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姆村事件:遭射殺枉死的48位阿拉伯村民,重塑了以色列「道歉的藝術」

加西姆村事件:遭射殺枉死的48位阿拉伯村民,重塑了以色列「道歉的藝術」
以色列總統李弗林於2014年赴加西姆村紀念碑獻花|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Mark Neyma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政治學者金瓦爾主張,一個族群對過去集體創傷的理解與詮釋,會影響他們看待新創傷的視角。應用在加西姆村事件上,阿裔以色列人對這起事件的集體記憶,會形塑他們看待自己與猶太裔的關係;同理,以色列猶太裔對這起事件的定義,也會影響他們看待境內阿裔人口及雙方關係的眼光。

那是一個戰雲密佈的日子。那天,以色列國防軍對當時隸屬埃及的西奈半島發動攻勢,開啟了著名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並宣布在以色列境內的各個阿拉伯村鎮,實施宵禁。

當日大約中午時分,國防軍決定,將十多個靠近約旦邊界阿拉伯村鎮的宵禁提早一小時;傍晚,數十位剛下工、不知道宵禁提早一小時的48位村民,在他們所居住的村子入口被負責執行宵禁的邊防警察攔下,遭到射殺身亡,其中包括23名未成年者、19名成年男性與六名成年女性(其中一位為孕婦,因此在一些紀錄中,將死亡人數算為49)。

這起事件發生在1956年10月29日,地點是位於以色列中部、靠近西岸的加西姆村(Kafr Qasim)。事發幾天後,在多方壓力下,以色列政府設立一個委員會,調查該事件始末,並且對牽涉其中的邊防警察及指揮官進行審判;負責調查的委員會最後決議,遇害居民的家屬應獲得國賠,負責審理的軍事法庭,也對近10位指揮官及邊防警察進行了懲處。

六十多年過去,每年10月29日前後,加西姆村居民與從各地聚集來此的民眾、地方領袖和政治人物,都會悼念在這起事件中遇害的以色列阿拉伯裔平民。2014年,以色列總統李弗林(Reuvin Rivlin)出席加西姆村紀念活動,為當年的事件致歉;他成了首位親自蒞臨參與加西姆村紀念活動、並且在活動中公開代表政府道歉的現任以色列總統。

事件經過

加西姆村位於以色列境內俗稱「三角洲」地區(Triangle,註1)的南端,靠近1949年以色列與約旦停火線(即俗稱的「綠線」Green Line),這樣的地理位置讓以色列軍方將該村及附近村鎮視為軍事要地。1956年,當以色列與埃及因蘇伊士運河而關係緊張、戰事一觸即發之際,以色列軍方便決心維持此區的平靜。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軍方宣佈對所有靠近以色列與約旦邊境的阿拉伯村鎮實施戰時宵禁;當天下午一點,負責管轄該區的沙德米上校(Colonel Yissachar / Issachar Shadmi)臨時決定,將通常在晚上九點開始的宵禁提前到傍晚五點。

沙德米上校召集轄下的邊防巡邏指揮官,命令在看到違反宵禁者時,一律就地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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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加西姆村附近村莊的阿拉伯領袖們齊聚在該村,聽取以色列軍方代表的簡報|Photo Credit:以色列新聞局

其中一位司令官馬林其(Major Shmuel Malinki)事後在軍事法庭上作證,提到自己曾詢問沙德米上校,如果違反宵禁的是不知道宵禁令提前開始的一般平民,是否也必須就地射殺,或是將他們逮捕?馬林其稱,沙德米堅持就地射殺;不過,沙德米否認兩人之間有過這段對話。

於是,馬林其將這項「就地射殺」的命令,傳達給負責在第一線執行宵禁的邊防警察。

下午四點半左右,加西姆村村長被告知宵禁將提前到傍晚五點開始,村長於是詢問,幾百位還在外地工作、不知道宵禁令提前的村民該怎麼辦,軍方的答覆是,他們會「處理」。

被下令對所有違反宵禁者一律執行「就地射殺」的三個邊防警察單位中,其中兩個並沒有完全遵守這項命令;但其中一個尊奉這項命令的單位,射殺了48位來不及回家、很可能不知道宵禁令提前的加西姆村居民。

