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意識的危機》:〈狂人日記〉《阿Q正傳》蘊含的悖論,與魯迅思想中的悲觀意識

《中國意識的危機》:〈狂人日記〉《阿Q正傳》蘊含的悖論,與魯迅思想中的悲觀意識
Photo Credit: 魯迅紀念館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思想史大師林毓生的成名之作,以胡適、陳獨秀與魯迅三位思想家為案例,將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上溯至五四時期,解釋現代中國何以出現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將文化遺產全盤否定。

文:林毓生|譯:陳忠信|校訂:林毓生

〈魯迅思想的特質及其政治觀的困境〉

一、 〈狂人日記〉《阿Q正傳》蘊含的悖論與魯迅思想中的悲觀意識

根據波蘭尼在他的知識論中對於創造活動的性質的洞察(這裡所謂的「創造活動」包括科學的創造活動,也包括藝術的創造活動),我們知道當創造的想像力強烈活動的時候,它「不僅更熱烈,而且是更具體、更特殊」。當然,一個人只能在他所具有的對於世界事務的性質的一般性知識之內產生具體感與特殊感。

一個人擁有的一般性知識愈豐富、愈深刻——換句話說,當一個人與世間事務接觸時所能夠使用的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愈豐富、愈深刻——的時候,他便愈有可能針對某一問題或事務產生特定的具體感與特殊感。然而,一般性背景知識本身並不能取代創造活動,創造活動通常充滿著特殊的具體感。

興起於他自己全然參與的、呈現著強烈「意締牢結」的(ideological,通常譯作「意識形態」的)時代,魯迅思想的特質因一不尋常的結合而顯得特別突出:在面對中國前所未有的危機之時,它同時具有犀利的邏輯感與鮮明的具體感(即:它對事務與思想的意涵擁有謹嚴的思辨能力,同時它又能對所接觸與關心的事務之特性產生具體的感受)。在他的敏銳心靈與他對於事實豐富而具體的感受的相互作用之下所產生的創作與議論,為五四激烈反傳統主義提供了實質的、有力的內容。

同時,也正是由於這些思想上與精神上的資源的支持,他能夠在五四時期及其後的時日之中,抵抗許多「意締牢結」運動中先天性的陳腐與要求順從的壓力。換言之,魯迅所擁有的不尋常的犀利的邏輯感與鮮明的具體感,是他對於中國傳統某些特殊社會弊病與文化弊病,所做的透徹而有力的描述的主要資源。同時,這些資源也是他的原創性思想的動力——他的原創性思想有時與他的「意締牢結」立場頗有矛盾與抵觸。

在魯迅的心靈中,作為一項他的「意締牢結」所強調的全盤化或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與他對於中國傳統中一些優美成分的真切而具體的了解,是同時並存的。因此,他的意識之中存有沉重的思想矛盾與精神上的緊張(spiritual tensions)。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複雜意識已為20世紀中國深沉的文化危機作了見證。

但,從另一意義而言,他的複雜意識,卻又最不能代表五四的知識階層。因為經由他對中國諸問題之實際的了解所產生的絕望,以及他對於任何簡單的解答方式的反對——他真正理解到中國的問題遠比任何擬議中的解決方案所能涵蓋與解決的,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這些跟五四時代的意識形態中單簡、樂觀、向前看的氣質是不協調的。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魯迅深切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並為謀求解決中國的諸多弊端而奉獻了他的一生。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已經認識到,為要使中國新生,必須推翻滿清政府。不管他究竟是否正式加入過光復會,魯迅無疑是國民革命的熱烈支持者。在五四時代,無論是在激烈否定中國過去的負面呼聲方面,或在通過自由與知識以尋求啟蒙的正面呼聲方面,他都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發言人之一。

