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回憶錄《心安即是家》:重返「大馬來西亞」前夕,種族差異終是難以避免的未來

王賡武回憶錄《心安即是家》:重返「大馬來西亞」前夕,種族差異終是難以避免的未來
圖為2013年12月5日,曾執政馬來西亞多年的馬來穆斯林政黨巫統舉行全國代表大會。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關於馬來亞民族國家的概念,長期以來存在著的兩種立場,一方面有人認為由馬來人領導的與華人和印度人結成夥伴關係是在馬來西亞分享權力的唯一途徑,另一方面有人認為應該盡可能縮小種族差異。

文:王賡武

馬來西亞

也正是我在倫敦的那一年,我對馬來亞民族主義的含義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編按:1961年王賡武教授獲得補助金,以洛克菲勒研究員的身份到亞非學院工作一年。)當我應邀在皇家中亞學會講話時,我談到「馬來亞民族主義」,並發表在該學會的學報上。我在其中指出:

如果我們在這一階段制定一個定義,那麼可以說「馬來亞民族主義」有兩個組成部分:馬來民族主義是核心,外圍是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團結一致的理念。這也許不是許多馬來和非馬來政治人物希望看到的方式。有一些馬來領導人將馬來亞民族主義與馬來民族主義等量齊觀,只要可能就使用「馬來人」而不是「馬來亞人」。許多自稱「馬來亞人」的華人和印度領導人認為這是一種全新的政治身份,在任何情況下拒絕承認它類似於「馬來人」。但是不能否認的是,現在的馬來執政集團給馬來亞民族主義帶來強大的活力、專心致志和領導地位。這些馬來人得到了華人和印度人的支持,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對領導權的主張或權利。

我知道這個定義是在五十多年前提出的,目的是描述在東古(編按:馬來西亞官方譯名為東姑阿都拉曼)宣布「大馬來西亞」之前的馬來亞。我對砂勞越州和沙巴州的土著(伊班族,Iban)、馬蘭諾族(Melanau)、穆魯特族(Murut)、卡達扎恩族(Kadazhan)、蘇魯克族(Suluk)、巴瑤族(Bajau)等將扮演的角色並不完全瞭解,當然也不認為新加坡會離開新的聯邦。但是,回想起來,我對馬來國家領導層的關鍵看法仍然是正確的。馬來領導層現在其實更為強大,可以控制最終可能出現的任何兩黨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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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公有領域
東姑阿都拉曼,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亦被尊為馬來西亞國父。

娉婷對倫敦之行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她再次懷孕了。我的母親聽說娉婷想跟我一起去倫敦,就勸我們把女兒新玫留下來由她照顧一年。我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她喜歡新玫到溺愛的程度,所以毫無疑問,新玫會受到寵愛。兒子新明跟着我們,因為他已經到了可以去上預備學校學前班的年齡。以下是娉婷關於這次訪問的回憶:

我們在1961年1月去了倫敦,因為賡武獲得了一年的洛克菲勒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授予亞洲有前途的年輕學者。那時我大約懷孕六個月,儘管這是我們再次乘船前往英格蘭,但身體感覺很好。這次我們乘坐的是丹麥貨船Selandia,這是一艘客貨船,只有約80名乘客。因此,在到達南安普敦之前,我們幾乎有四個星期在一起玩耍、聊天、吃飯,彼此變得非常熟悉。我們那一桌坐了很多談得來的人,所以過得很開心。我和新明的船票是我們自己支付,因為基金會只支付賡武的船票錢。我記不清楚我們的船票錢是怎麼來的,可能馬來亞大學提供了一些補助。

我原本打算去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準備在1960年9月自己去倫敦,把孩子留給賡武和傭人,但在發現我又懷孕後把計劃取消了。

因為嬰兒會在4月出生,那時課才上了一半,所以我不可能把課上完。儘管這個女兒不在我們計劃之內,但新蘭的出生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快樂。我並不後悔沒有去上課,因為我後來不得不在潘泰山(Pantai Hill)馬來亞師範學院(MTC)解決這個課題,自己通過實踐學到了同樣的知識。