事件曝光與政府回應

事發當時正值蘇伊士運河戰爭,因此軍方不但將當地宵禁延長三天,還針對加西姆村事件,對媒體下封口令,試圖封鎖消息。

但幾位以色列共產黨國會議員利用自己的言論免責權,在國會中逕行公布此事。

消息傳開後,維權份子、記者、部分國會議員紛紛來到加西姆村調查事件始末,並要求政府徹查此事,懲處相關人員。他們的行動最終迫使當局不得不作出回應。

事發六週後,以色列總理本・古里昂(David Ben-Gurion)公開承認此事的存在。

隔(1957)年1月開始,軍事法庭對11位涉案的邊防警察進行了長達九個月的審判;最後其中八位被判處冗長的徒刑,不過最後都獲得減刑並在1960年以前出獄;下達命令的沙德米上校被分開受審,他被判罰款一普魯達(pruta,相當於1/1000以色列鎊;普魯達在1960年停用),不少阿裔以色列人暱稱這是「沙德米的小錢」(Shadmi's Penny,註2)。

1957年11月20日,官方在當地舉辦了一場紀念典禮(註3),400位達官顯要出席典禮;希伯來語主流媒體給了這場典禮頗為正面的報導,但由共產黨等左派政黨出資的阿拉伯語媒體,卻對典禮的官方色彩大加抨擊;亦有研究指出,當時有加西姆村的領袖與村民表示,自己是在受到施壓的情況下,才參加這場典禮的。

對不少受害者家屬來說,軍事法庭的審判與當局的回應都流於形式,不但沒有真正嚴懲殺害平民的邊防警察與上級,更未對死者家屬釋出真正的歉意。

加西姆村事件的歷史背景

以色列於1948年建國以後,與週邊阿拉伯國家關係緊張,不少在1948到1949年戰爭中離開以色列的阿拉伯裔(註4),逃到周邊的約旦、黎巴嫩、敘利亞、埃及等國,仍舊與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裔保持親族關係與聯繫;但從以色列政府的觀點看來,境內外的阿拉伯裔或巴勒斯坦人,都是國安上的威脅(註5);在這樣的考量之下,政府在1949年與1966年間,對境內阿拉伯裔居住的村鎮,實施軍事統治(註6)。

在軍事統治之下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行動自由面臨種種限制與不變,這些阿拉伯村鎮時常實施宵禁,且居民必須得到軍方的許可,才可以前往以色列多地。

此外,以色列的阿拉伯裔無需在國防軍服義務役,這項看似是「優惠」的政策,其實限制了阿拉伯裔青年未來在職場上的機會,因為以色列國防軍是年輕人藉機發展人脈,好在未來進入涉及國安與機密等產業的大好機會;免服義務役的阿拉伯青年,幾乎不可能進入這樣的產業。

1956年發生在加西姆村的這場悲劇,被不少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裔視為他們歷年來遭受不公平對待的象徵。

在以色列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studies)課本中,有提及加西姆村事件,然而講授重點擺在軍人在執行命令時,必須「抵抗不合理命令」這點上(註7),而沒有特別強調,這起歷史事件中,境內少數民族的無辜平民,遭受了不合理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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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姆村1956年事件的紀念碑|Photo Credit: Avi1111@Wiki Public Domain

在加西姆村事件發生五、六十年後,一些以色列政治人物的態度,終於開始有了轉變。

2007年,當時的總統培雷茲(Shimon Peres)赴加西姆村出席當地的穆斯林開齋節時,為1956年這場大屠殺致歉,是首位為此事公開致歉的以色列總統。

2016年,事件發生60週年之際,在加西姆村舉辦的紀念活動中,前以色列國安局領導兼前工黨國會議員阿亞隆(Avi Ayalon)出席該活動,並在演說中表示:「我代表我的國家道歉,我們的士兵殺害了無辜的公民……」

只是,以色列政壇的主流政治人物及多數民意,對加西姆村的歷史定位,似乎仍舊未能達成共識;2015年,阿拉伯裔國會議員杜馬-蘇萊曼(Aida Touma-Suleiman)提案,讓政府正式承認加西姆村事件,訂定紀念日,並在歷史課綱中加入此事件。不過,這項提案並未在國會中過關。歷年來政治人物零星的表達歉意,也在整個社會主流反應的對照之下,顯得有氣無力。

在這樣的氛圍下,不難理解,以色列阿拉伯裔社群中,為何持續有對加西姆村事件不能諒解的聲音。2019年,上百位民眾聚集在加西姆村的年度遊行,紀念這場事件,他們手持標語顯示:「我們不會忘記。我們不會原諒。傷口仍在淌血。」

