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社運】唐鳳:參與公共事務的核心能量機制是「從憤怒到創造」

【網絡時代的社運】唐鳳:參與公共事務的核心能量機制是「從憤怒到創造」
照片由攝影師江凱維拍攝,提供CC授權|Photo Credit: 中央社(唐鳳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唐鳳團隊沒有向心力也沒有離心力,每個成員各自根據自己的能力興趣來決定要做那些專案。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的領導技術都沒有用,沒有人能提出一個萬惡的敵人要求所有人犧牲奉獻配合,也就不會有人為了理念「赴湯蹈火」剝削他人或自我剝削。

受訪者:唐鳳|原訪問者:「台灣青年政治工作者的養成之路」訪談、《倡議家》、《遠見雜誌》|文字整理:劉維人

  • 網際網絡如何影響我們對於治理與參與的想像?
  • 要怎樣才能融化那堵分隔政府與人民、領導者與跟隨者、圈內與圈外之間的高牆?降低參與門檻需要那些要件?
  • 如何以不被統治也不統治他人的方式進行治理?如何讓自願結合的各方達成共識?設計與決策如何滿足涵容與開放?

在政治版圖大幅改變、各式新興政黨出現、社群軟體與意見領袖對政治影響力大幅提升的2020年,民間已經逐漸嘗試出與政府競爭或合作的各種新可能。但政治如何轉變為新政治的疑慮依然未消;人們對公共討論、民主的意見依然分岐。網絡社運顯然開創了新的政治契機,但網際網絡文化到底能給治理模式哪些啟示?若要從舊政治轉向新政治,有哪些方向值得嘗試?

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的出版,最初來自於唐鳳的推薦。唐鳳早在2012年就積極參與g0v活動,之後至今也一直推動開放政府。唐鳳自稱「持守的安那其」,她希望的改革方式,是不斷示範出比既有制度更好的方法,直到既有制度開始採用。她重視價值的產生和維繫,希望在脈絡不斷裂的情況下,不同世代的朋友依然可以討論出共同價值的前提底下,去運行安那其。

我們在她的同意下,將「台灣青年政治工作者的養成之路」訪談、《倡議家》、《遠見雜誌》這三份訪談逐字稿中摘取她對相關主題的看法,重新整理成以下文章。希望能引發更多對這些主題有興趣的人一起來討論和思考。


開放政府以及增加公眾參與就是一種方式。盡量增加政府運作的透明度,以及在決策過程中盡量提早讓民眾參與,都是漸進地消除政府與民眾之間那道不連續圍牆的方法。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機制可以提高代議政治的品質與效率,使代議政治獲得更多正當性;代議政治則能讓保留舊的意見系統,讓目前還不習慣新系統與數位參與的民眾不會被新系統排除,給社會足夠的時間逐漸過渡到新系統。

當然,目前的政黨政治仰賴代議政治,短期內要轉型到開放參與的機制勢必相當困難。正因如此,目前政黨的觸及範圍也難以擴大。但在當下這個社會還需要代議政治的階段,政黨依然有其必要性與角色。至於政黨未來在政治上將扮演怎樣的角色,與新時代的政治參與機制有怎樣的關係,例如舊權力的價值如何運用新權力的手段來達成目的,或者新權力的價值是否必須用某些舊權力的手段爭取空間,而在這些過程中有哪些新權力的價值會被落實,那些又會被收編,則要看未來的發展。

唐鳳認為,參與公共事務的核心能量機制是「從憤怒到創造」。她認為憤怒是社會中的重要能量,可以指出社會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凝聚在情緒上的共識找出當下可以修改的地方。

目前憤怒之所以大多數時候造成的都是傷害,未必是因為怒火本身的破壞性,而是因為怒火導向個人或組織,以及決策封閉。在這兩個條件下,憤怒無法變成創造新機制與新工具的能量。

我們看到難以接受的現象時,第一直覺是去抱怨東西為什麼這麼糟、是哪個單位負責的、出了問題是不是要道歉或下台等等。這種怒火是真實的,但並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好,甚至還會貶低我們所攻擊的目標,認為對方不屬於我們的共同體。既有的問題沒有解決,反而埋下了新傷害的隱憂。

當然,碰到問題只能找人指責,也跟我們目前的代議政治與決策過程不夠公開有關。在傳統的代議體制下,人民參與政治的方式大概只有三種:去競選、幫助候選人選上、去做政府裡面的職位或工作。

