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以巴和平進程的總理拉賓死後,以色列左派陷入「沒法度」的政治困境

推動以巴和平進程的總理拉賓死後,以色列左派陷入「沒法度」的政治困境
拉賓逝世10週年紀念活動一瞥|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Moshe Milner)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色列左派政黨若想要重回執政寶座、找回拉賓時代的氣勢,除了需要一位在個人魅力上可與納坦雅胡抗衡、並讓左派與中間偏左政黨團結的領袖,還需要能走出自己的路線,在考量實際情況下,重塑左派在以巴問題及經濟等各種議題上的立場,才有可能重新擄獲選民的心。

今(2020)年11月4日,是以色列已故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屆滿25週年(註1);今年礙於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歷年在赫茨爾山舉行的紀念儀式遭到取消,拉賓的家人則決定在他遇刺的拉賓廣場,舉行小型紀念集會。

拉賓是第一位在以色列本土出生的總理,生前最為人所知、也是他遭到刺殺主因的功績,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及約旦簽署和平協議進程。

當時的以巴和平協議進程,在以色列國內引起兩極的反應;右派政黨與其支持者極力反對,他們抨擊拉賓是「叛國賊」,藉由對巴解組織讓步,犧牲以色列利益,不計一切簽訂和平協議。

當年的這場紛爭,也象徵以色列左、右派政黨在與周邊國家及巴勒斯坦進行和談上的歧異:所謂的「左派」似乎較傾向做出某種程度的犧牲,如在土地歸屬權上讓步,以求和平;而俗稱的「右派」則在土地歸屬權上堅不讓步。

在拉賓遇刺身亡之後,以色列與周邊及區域阿拉伯國家,仍時不時持續進行和談,其中的努力包括來自左派與右派政府,但多數都無疾而終;有些諷刺的是,今年,被視為右派的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這方面有了突破,與阿聯及巴林進行了關係正常化。

這樣的發展讓人不禁要問,被視為支持和平的以色列左派,在拉賓死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或許可以藉由探討拉賓生前事蹟,及以色列左派政黨在他逝世後的發展,來一探端倪。

從「鐵腕國防部長」到和平使者

在踏入政壇以前,軍旅生涯長達27年的拉賓戰功彪炳,在1967年六日戰爭(註2)中擔任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的拉賓,不僅帶領以色列大勝阿拉伯聯軍,更一舉拿下包括耶路撒冷舊城與希伯來大學斯柯普斯山(Mount Scopus)校區在內的東耶路撒冷;同年,希伯來大學授與拉賓榮譽博士學位,在學位授與典禮上,拉賓發表一段對以色列國防軍表示感謝的著名演說

拉賓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以色列國防部長(註3),1985年,為了抑制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拉賓宣布一項被暱稱為「鐵腕政策」(iron fist)的作法,讓以色列軍方能在嫌犯未經受審之下就予以監禁、關閉報社或遣返維權份子等。

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First Intifada)初期,媒體報導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拉賓矢言:「我們會讓他們(參與起義的巴勒斯坦人)粉身碎骨」(We will break their bones)(註4);他鼓勵士兵在面對丟擲石塊的巴勒斯坦民眾時,盡可能地用棍棒取代荷槍實彈的武力反擊,來壓制巴勒斯坦人的起義(註5)。

從當時的媒體報導中,人們看到丟擲石塊攻擊軍警的巴勒斯坦人,被打到骨頭碎裂;有些媒體還提及,部分傷者害怕在醫院遭到逮捕,因此不敢就醫。

直到今天,仍有巴勒斯坦人在憶起拉賓時,印象最鮮明的,是那位下令士兵讓參加起義的巴勒斯坦平民粉身碎骨的國防部長。即使拉賓最後在以巴和平進程上,帶領以色列跨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有些巴勒斯坦人對拉賓的180度大轉變並不那麼領情,他們不太相信,過去多年來在對巴解組織與對巴人政策上,採取「鐵血」政策的拉賓,在短短幾年內就脫胎換骨,搖身一變成為和平使者(註6)。

然而,有些觀察家認為,拉賓在主導以色列回應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義的期間,首次觀察到,不少巴勒斯坦人在反抗以色列統治上抱著必死的決心,並察覺到巴勒斯坦內部已經有本土的領導階層崛起;這些觀察可能都讓拉賓意識到,以色列必須將巴勒斯坦人視為和談的對象。