然而,以色列並非一個特例;翻開歷史卷冊,當代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建國過程或歷史上,牽涉少數或弱勢民族的不堪過去: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東非對白化症者的迫害;德國在納粹統治下對猶太人、同性戀者與羅姆人等族群的屠殺與暴行;美國對原住民與非裔的迫害;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的爭議等,族繁不及備載。

可以說,教育體系中灌輸學子的光榮建國史背後,往往都被不同程度的殺戮、迫害及種族衝突給染紅。

隨著社會對多元族群更加接納,每個國家在向前繼續發展的同時,往往必須面對這些難堪的過去。

政府與人民可以藉由各種方式尋求某種程度的平反,包括事後立即的審判、懲處,及事發多年後的道歉、訂定紀念日、設立紀念碑、編入教材與歷史等。

在這些過程中,我們的最終目的是什麼?道歉?和解?真相?抑或正義?國家與國民如何才能讓這些傷疤有結痂的一天,然後帶著傷疤或結痂繼續前進?

政治學者金瓦爾(Catarina Kinnvall)主張,一個族群對過去集體創傷的理解與詮釋,會影響他們看待新創傷的視角。應用在加西姆村事件上,阿裔以色列人對這起事件的集體記憶,會形塑他們看待自己與猶太裔的關係;同理,以色列猶太裔對這起事件的定義,也會影響他們看待境內阿裔人口及雙方關係的眼光。

在雙方就如何為加西姆村事件平反爭議的背後,很可能承載著數十、甚至上百年來,兩個族群之間的衝突、誤解與糾葛。以色列政治人物零星的公開致歉或許來得不算早,但這或許暗示著一個進程,讓渴望事件獲官方承認的人,不僅能保有一絲希望,更能對阿裔與猶太裔之間的長遠關係,抱持一線樂觀的態度。

註釋

  • 註1:「三角洲」地區指位於約旦河西岸、以色列與約旦邊境、根據1949年停火協議隸屬於以色列的阿拉伯村落;有些以色列政治人物支持在以巴和平協議中,以這塊區域交換以色列位於西岸的屯墾區,不過民調顯示,當地多數民意反對如此提案。
  • 註2:一普魯達相當於美國的一分錢(penny),因此才有了「Shadmi's penny」這樣的戲稱。
  • 註3:這場被稱為「sulha」的儀式,在阿拉伯語意指「和解、合作」或「原諒」,字源是停止紛爭並達成和平;在口語使用上,通常用來指稱衝突各方試圖達成和解的過程或儀式。
  • 註4:不少人將以色列境內、及在1948年與1967年以阿戰爭中離開以色列的阿拉伯裔都通稱為「巴勒斯坦人」,單從所謂族群認同的角度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筆者在此以阿拉伯裔與巴勒斯坦人區分以色列境內外的「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裔」,主要是考量兩者在國籍地位上的差異,以及多年來在不同領土生活後二者間所產生的差異。
  • 註5:在以色列建國初期,不少在周邊國家的巴勒斯坦人企圖從邊界進入以色列境內,有些對以色列平民發動攻擊,有些則是為了返回自己的故居或與家人團圓;不可避免地,這一段歷史也常被政治化,長期抨擊以色列對巴人政策的評論者或學者多主張,這些「違法跨越邊境者」多為無辜的平民,想要回到自己的房產、家園;另一邊陣營則多主張,這些違法越界者是存粹的「滲透者」(infiltrators),企圖潛入以色列境內傷害無辜平民。
  • 註6:在軍事統治之下,類似1956年加西姆村的悲劇不只一起;比如,1961年9月,三位阿拉伯裔少年在失蹤一日後,屍體被送回家,身上發現多處彈孔與遭毆打、施虐的痕跡;政府表示,這幾位少年是在受到警告後,仍執意企圖跨越以色列與埃及邊界時,遭到擊斃;這樣的說法當然讓家屬無法接受。
  • 註7:負責審判的軍事法庭裁定,當命令看起來非常不合理("blatantly illegal"或"manifestly unlawful order")時,士兵有義務違反命令行事;軍事法庭的這項判例設下了一個先例,即面對不合理的命令時,士兵有義務自行判斷而「做正確的事」。

參考資料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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