雖然他轉變成為支持中共領導的左翼運動的過程,是相當痛苦的;但是,一旦他轉變了,他便毅然為了左翼運動的利益而投入筆戰與論爭的漩渦中。從這許多方面來看,他是站在每一運動尖端的果決的戰士。就這一點來說,魯迅又是五四知識分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然而,魯迅又經常在心中重新考慮他所獻身的政治與思想運動。在留學日本那段時期,他看夠了呼喊革命的留學生的膚淺與虛偽,並目擊他們不同派別之間的相互中傷以致對革命運動的結果深感憂慮。辛亥革命爆發之時,他覺得很高興;然而辛亥革命的後果——社會與政治秩序以及文化與道德秩序的解體,社會中幾乎每一部門都被沮喪、頹廢的氣氛所籠罩,以及袁世凱與軍閥政治在中國的肆無忌憚——這一切使得他當初對革命後果的最壞的憂慮得到了證實。因此,他陷入了絕望的深淵。

雖然魯迅多少受到道家(尤其是《莊子》)的影響,但他的絕望的心情並不是來自道家所謂世事終歸於徒勞的觀點,而是兩項因素交互影響所引發的。這兩項因素是:(一)他對中國諸多具體事實有清楚的理解;(二)「借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思想與文化等問題的途徑(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以下簡稱「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一「途徑」乃是源自中國儒家傳統的「整體性思考模式」(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

在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與政治秩序以及文化與道德秩序均已解體的五四時代,使用「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自然要從審視一種屬中國心靈特有的病症的角度來診斷中國的弊端。從這個角度出發,他的絕望格外深沉、格外難以抹除。對魯迅而言,如果對於中國之未來做一次不帶情緒性的、切實的估計,這樣估計的結果指向著:全然的無望(詳後)。

早在留學日本時期,魯迅已經認定中國各種問題的最根本原因是,令人歎息的中國人的國民性或民族性。〔「國民性」是從日語轉借而來,與「民族性」指謂同一事物。魯迅有時(如在〈馬上支日記〉裡)將兩者調換著用。〕這樣的態度意味著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透過思想與精神革命來改變國民性或民族性。政治革命只能改變外在的政府形式,卻不能帶來一個較好的未來所需要的,真正的本質性革新。然而,正因為魯迅已經認定中國的積弱的根本原因,是在思想和道德方面,這項認識使他陷入了絕望的深淵。

魯迅在日本時曾與許壽裳做過廣泛的討論,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只管很好聽,標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說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見許壽裳著,《我所認識的魯迅》,〈回憶魯迅〉一章。)因此,擺在魯迅面前等著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過思想與精神革命去治療中國人的精神的病症。

然而,一個在思想與精神上深患重痾的民族,如何能認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與精神?(思想與精神既已深患重痾,自然不能發揮正常功能,不能發揮正常功能的思想與精神,如何能認清病症的基本原因是思想與精神?)

因此,經由「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所主導的全盤化或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由於其自身的邏輯死結,註定使得思想革命講不下去,指向著由政治、軍事革命取代思想革命的未來歷史軌跡。(參見本書所收〈魯迅的「個人主義」——兼論「國民性」問題以及「思想革命」轉向政治.軍事革命的內在邏輯〉結論部分。)既然連認清自己病症的原因都不易辦到,又如何奢言剷除致病的原因呢? 魯迅當然可以盡力去啟發他們,但結果充其量是在未知之數。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前,魯迅的內心深處,已隱然懷有深沉的焦慮與悲觀之感了。辛亥革命的失敗,亦即:在舊的政治與文化秩序崩潰以後,新的秩序並未因政治革命而建立起來的結果,只是使得魯迅的焦慮與悲觀表面化罷了。

總之,雖然魯迅與其同時代的其他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都使用著認為思想是人間事務的根本的「整體觀思考模式」,並應用同樣的思考模式而共同得到思想與精神革命乃是一切其他變革的基礎(故應優先進行)的結論;但,他和其他人有所不同。那些人,在重複強調這項預設——這項視為當然的信念——與高喊「思想革命」的聲浪中,看到了未來的曙光;魯迅卻根據同樣信念的內在邏輯而得到相反的、徹底絕望的結論。

他那有名的、關於中國人所處境遇的比喻——關在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裡,行將窒息——可以說已經蘊含在他認為,一方面,非優先進行思想與精神革命不足以救中國,而另一方面,對於思想與精神病入膏肓的民族是根本不可能推行思想與精神革命的,無從解脫的困境之中了。