拉賓在1989年提案一項兩階段的和平進程,第一階段由巴勒斯坦人選出他們的領袖,第二階段則是讓以色列與巴人民選領袖進行和談;在美國政府施壓之下,當時的總理、聯合黨(也就是右派)的沙米爾(Yitzhak Shamir)也同意這項和平進程。

但隔年,沙米爾領導的大聯合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垮台,拉賓所屬的勞工結盟黨(Alignment)領袖裴瑞斯(Shimon Peres)在無法組成政府後,就由沙米爾組成一個右派政府;就這樣,拉賓的1989年提案也暫時付之東流。

90年代以巴和平協議

在拉賓領導下,以色列工黨於1992年6月的國會選舉中,重回國會最大黨寶座,並成功地組成一個包括工黨、梅雷茲黨(Meretz)與宗教政黨沙斯黨(Shas)的「左派」政府(註7)。

在巴解組織(PLO)領袖阿拉法特表明願意放棄使用暴力、並正式承認以色列之後,拉賓也表示願意正式承認巴解組織;接著,奧斯陸和談開始進行(註8)。

今天我們看來習以為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及位於西岸、由巴勒斯坦政府全權管轄、俗稱的「Area A」等政治現實,都是根據《奧斯陸協議》(註9)而逐漸達成的;也就是說,《奧斯陸協議》中有關自治政府及領土歸屬的討論,在當時的時空背景看來,算是空前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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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拉賓(左)與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右)在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見證下,簽署《奧斯陸協議》|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Avi Ohayon)

隨後,拉賓在1994年10月與約旦簽署和平條約,條約中明訂兩國的邊界、有關水源的爭端、並據以作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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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拉賓與約旦國王胡笙(Hussein)在柯林頓總統見證下握手的歷史性畫面|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Sa'ar Ya'acov)

儘管不少以色列人對這些歷史性的發展感到樂觀,認為也許和平即將到來,但在以色列國內與巴勒斯坦內部,也傳出不少激烈的反對聲浪。從1993年4月到1995年8月,以色列境內與屯墾區發生11起自殺炸彈攻擊事件(註10),造成79死、幾十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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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耶路撒冷的馬哈尼耶胡達(Mahane Yehuda)市場遭受恐攻後的景象|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Moshe Milner)

反對拉賓政府和平協議的陣營認為,拉賓在和平協議中做出的領土退讓,打破了他們有關維持「大以色列」(註11)領土完整性的夢想;除了提出嚴正抗議外,還有不少人大罵拉賓為「叛國賊」,在當時的一些反和平協議集會中,一些與會者甚至會大喊「殺死拉賓」;納坦雅胡作為當時的反對派領袖,也對拉賓政府簽訂的和平協議大表不滿,在他所出席的一些集會中,也可以聽到反拉賓民眾呼喊偏激的口號(註12)。

  • 影片說明:反對和平協議的集會集錦

如此的氛圍大大地打擊了支持和平協議的陣營,他們因此決定在特拉維夫舉辦一場大型造勢晚會,提振士氣。

1995年11月4日安息日過後,大批群眾聚集在特拉維夫的列王廣場(Kings of Israel Square,在拉賓死後改名為拉賓廣場以示紀念),群情激昂;也是在那晚,拉賓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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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賓家屬,攝於1995年拉賓葬禮上|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Tsvika Israeli)

「後拉賓時期」以色列「左派」政黨的沒落

一般而言,所謂的左派與右派在政府角色、經濟、國安等議題上有所分別;但每個國家由於國情、歷史等發展上的差異,左、右派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常有其獨特含義,儘管這樣的詞彙有助於區分政黨或政治人物在政策立場上的差異,但在使用上也可能缺發精準性。

舉例而言,以色列俗稱的左、右派自從上世紀80、90年代後,在不少內政、特別是經濟財政議題上,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一般被形容為左派的拉賓,90年代擔任總理職時,就延續80年代政府的私有化政策,這項通常比較是右派擁戴的經濟政策。