我在倫敦讀書的妹妹玉婷(Dorothy)到南安普敦的碼頭來接我們。最初,我們住在羅素廣場的一家酒店,然後通過倫敦大學的住房部門在倫敦北部的穆斯韋爾山(Muswell Hill)找了一間公寓。房東是一位從捷克斯洛伐克來的猶太人,他在希特勒大屠殺期間逃往中國。戰爭結束後,他到了英國。因為當時只有中國人接納猶太人,所以他對中國人心存感激。他不在乎我即將生產,很高興把公寓租給我們。

我們的公寓包括一間大客廳/飯廳、兩間臥室(一間位於公寓的後面)、一間廚房和一間浴室。玉婷在這一年與我們共住,住在後面臥室,大小剛好住一個人。她以前一直和朋友們合租公寓,所以很高興能和我們在一起。

新明睡在客廳的沙發床上。白天這就是我們的沙發!這間公寓比較狹窄,但是我們沒有太多行李,只有幾箱衣服。公寓應該是配備家具的。在英國,這意味着沒有冰箱(在亞洲,冰箱是必須有的),但玉婷帶來了一個小冰箱,而且居然是可以使用的!衣服可以到附近的洗衣店洗。廚房不大,但足以放一張小桌子吃飯。無論如何,商店就在樓下面向大街,所以我就將就過活了。

賡武撰寫了關於明朝與東南亞關係的一系列文章。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新領域,卻是他因研究海外華人問題而聞名的開始。說到底,他幾乎是偶然地掉入這個研究領域。他原來的論文是關於中國九世紀和十世紀的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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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年輕時的王賡武和夫人娉婷女士的合影。

1962年初,我回到馬來亞大學時,當選為文學院院長。我同意就職,因為我知道我很幸運,在兩年內兩次離校遠行(先後去了美國和英國),現在該是我分擔管理職責的時候了。歷史系招收了大批學生,系主任約翰.巴斯汀支持我擔任院長,只要我能夠按照計劃繼續教學。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我需要全力以赴。但是,無論是教書還是為同事提供行政服務,我都不斷學到新的東西,令人興奮。我必須承認我幹得很起勁。現在回顧,我回校後在兩件事上花費了大部分時間。首先是大學決定在馬來研究系和印度研究系之外增加一個中文系。另一件事是由一系列事件引發的,導致日趨衰微的大英帝國同意讓治下的五個不同政體合併成為一個新的馬來西亞聯邦。

馬來亞大學原來希望聘請劍橋大學的鄭德坤來領導新的中文系,但他只同意擔任客座教授一年。身為院長,我被要求擔任負責人,直到找到適當人選為止。我具有一些漢學背景,因此我負責招募新的教職員,為1963年的學生入學做準備。在鄭德坤的幫助下,我們編寫了新課程表,聘請了第一批教師。在鄭德坤離開之前,我們從新加坡找到已經成為中國數學和科學史學家的物理學家何丙郁(Ho Peng Yoke)來擔任中文系的教授和系主任。然後,我成功地說服了來自漢堡的另一位客座教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他既是漢學家又是歷史學家,接替我擔任代理系主任。何丙郁第二年到任。中文系有了個好的開端。就我自己來說,我這次學到的漢學知識,比在倫敦亞非學院第一次接觸漢學時要多得多。