如果說魯迅的絕望是在他的思辨邏輯中經由縝密的推理而產生的,這卻不是說只需運用他的縝密的推理便能創造出來他的陰鬱悲觀的文學傑作。那些作品的實際創作是在他看到了許多不可饒恕的中國光景的時候,因深受其刺激而興起的具體之感所引發的。在所有五四時代的作家之中,魯迅對於中國民族性中令人深感遺憾的特質做出了最顯明、最具體的描述。

我們都知道〈狂人日記〉是魯迅用白話文創作的第一篇作品。(他在辛亥革命後,曾用文言文寫過一篇短篇小說〈 懷舊〉。)但,無論〈 狂人日記〉事實上是不是他用白話文創造的第一篇作品,它成為魯迅悲觀的、全盤化或整體主義反傳統主義的文學創作的第一個實例,有其藝術上與思想上的必然性。因為〈狂人日記〉代表著魯迅在堅持全盤化或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的立場的時候,必須首先面對的一個主要的矛盾。

假如中國人在思想上與精神上是那樣不堪,以致不能認清在他們「吃」別人的時候正是他們被別人「吃」的時候;假如他們的心靈是如此「昏亂」,以致使他們在自我毀滅的過程中不但不謀自救,反而津津有味地壓迫著別人。那麼,一個在同樣環境中被教育出來的,不可能不與他的同胞同樣擁有中國人性格的中國人,(唯一清醒的)「狂人」如何可能是一個例外?答案是:他不能,除非他「瘋」了。

在〈狂人日記〉中,魯迅使用現代心理學上對於精神分裂症的理解來描繪「狂人」的幻覺;所以,整個故事中關於「狂人」的精神錯亂的敘述,使人覺得很真實。魯迅的深沉的悲觀與別有會心的反語,便透過對於這樣的「真實」的諷喻式的採掘而顯露出來。「狂人」對他的「瘋狂」並無自覺,當然更無法自救,他也無法在「健康的世界」與「瘋狂的世界」之間走來走去。假若他能夠如此,他便不是一個真正瘋狂的人;因此,根據故事的內在邏輯,他也就不可能看到中華民族真正的特性:嗜食同類、自相殘殺的蠻行。

在中國的社會之中,不管自覺與否,每個人都是「吃」人的人。但,對於這樣殘酷的行為,大家行之有年,並無自覺。因此,一直要等到一個人變成了「瘋子」,他才能突破遮眼的藩籬,洞察事實的真相。然而「狂人」清澈的了解卻無法傳播給他的同胞,因為「狂人」的語言與心智範疇與他的同胞在類屬上完全不同。即使「狂人」竭盡所能要與他的同胞溝通,他的話將永遠被當作「瘋話」,所以完全是無濟於事的。

從「狂人」的觀點來看,故事中的其他人才是真正地發瘋了,他卻不是心智不清的人。當然,反過來看,其他人認為「狂人」是有精神病的人,他們才是清醒的人。不過,在「狂人」的眼光與其他人的眼光之間存有一項關鍵性的差異。對「狂人」而言,世界是一個;但對其他人而言,卻有兩個世界:狂人生活的狂人世界,和他們生活的健康世界。

因為「狂人」相信他跟其他人都生活在同一世界之中,他並不知道別人把他當作瘋子看待——因此,別人不可能會聆聽他的話語。對於「狂人」而言,除了說出他所發現的真理並希望借真理的力量來說服別人去突破嗜食同類、自相殘殺的惡性循環,別無他途。然而,其他人卻認為「狂人」是生活在「瘋狂世界」之中,所以他們無法把「狂人」的話當真;他們根本無法從「狂人」的觀點來了解「狂人」所說的話,並從中獲益。

〈狂人日記〉中「狂人」最後記下來的那句話——「救救孩子……」是絕望的吶喊,我們不能從這篇作品的內在邏輯中推論出將來確有救出孩子的機會與環境。相反,「狂人」覺得他所遇到的孩子們都心懷吃人的意向,因為他們都是在吃人的社會中養大的,也都內化了這個社會的習俗與準則。用「狂人」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無論自覺抑或不自覺,中國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是「吃」人的人;中國人並無內在的資源藉以產生一項導致仁愛與正義的社會的思想與精神革新。令人覺得難堪的是,只有當一個人變得「瘋狂」以後,他才能理解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真正本質。