而傳統上政府做事的決策過層也類似於「閉門造車」。公部門在決策階段沒有義務公開尚未決定的討論過程。對一般人而言,這就像是你知道要造車子,但只能看到車子的藍圖,無法參與車子的設計與製造,在看完藍圖之後下一次獲得資訊時車子已經造好了,這時想提出建議也來不及。或者是決策者已經把車子的型號和規格決定好了,只讓人參與實做的細節,這時候人們也不會有什麼興趣參與。

但人民、社會、政府之間未必得維持這種「閉門造車」的關係。唐鳳目前正在實作「開門造車」,在剛開始造車子的階段就邀請各界參與,讓怒火成為鍛造新工具的管道。

她以報稅軟體的改革為例,一開始提案要求改革軟體的人,因為專業、美學上的能力,而對既有報稅軟體的介面、字型非常不滿。這個時候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就成了一個將憤怒的能量轉化為改革目標的空間,在這個平台上,任何點子只要有五千人連署,相關部會就會收到相關意見,提案人與聯署人也會收到邀請一起來參與討論。此外,提案與聯署都可以匿名,這讓許多受制於權力不對等狀態,或還沒有公民權的人都能安心參與,涵容度大幅提高。

一開始提案要求改革的人,對問題擁有最強烈的情緒與能量,也最有可能持續熱情投入除錯與設計,讓新東西符合像樣的標準。而從最初的憤怒轉化為創造的過程,也會讓參與者與其他看見的人知道可以如何讓「酸民」變得有建設性。

這種方式在學理上稱為「參與式政治」。從在連署平台上提案或連署,到參加每次討論,所有人在廣義上都是參政。而且討論的目標不再是要選哪個官員或民代,而是要如何處理某項具體的公共事務。參與者即使沒有理事長、會長、專業人士之類的頭銜也可能讓意見發揮影響力。在這種模式下,參與決策的門檻比傳統的代議政治低很多,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也更為連續而非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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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唐鳳認為,這種時候「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的重點,就變成了如何讓夠多人在聽到你的意見之後改變行為,進而產生實質影響力,改變社會的組成。網絡時代的工具讓傳播與號召方式變得更開放、更多元,PTT版主的實質影響力有時候可能不亞於議員。

在這種環境下,「參政」的意義變得更廣。如果你的意見能夠去影響到那些從來沒有聽過你的人,讓他們不是因為認識你,而是因為接受你的看法而改變,那麼你的行為就接近於「參政」

唐鳳認為,能夠順利讓人民參與討論並正常運作的決策過程,要滿足三個要件:(1)成員必須是自願結合;(2)公開資訊越早越好,盡量從規劃設計早期就公開;(3)必須能夠遠端工作,而且不能把成員綁在某個地點。三個要件缺一不可,搭配起來才能變成完整一套的改變理論,藉此重建政體與公民之間的信任。

其中的自願結合是為了打破傳統政治裡的權力關係。以不接受命令也不下達命令的結構來工作,才能更讓每個成員以建議或說服的方式共同解決問題。

盡早公開資訊則是為了像上面說的那樣「開門造車」,讓有興趣的民眾和各方利害關係人能盡早得知設計內部資訊,提早找出問題,並避免自己的利益被政策犧牲。

遠端工作則是為了增加彈性,不讓固定職位或上班時間成為分隔內外的高牆,盡量讓位於不同地點、有各種不同工作型態與技能的人參與,增加技能、生命經驗、視角的廣度與多樣性。

建立信任和避免風險其實是同一件事。我們直覺可能以為,在決策初期就將資訊,甚至將尚未定案的討論內容公開在網絡上會節外生枝;但其實在非機密的資訊中(唐鳳強調自己不看機密資訊),許多公開之後反而會降低風險,而且除了能降低民眾被政策傷害的風險,也還能降低經手單位的風險。這是因為公開資訊縮短了資訊的傳遞流程。資訊一旦公開在網絡上,想查的人就可以自己去搜尋,不需要一一來問。原本承辦人員必須用電話重複回答40次的問題,如今就變成只要回答一次,時間精力大幅節省,也變得有足夠餘裕好好解說資訊。

此外,公開資訊也降低了每個承辦者答覆之間差異可能帶來的隱憂。人不是機器,即使每個經手人員獲得的資訊都完全相同,回答的方式與傳遞出的資訊也多多少少會有差別,而這些差別經過傳遞就可能被誤解成是各單位口徑不一致,徒生政治陰謀論。但當資訊直接公開在網絡上,這種誤解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即使有人誤傳也很容易被事實查核所更正。相關單位就更不會因為擔心造成誤解而不願釋放資訊。

這種資訊平台其實可以說分擔了一部分代議士的工作。在傳統政治中,代議士裡面把選民的疑問交給中央官員,中央官員回應之後公開跟選民交代。公開平台也像代議政治一樣讓資訊與討論開放在公開場域,只是官員與民眾的距離變近,更像是能夠彼此直接討論。