以色列的左、右派最為鮮明的差異,通常是在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上,簡化地說,右派被認為在對巴人政策上相對「強硬」,較不願在領土等議題上作出讓步;左派則相對願意為了和平進程而在這些議題上做出妥協。

然而,除了被許多人認為是「極左」的一些、像是梅雷茲黨或一些多數黨員為阿拉伯裔的政黨之外,以色列大部分主流政黨與政治人物,仍在不少涉及國家認同及對巴人政策上,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比如多數主流政黨都會(至在少口頭上)堅稱以色列是一個猶太人國家。

此外,多數主流政黨對於讓阿拉伯政黨加入政府一事,仍多有保留;一個最近的例子是這一、兩年的選舉後,儘管被認為是中間派的藍白聯盟一度有機會讓阿拉伯政黨加入政府,但這樣的提案最終還是沒有成功。

向來代表左派的以色列工黨,在拉賓死後可以說是一路沒落下去。

從下圖可以看出,以色列工黨在1977年選舉遭遇首次最顯著的挫敗,席次從之前的40、50多席驟降至32席,也首度輸掉執政權;在拉賓死後的1996年選舉,該黨獲得34席,成為在野黨;2003年之後的歷年國會選舉中,除了2015年的24席(註13),工黨總是獲得不到20席;最近兩年的三次國會選舉,儘管與其他小黨合併,更是只獲得個位數字的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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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宇棻製圖;原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下圖從政黨光譜位置區分,明顯可以看出,中間偏左政黨(即不包括被認為是極左的梅雷茲黨與多數黨員為阿拉伯裔的阿拉伯政黨)席次是年年遞減(從1949年的66席降至2019年的11席),而右派政黨的政治版圖則是隨著時間穩定成長並維持一定水準(從1949年的15席到2019年的47席)。

在讓拉賓二度擔任總理的1992年國會選舉中,左、右派陣營可謂旗鼓相當:中間偏左政黨獲得44席,右派政黨則獲得43席;不難看出,今天的中間偏左政黨可謂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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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宇棻製圖;原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以色列「左派」為何沒落?

整體來說,以色列左派政黨、或說工黨的沒落,可以大致歸咎於三大原因。

首先是以巴和談陷入僵局。儘管在拉賓死後,以巴和談並未隨著他的逝世戛然而止,但90年代中期以後到2000年左右的幾次談判,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宣告破局。

此外,90年代開始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攻擊,以及2000年9月爆發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都更加深以色列民眾對以巴和平進程的懷疑(註14)。

其中,2000年時代表以色列出席大衛營高峰會、隸屬工黨的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在峰會後絕望地表示:「很明顯地,我們沒有和談的夥伴」(... there is apparently no partner for peace),更是象徵企圖藉由和談達成和平的工黨已經「沒法度」了。

巴拉克在2001年卸任後,也為以色列工黨領軍的政府暫時劃下了一個句點,過去二十年來,以色列工黨再沒能重回執政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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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弔念拉賓的一場紀念活動|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聞局(Moshe Milner)

其次,左派在經濟民生等內政議題上,也逐漸失去建國初期鮮明的社會主義傾向(註15),這項發展可追溯到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以色列內部本身問題及世界性的石油危機等因素,使以色列發生通貨膨脹等嚴重經濟問題,導致政府無法再繼續實踐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四年後,也就是1977年,工黨在國會選舉中失勢,在近30年後首度失去執政權,由貝京(Menachem Begin)領導的以色列第一個右派政府上台。

1980與1990年代,不論是工黨或聯合黨政府,都在經濟、財政上逐漸採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包括私有化及減少政府支出等。

2017年開始上任工黨黨主席職的加貝(Avi Gabbay),在踏入政壇前曾任以色列電信業者的CEO,這樣看起來沒那麼「社會主義」的資歷,也讓一些人戲稱工黨的領導階層為「light版聯合黨」。

簡而言之,以色列工黨從領導階層到政策上,都已經逐漸喪失最初的社會主義色彩,導致其在經濟財政議題上,與中間或中間偏右的政黨沒有明顯的區別。

最後,左派陣營似乎尚未出現像是納坦雅胡這樣,對選民來說具備深厚個人魅力的領袖,能夠吸引死忠支持者,或團結左派與中間偏左政黨。

在2014年底到2019年初,由幾個左派與中間偏左政黨結合成的錫安主義聯盟(Zionist Union),在2015年選舉後,成為國會第二大黨,但仍未能對納坦雅胡構成有效的威脅;更慘的是,內部政黨之間的齟齬,終於導致這個聯盟在2019年1月解散。