然而,正因為〈狂人日記〉中的主角已經蘇醒了,他卻被這個社會的「正常人」當作「狂人」。如果一個人未曾意識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本質並從其影響中解放出來,他便無法從中國傳統的吃人蠻行中掙脫出來。但當一個人清楚了解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本質並意識到從其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必要時——魯迅的〈狂人日記〉的內在邏輯卻顯示——他反而失去了改變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能力。

魯迅除了提出這個可怕的、無法解脫的悖論(弔詭,paradox)以外,更進一步追問:表現在傳統中國文化與社會中的中華民族的具體特徵究竟是哪些?《阿Q正傳》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從這篇作品中看到魯迅對於中華民族具體的、真實的了解。它賦予魯迅的全盤化或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的實質內容。換言之,雖然激進的反傳統運動是五四時期的主流思潮,許多知識分子都曾熱烈地參與過;魯迅的創作則提供了攻擊中國傳統的真正實力。

《阿Q正傳》從最初發表時起到現在,大家公認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其力量來自作者對於阿Q之具體性格的生動描述。

阿Q的性格呈現著下列的特徵:卑劣、懦弱、狡猾、自大狂,以及不能正視與承擔外界對他的污辱,以致當別人污辱他的時候,他總設法加以解釋,使自己覺得那些污辱不但不是污辱,反而是對自己有利的——所謂「精神上的勝利法」——這個辦法使他覺得好歹他永遠是勝利者。這些特徵使他在被凌辱的時候,得以殘存,並促使他有時主動地去欺凌比他更弱的弱者。

除此之外,阿Q的性格呈現著下述兩個特徵:(一)他缺乏一個內在的自我;(二)對生命本身缺乏感受——他對生命本身的麻木甚至有時顯示著一種對於生命之毀滅的享樂。阿Q是一個多半根據自然的本能生活著的動物——這裡所謂「自然的本能」包括他在中國社會中內化了的這個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以致不加思索的反應方式。他具有條件反射的本能,但缺乏自我意識與改變自己的能力。他多半根據本能生活著,不會因受到外界的刺激而獲得啟發。

在這篇故事裡,有時他顯得無知與天真,事實上他的「無知」與「天真」是他缺乏內在自我的表現。沒有自我意識,他不能在思想上與道德上有所改進。他的無知與他的「精神上的勝利法」,使他既不會把他從終將毀滅的結局中解救出來,也不能激起他對於施加在他身上的各項壓迫進行——用魯迅值得紀念的名句來說——「絕望的抗戰」(《兩地書》)。它們只能使阿Q不去想為什麼他要被置之死地。使人覺得難堪的是,只有死亡本身帶給他一瞬間的自我意識——在被槍斃之前,他知道他要死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聯經出版

作者:林毓生
譯者:楊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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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大師林毓生的成名之作
以胡適、陳獨秀與魯迅三位思想家為案例,
將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上溯至五四時期,
解釋現代中國何以出現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將文化遺產全盤否定。

林毓生在書中提出著名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一說:
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如果要進行意義深遠的改革,
就必須徹底改變人們的價值和精神、文化與信仰,
現代中國的政治危機,因此也成了一場思想與意識的危機!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是對五四時期反傳統主義的起源和性質所做的研究。這種反傳統主義如此激烈,要求徹底摧毀過去的一切,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一種空前的歷史現象。

在社會與歷史發生根本變遷的時期,經常出現反傳統的衝動。新規範、價值的理解與支配,使得許多傳統上視為理所當然的準則和慣例,變得格格不入和難以容忍,人們因此常會要求將它們摧毀。

傳統的「摧毀」具有許多種類,反傳統主義的類型亦見繁多。人們可以抨擊所覺察出的傳統中有害的部分,而不必然要全盤地譴責過去。如果某一傳統內的轉變潛力是巨大的,那麼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該傳統的某些符號和價值,還可經由重塑和轉化,提供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還可以在變遷的過程中保留文化認同的意義。

林毓生表示,當建設出可實施運行的現代社會時,從傳統汲取出的文化成分,可以扮演著促進更勝於損害的角色功能。因此,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並不必然根生於現代化過程之中或力爭現代性之際。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_-_ISBN9789570856002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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