大的啟迪效果,且讓美國超越了西歐等其他民主國家,成為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最堅定、最寬廣的國家。譬如,任何尋常百姓的一句話、作家的一則評論、新聞媒體的一篇報導,除非能引發「明顯且立即的危險」,都不該受到任何事前審查或事後懲處。政府或公眾人物除非能證明被告蓄意撒謊、或是輕率疏忽,否則無法以誹謗陷人於罪。這是1919年的霍姆斯大法官與1964年的蘇利文案留下的兩項重大典範。

然而,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當代言論自由的保障其實經過漫長的發展,並非一蹴可幾。「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通過之初並未受到重視。1798年,第二任總統亞當斯簽署通過《反煽動叛亂法》,禁止詆毀政府、侮辱元首的批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通過的《間諜法》限制任何反戰或「對國家不忠」的言論。之後,美國政府仍然常以事涉國家機密、威脅國家安全等理由,對新聞報導、採訪與評論進行打壓……

  • 我們憎惡的思想也應享有自由。但是,言論自由不該無限上綱。
  • 面對仇恨、歧視、猥褻、侵犯隱私的評論與報導,在捍衛言論與保障其他價值之間,我們該如何抉擇?

《異見的自由》作者安東尼・路易斯是聲譽斐然的資深司法記者。在本書中,他首先帶領讀者走進「增修條文第一條」誕生的歷史現場,闡揚美國憲法起草人麥迪遜等建國先賢極力爭取、捍衛言論自由的理由,進而從過去兩百多年來的司法爭議、雙方辯辭,以及一樁又一樁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決當中,探索「增修條文第一條」之立法宗旨,並如何在無數的作家、記者、出版商、異議分子的努力抗爭下,擴大其對人民「思其所欲、言其所思」之權利的保障。

然而,享有「美國第十位大法官」之美譽的安東尼・路易斯亦強調,言論自由不該無限上綱,而必須與民主社會中的其他重要價值與利益相互調和。譬如,當新聞採訪報導的權利與個人保障其隱私不被侵犯的利益相衝突時,孰輕孰重?法院為了公正的審判,難道沒有權利要求媒體記者公布其消息來源嗎?此外,為了保護弱勢族群而限制仇恨、歧視言論的規範,不該獲得比言論自由更多的尊重嗎?在諸多重大爭議上,路易斯亦表達了他個人不苟同大法官判決的立場。

透過對思想脈絡的分析與法庭攻防的爬梳,《異見的自由》不僅是對美國憲法精神與言論自由之真諦極為精彩的發揚,幫助我們瞭解到為何「我們憎惡的思想也應享有自由」,亦是對當代社會諸多重大多元、矛盾價值的深刻探討。任何一位關心民主社會能如何透過理性的法律來解決社會衝突、保障基本人權與多元價值的現代公民,皆應詳讀本書。

(八旗)0UAM0009異見的自由-立體書腰300dpi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