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在去(2019)年國會選舉中,以政壇新秀之姿一度來勢洶洶的藍白聯盟領袖甘茨(Benny Gantz);在歷經連續三次過會選舉後,甘茨還是被納坦雅胡「收編」,加入了後者的政府(註16)。

今年,納坦雅胡這個被多數評論者與媒體定位為右派的以色列總理,與阿聯及巴林進行關係正常化;也就是說,一個被認為是右派的總理帶領了以色列在和平進程上有所突破,這對原本就已經沒落的以色列左派可說是更進一步的打擊。

被視為右派的納坦雅胡,其實近年來在以巴問題上,展現不少相對實際的言論與作法。

他曾經說過,以巴衝突只能被「控管」(manage),而無法真正被解決(solved),這樣的論點在左派領袖試圖藉由和平協議為以巴衝突劃下句點未果的情況之下,呈現一個相對實際的「方案」。

2009年,在巴伊蘭大學的一場演說中,納坦雅胡甚至首度表明,自己可以接受兩國解決方案,即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邊一國。對這位在一本1993年出版的書籍中,形容巴勒斯坦國對以色列會造成重大危害的政治人物來說,可說是一大突破。

更重要的是,過去11年來,以色列在納坦雅胡的帶領下,多半能控制與巴勒斯坦、尤其是哈瑪斯方面的衝突,即便雙方發生交火,強度與長度也多較以往緩和;這對建國以來就歷經多次戰事的以色列人來說,算是經歷了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世代。

再者,以色列近期的國會選舉,幾乎都圍繞在支持或反對納坦雅胡這項「議題」上;最近一、兩年的三次選舉中,政壇新鮮人甘茨原本被認為可以形成一股挑戰納坦雅胡的清流,但他帶領的藍白聯盟,除了「反納坦雅胡」以外,並沒有在政策上提出不同於納坦雅胡的選擇,顯然這對選民來說,是不夠的。

以色列左派政黨若想要重回執政寶座、找回拉賓時代的氣勢,除了需要一位在個人魅力上可與納坦雅胡抗衡、並讓左派與中間偏左政黨團結的領袖,還需要能走出自己的路線,在考量實際情況下,重塑左派在以巴問題及經濟等各種議題上的立場,才有可能重新擄獲選民的心。

