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回憶錄《心安即是家》:曾希望,「大馬來西亞」最好的結果是個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國家

王賡武回憶錄《心安即是家》:曾希望,「大馬來西亞」最好的結果是個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國家
東姑阿都拉曼於1957年8月31日在默迪卡廣場宣布馬來亞獨立。Photo Credit: Wikipedia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王賡武指出,當初馬來西亞成立的概念是一個政治決定,目的是為東南亞的民主制度找到比較長久的位置。同時,馬來西亞仍然必須解決多國體制和多元社會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否認這些問題確實很嚴重。

文:王賡武

調查報告

1961年5月27日,東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編按:馬來西亞官方譯名為東姑阿都拉曼)提出了「大馬來西亞」的構想。娉婷(編按:王賡武夫人)和我當時在倫敦,他對新加坡改變了主意令我驚訝。現在新加坡要與砂勞越、文萊和沙巴並排而立,不知道人民行動黨領導人會怎樣考慮成為馬來亞人的問題。新加坡與那三個州有什麼共同點?我還不夠瞭解,不知道問題的關鍵在哪裏。另外,我正在努力完成關於中國明朝與東南亞關係的研究,只能花部分時間去瞭解發展情況。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看到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一些領導人正在規劃建立一個更大聯邦的輪廓。到1962年初,在我們返回吉隆坡的前夕,我驚訝地發現婆羅洲北部的三個州已經表示願意加入。看起來「大馬來西亞」即將成立。

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瞭解什麼是「馬來西亞」的問題。我發現我的同事跟我一樣感到困惑,不知道這個新的國家如何呈現。許多人會同意我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同事陳大榮(Tan Tai Yong)後來所說的:「矯揉造作的複雜演習……人為的政治創作」。當我被選為院長時,我認為文學院是介紹這個新國家的最佳場所,於是提議組織一批論文,說明這個國家所具備的基本狀況。我發現地理系的特里.麥基(Terry McGee)特別熱心,於是我們在兩個校區分別找人。我們最後一共找到27個人,同意調查所涉各州的現況,從而幫助我們重新想像一個不一樣的馬來亞。吉隆坡有17人,新加坡的姊妹校區有3人,還有7人正在訪問我們大學或以其他身份聯繫到我們。在最後一組人中,英聯邦歷史學家羅賓.溫克斯(Robin Winks)正從耶魯大學到我校客座,還幫助我們找到了國際出版商。我們給自己定了一年的期限,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截止時間,因為我們想配合官方計劃,到1963年8月31日(國慶日)成立大聯邦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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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1969年1月27日,時任馬國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右)在倫敦召開記者會。

作為這本書的編輯,我對婆羅洲的三個州除了從書上讀過一點之外,瞭解甚少,自己覺得說不過去。我徵詢一位撰稿人、砂勞越博物館的湯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的意見,請他協助我去婆羅洲走一趟,讓我更好地瞭解新國家的東部情況。我在新聞報道中讀到一些消息,包括馬來人和華人領袖的嚴重質疑,馬來西亞團結諮詢委員會(Malaysia Solida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的聲明,以及科博爾德委員會(Cobbold Commission)的報告。

可是就在我出發前, 1962 年12 月發生了文萊暴亂(Brunei Revolt)。幾週後,蘇卡諾總統宣布了他反對馬來西亞成立的對抗運動(Konfrontasi)。我按原來計劃於1963 年2月出發,在砂勞越旅行了三個星期,在文萊一個星期,在沙巴兩個星期。在砂勞越,新聞辦公室的阿拉斯泰爾.莫里森(Alastair Morrison)帶着我拜訪了該州第一、第二和第三省的當地領導人。他還安排我長途開車去文萊。在那個高度警戒的城市,文萊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帶我到各處參觀,然後帶我去了塞里亞(Seria)石油城。一切都很平靜,我們的對話僅限於生活方式和文化。在沙巴,我的時間只夠去訪問東海岸的山打根(Sandakan)或去內陸旅行。我選擇了後者,沿着帕達斯河(Padas River)到達丹南(Tenom),然後去建寧歐(Keningau)。

整個旅程令人振奮。我之所以計劃這次旅行,並不單純是為了政治,而是想直接見面聊天瞭解情況。事實證明,只有在砂勞越,才有人公開地對馬來西亞的辯論表示有興趣,當地的共產黨在印尼共產黨同僚的支持下,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文萊還沒有從叛亂中恢復過來,沒有人願意談論任何政治話題。在沙巴州,我未能見到卡達山杜順族(Dusun [Kadazan])的領導人唐納德.斯蒂芬斯(Donald Stephens)(他不在哲斯頓〔Jesselton〕)。我只見到無精打采地表示支持的州官員。總的來說,我的印象是,大多數人感到滿意,因為科伯爾德委員會已經知道了他們的關切,如果州的權利得到某種保證,並且各州以平等地位加入馬來亞,他們就願意接受聯邦。我很高興知道這一點。我一路看到太多新的東西,使我無法完全搞清楚情況。除古晉以外,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原住民的土地利用,以及對於布魯克王公(Raja Brooke)家族、文萊王室和北婆羅洲公司所帶來的馬來人和華人的獨特混合,原住民如何看待他們自己與這種混合之間的關係。