當然,如何設計討論方式,讓負責單位與參與民眾把互動的過程當成是在共同探索可能性而非推翻彼此的決定,就需要許多嘗試和技術。但在這種時候,增加資訊露出藉而降低誤解的原理,依然相當有用。傳統的溝通往往只能在公文中看到短短幾個字的結論,無法了解對方的當下狀態,這時候參與各方就必須各自揣測,無謂增加了不信任。

但直播、錄影、逐字稿、甚至遠端視訊,就可以讓人們看見更多討論過程下的情緒、理由、思考方式、甚至非語言的當下狀態。這能夠恢復人和人之間的連帶,讓參與者更覺得彼此真的是在意同樣的事情,同時也讓主動願意參與的公務員在民眾面前恢復成一個真正關心民眾的人,而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國家機器,更容易得到民眾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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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記者王騰毅攝

至於分散式的遠距工作方式,除了是一種公眾參與方式,也是一種打造工作團隊的方式。唐鳳目前的辦公室就是一個分散式的團隊,沒有某個中心領導,也不像軍隊或球隊那樣有具體敵人。團隊沒有向心力也沒有離心力,每個成員各自根據自己的能力興趣和緣分來決定自己要做那些專案。

團隊工作的目標可能是解決污染、氣候變遷、民主退潮這類環境挑戰,但環境挑戰不是特定的敵人或特定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的領導技術都沒有用;當沒有人能提出一個萬惡的敵人要求所有人犧牲奉獻配合,也就不會有人為了理念「赴湯蹈火」剝削他人或自我剝削

這些對於治理與參政的這些觀念當然與網際網絡文化有關。網際網絡的治理方式與權力關係,是思考治理制度與信任關係時的有用借鏡。網際網絡既沒有會員制,也不從屬於任一個主權,但卻能用類似主權對主權的方式,與聯合國或主權國家進行交流。它究竟是如何建立主權並治理呢?就是在擁有共識、完全透明、每個人不斷一點一滴參與的情況下累積起來的

網際網絡對每個使用者的利益都各自有關。網際網絡受損對所有人都不好,所以使用者對於守護發展有著「粗略的共識」,願意各自付出一點心力來討論和維護。此外,網際網絡沒有會員制,任何人只要願意遵守相同的通訊協定,都會變成網絡的一部分,不遵守的人則會自動離開。但它沒有管理者,任何人認為既有通訊不夠好的時候都可以拋出「徵求意見書」徵求意見,而看到意見書的人也不需要投票,而是可以直接自己嘗試新方法。

這種政治系統與治理方式的原理,就是每個人每天在使用的過程中不斷參與,根據環境與自己之間的利害關係,以及自己想要在環境中做的事,去決定自己要推動那些改變,然後公開說清楚自己的相關利益,並與其他人的利益相調和。當每個人都針對自己所在意的小事,在既有的共識與既有的做法上不斷累積意見與可能性,就能由下而上地結合出一套重視嘗試、溝通、理由的治理模式。

它尤其適合利害關係複雜、多方意見分歧、公眾參與熱烈的政策。在這類政策上,通常越早開放討論,越能避免無意間將潛在的利害關係人擋在門外,讓他們覺得決策犧牲了他們的權益。

而如果信任與共同體來自參與,那麼在促成公共參與、拉近民眾與決策間距離的過程中,降低參與門檻就非常重要。每個人的時間與環境餘裕各自不同,情緒狀態也不一樣。如果機制只能讓感覺最強烈的人參與,感覺上就會像是捨棄了原本比較遙遠的大眾。

因此,在試圖連結政府與民眾的過程中,唐鳳會盡量想出一些方法,讓只能發表幾句建議、寫幾行程式碼、在事實查核過程中打幾句逐字稿的人也在決策過程中貢獻心力;同時盡量把過程變得有趣和幽默,讓即使不是用嚴肅方式參與討論的人,也能用自己的方法讓相關資訊進入自己的生活中,消除民眾與決策者、鄉民與記者之間的距離。

資料來源(本文摘錄、改寫自逐字稿中的唐鳳發言內容):

  1. PDIS,2018,「台灣青年政治工作者的養成之路」訪談影片訪談逐字稿
  2. 《倡議家》,2020,請唐鳳定義自己-「我是公眾的載體,我是素材庫」訪談逐字稿
  3. 《遠見雜誌》,2020,唐鳳:我們的一切決定,都不能犧牲後代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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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南方家園出版社授權刊載,標題由關鍵評論網編輯所擬。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