註釋

  • 註1:拉賓於以色列時間1995年11月4日遭到刺殺,這一天是猶太曆的瑪西班月(Heshvan)月12日,因此每年的這一天被定為拉賓紀念日,今(2020)年的日期落在西曆10月30日。
  • 註2:據信拉賓在六日戰爭前夕,曾因壓力而發生短暫的精神崩潰。
  • 註3:拉賓在國防部長任內,還主導了一場在以色列備受爭議的換囚行動:1985年,以色列以1,150名在以色列監獄服刑的巴勒斯坦與黎巴嫩囚犯,交換在第一次黎巴嫩戰爭中被巴勒斯坦軍事組織俘虜的3位以色列士兵;這1,150名囚犯有不少是因為殺害以色列平民而入獄者,且有些人後來參與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First Intifada);可想而知,當時該行動在以列內部飽受批評。
  • 註4:拉賓的遺孀在書中反駁,指拉賓從來沒有說過這樣一句話;也有一說是拉賓確實說過這句話,但他的目的是在鼓勵以色列士兵不要使用射擊這樣過當的武力,還擊丟擲石頭的巴勒斯坦人,且一旦投擲石塊者被捕,軍警也不會再繼續任何的毆打或刑求。
  • 註5:此一政策也反過來對以色列軍人造成不少負面影響;因為執行此政策意味著,受軍事訓練的軍人必須對平民、婦女、小孩動武,或是受到這些人的訕笑、嘲弄,這對不少年輕男性軍人來說,是相當屈辱的,深刻的屈辱感也導致不少人軍人對平民使用過當的武力;儘管拉賓在國防部長任內聲望一度高過當時的總理沙米爾(Yitzhak Shamir)等其他明星政治人物,但在對巴勒斯坦起義者的政策上,拉賓的命令曾在以色列內部引起不少爭議。
  • 註6:不少評論者指出,拉賓是在違背他意願的情況下,被硬拖進去90年代初期的以巴和平進程;他在1992年競選期間,僅承諾要追求與敘利亞方面的和談,無奈在他就任總理後,以色列與敘利亞的和談未能有突破性進展;但在以巴和談方面,拉賓受到來自當時擔任外交部長的裴瑞斯(Shimon Peres)的壓力,變得有些騎虎難下,只好硬著頭皮參與了《奧斯陸協議》。
  • 註7:沙斯黨在1993年9月,由於面臨貪腐指控的黨魁被最高法院勒令辭去部長職,而退出拉賓帶領的政府;在這之後,另一個小黨加入政府,故讓政府免於因為人數不足而面臨垮台的命運。
  • 註8:另一項重要的歷史背景發生在1993年1月20日,以色列國會廢止一項在1986年訂立、禁止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進行任何往來或溝通的法律,這成了讓和談在不違反以色列法律情況下進行的依據。
  • 註9:《奧斯陸協議》旨在為以巴問題解決方案設下一個框架,其中所提出關於領土、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安全及法律安排、經濟合作等要件,在性質上比較算是大原則,而沒有在實踐細節上有太多的著墨;這些都有待日後的持續協商來達成。
  • 註10:單從數字上來說,以色列在這波恐怖攻擊中死傷的平民遠高於巴勒斯坦,但這當中也有以色列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發動的攻擊,一個時常被提及的事件,發生在1994年的一個二月天,從美國紐約回歸到以色列的醫生戈登斯坦(Baruch/Benjamin Goldstein)在位於希伯崙的一間清真寺內,對著正在禮拜的人掃射,他最後被生還的民眾制止、當場打死;但在這樣的論述之外,一些人對這起事件的始末提出爭議,主張警方對事件的調查不完整,且沒有起訴打死戈登斯坦的人;亦有人撰文用這起事件,來抨擊媒體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恐攻行動」論述上的雙重標準。
  • 註11: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的組織或個人對「大以色列」的定義也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有關「大以色列」領土的概念,源自於舊約聖經中(或猶太教妥拉)對以色列領土的描述,現在通常包括俗稱的「西岸」地區。
  • 註12:在拉賓遇刺身亡後,拉賓的遺孀曾表示,納坦雅胡煽動性的言論是激發仇恨拉賓情緒的元兇,間接導致拉賓的死亡;多年以來,納坦雅胡仍不斷面臨拉賓支持者在這方面的指控;2016年,納坦雅胡在臉書上反擊,發布自己當年指責煽動刺殺拉賓言論的紀錄,試圖為自己平反。
  • 註13:不過2015年所獲得的席次,是在工黨與其他中間偏左政黨合體之下所共同獲得的。
  • 註14:以色列政府2005年單方面決定全面撤出加薩走廊的作法及後續發展,也讓不少以色列民眾,更加懷疑巴勒斯坦方面對於和平的誠意,這主要是因為在一場巴解組織與哈瑪斯(Hamas)的內戰後,2007年6月開始,哈瑪斯控制加薩走廊,自此之後,不斷有從加薩走廊對以色列發出的攻擊。
  • 註15:有學者和觀察家認為,左派在內政議題上的失勢,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並不只限於以色列。
  • 註16:另一個例子是前文提到的前工黨主席巴拉克,他在1999年就任總理時,試圖囊括宗教政黨沙斯黨與左派的梅雷茲黨組成政府,由於這兩黨在宗教-世俗議題上的天差地別,加上巴拉克本人在斡旋技巧上的問題,最終導致兩黨紛紛退出政府;這也讓巴拉克在世俗與猶太教選民間,兩面不討好;如前文提到,巴拉克在以巴和談上的挫敗,也讓支持他與工黨的選民大失所望;因此巴拉克之後重返政壇的企圖,一直不甚成功;去年他企圖重返政壇時,還捲入美國企業家艾普斯汀(Jeffrey Epstein)的一連串性醜聞疑雲中。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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