在古晉,阿拉斯泰爾.莫里森特別給我幫助,把我介紹給馬來人和達雅人(Dayak)等族群領袖。不過,最願意與我交談的是砂勞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的領導人,他們公開反對東古的計劃。王其輝(Ong Kee Hui)和楊國斯(Stephen Yong)批評該計劃的某些方面,認為它似乎要將砂勞越置於馬來亞的控制之下。他們說,他們已經向委員會提出他們關切的事項,並希望最後的協議能夠反映出他們的擔心。他們得知我們正在編輯一本書,準備將新馬來西亞介紹給更多讀者,便要求我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還遇到了一位朋友黃順開(Wong Soon Kai),他是我新加坡馬來亞大學醫學院的學長。他冷靜地分析了民眾分裂的情況,並認為整個計劃在他們還沒有考慮是否獨立之前就突然丟給他們。因此,他們只能指望英國人會給他們公正的待遇。

現在回顧,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以後又去過東馬來西亞和文萊好幾次,每次訪問後,我都意識到我的第一次訪問,對於三個州的人民怎樣考慮加入馬來西亞的問題,幾乎一無所知。比如說,我對文萊的訪問並沒有讓我預見到文萊蘇丹會退出聯邦。退出的決定給我的大多數撰稿人造成麻煩。我不得不請他們收回論文,修改所有提到文萊的地方,包括重新繪製幾張表格和圖表。我們的出版商很能體諒,但該書的出版因此推遲了將近一年。我在這本書上花費了十五個月的痛苦時光,自己發誓說從此不要再參與當代事務。

我等到1963 年9月新的聯邦成立後才寫導言,於是被當時的歡慶氣氛沖昏了頭。結果,我寫的導言比第一次從婆羅洲回來時的實際感覺要樂觀得多。例如,

總而言之,我們希望本書中的研究將對東南亞這個充滿希望的新國家提供足夠全面的瞭解……。在這個多種族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加入馬來西亞的新州也將發揮重要作用。新加坡已經顯示出足夠的成熟,可以在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城市培養出多種族的忠誠感情。它當前的任務是證明這種忠誠感情在馬來西亞其他地方的重要性。砂勞越和沙巴州尚需面對考驗,但是有跡象表明,它們都將培養自己的多種族忠誠感情。這些忠誠感情是否能夠與大陸發展的忠誠感情融合無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的國家領導層的智慧。

蘇卡諾總統的對抗運動不久就變成暴力行動。馬來西亞迅速採取行動,向聯合國求援,以獲得國際承認。關於新國家的報道無處不在,使得這本書受到廣泛關注。聯邦慶祝活動之後,新加坡選舉中的政治鬥爭,以及1964年的馬來西亞選舉,更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此後,新加坡發生了致命的種族騷亂,破壞了聯盟和人民行動黨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除了其他一些行動加劇了人們對種族間緊張關係的擔憂,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正式談判也未能解決一系列敏感的經濟和行政分歧。儘管出現了上述情況,加上有些評論者也對這本書提出質疑,但我記得仍然為自己的結論辯護:

嚴格而言,馬來西亞的概念是一個政治決定,目的是為東南亞的民主制度找到比較長久的位置。人們預料到,這一概念已經遭到國際共產主義的反對。實行議會民主失敗了的印尼也反對。馬來西亞仍然必須解決多國體制和多元社會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否認這些問題確實很嚴重。但是,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在祝福馬來西亞,並確認馬來西亞在東南亞可以發揮歷史性作用。我們現在預期馬來西亞將秉承現代歷史上最美好的一些理想:自由、民主代表制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些價值觀應該永遠傳承下去。

唐獎大師論壇漢學場(1)
Photo Credit: 中央社
今年榮獲唐獎漢學獎王賡武教授因疫情影響,唐獎教育基金會在9月22日安排王賡武教授透過視訊與台灣分享其研究觀點。

現在回顧,我意識到自1949年以來自己一直渴望成為馬來亞的公民,我1963年寫的文章就是在確認我對新成立的馬來西亞的信念。我知道,關於新加坡州與國家中心關係的細節仍在談判中。但是,我毫不猶豫地發表了如此一廂情願的聲明。當時,經過多年辯論和對抗之後,我越來越希望,最好的結果就是馬來西亞能夠把新加坡包括在內。因此,我們的書才出版一年,馬來西亞領導人在1965年8月9日宣布,同意與新加坡分離,令我異常震驚。根據我在砂勞越和沙巴與人交談的瞭解,我也認為,這同樣令他們震驚,因為他們指望着與新加坡一起加入大馬來西亞聯邦。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心安即是家》王賡武回憶錄下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

作者:王賡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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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史學大家王賡武在年近九旬之際寫下自己「長年半遊牧生涯」的故事。他的人生以殖民時代的東南亞為起點,歷經殖民、戰爭、動亂、革命,大半生在三大洲間遷徙,構成二十世紀的歷史洪流之中一部豐富而獨特的流浪史。

回憶錄共兩卷。上卷《家園何處是》回望王賡武充滿不確定性和轉折的少年經歷,這段歲月對他影響至深,成為他治學和人生的底色。

王賡武1930 年在南洋出生,自小接受古典中文教育和正統英文教育。因日軍入侵東南亞,他不得不輟學,數年間在街頭遊蕩,以少年人本真的好奇心學會廣東話、馬來語、客家話、閩南語,並對殖民地錯綜複雜的「華人性」有了最初的領會。憑藉奇跡般的機緣,他在日本戰敗前夕重拾學業、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卻親身見證父母諄諄教導的那個故園中國終歸於幻滅。然而,青年王賡武對「家園何處是」的困惑與不安在此際漸漸撫平。站在兒時經歷為他塑造的「多重世界」交匯處,他「開始感到沒有東西能擋在我認識萬物的道路上」。

下卷《心安即是家》由王賡武與太太林娉婷合著,繼續述說他們在情感和知性上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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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