至於第二件事,我們更加關注的是如何鞏固我們關於馬來亞民族國家的觀念,而不僅僅是關注一個擺脫了英國控制的政體。我在馬來亞獨立後居住在吉隆坡,這提醒了我,關於公民身份的不同期望仍然有待解決。這些期望與個別領導人所採取的極端立場不同。例如,一方面,馬來民族主義與印尼政界理想的《大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Raya)關係密切,所以伊斯蘭國家的想法就被擱置了;另一方面,馬來亞共產黨的解放思想即將在叢林中被擊敗。在這兩種極端想法之間,政治領導人仍有很大的談判空間,以決定哪一種公民身份最適合那些選擇將馬來亞當作自己國家的人。長期以來存在着的兩種立場,一方面有人認為由馬來人領導的與華人和印度人結成夥伴關係是在馬來西亞分享權力的唯一途徑,另一方面有人認為應該盡可能縮小種族差異。對於後者來說,我們的領導人越早注意民生利益,縮小貧富差距,對未來的發展就越好。但是大多數人認識到,種族差異將是難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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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 達志影像
圖為疫情期間的吉隆坡街頭,圖中的數位廣告是慶祝9月16日的「馬來西亞日」。馬來西亞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

現在需要決定的是如何處理一個殖民地國家留下來的架構,那是由各種官僚機構和封建特權組成的獨特聯合體,首先需要強大的中央控制力量。儘管當時人們對聯合體瞭解甚少,但它的核心是民主權利的理想,要確保人民最終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

我對民主的體會是膚淺的。我只在1955年的英國看到工黨在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an)的支持者和休.蓋特斯凱(Hugh Gaitskell)的支持者之間分裂。回到新加坡後,我在離開前看到人民行動黨的作為。我及時趕到吉隆坡校園,看到三個月後舉行的馬來亞大選。儘管每次選舉都順利舉行,但哪一個黨會獲勝並無懸念,因此我很少關注那些將會決定選舉勝負的細節。直到1960年我訪問美國,在我訪問的每座城市看到甘迺迪和尼克遜的競選活動時,我才知道民主可以產生持續的興奮和真正的懸念。現在回顧,我顯然認為獨立必然會帶來民主。我只是沒有預見到,民主是一個非常難以管理的制度,必須對自由做出堅決的承諾,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願。

我在吉隆坡的朋友熱心地帶我四處觀看競選活動,尤其是我在倫敦馬來亞廳認識的老朋友薩爾馬林加姆(Tharmalingam)或穆罕默德.塔米茲.阿卜杜拉(Mohd Tarmizi Abdullah)。我跟着他們亂逛,很快意識到我對於種族本位的族群政黨有一種天生的抗拒感。我覺得它們的排他性無助於培養民族意識。正如預期的那樣,三個社區聯盟政黨贏得了勝利。但是,令我感到鼓舞的是,它們僅以微弱多數贏得了普選。不是基於種族的政黨雖然表現不佳,但它們的表現讓我充滿希望,希望它們能夠不斷改進。泛馬來亞回教黨(PMIP)的表現比在以前的選舉中好,這使我遲疑了一下,但當時我感到它將永遠是一個地方和地區性政黨,對那些試圖建立新國家的人來說不會有吸引力。我對民主的信念沒有削弱。我仍然對政治發展有興趣,但我主要的興趣是教授我的新課程以及幫助新大學起步。我感到樂觀,認為假以時日人民將學會建立一個民主的、不以族群為基礎的的馬來亞國家,我也樂於為這個國家在教育方面貢獻自己的力量。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心安即是家》王賡武回憶錄下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

作者:王賡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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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史學大家王賡武在年近九旬之際寫下自己「長年半遊牧生涯」的故事。他的人生以殖民時代的東南亞為起點,歷經殖民、戰爭、動亂、革命,大半生在三大洲間遷徙,構成二十世紀的歷史洪流之中一部豐富而獨特的流浪史。

回憶錄共兩卷。上卷《家園何處是》回望王賡武充滿不確定性和轉折的少年經歷,這段歲月對他影響至深,成為他治學和人生的底色。

王賡武1930 年在南洋出生,自小接受古典中文教育和正統英文教育。因日軍入侵東南亞,他不得不輟學,數年間在街頭遊蕩,以少年人本真的好奇心學會廣東話、馬來語、客家話、閩南語,並對殖民地錯綜複雜的「華人性」有了最初的領會。憑藉奇跡般的機緣,他在日本戰敗前夕重拾學業、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卻親身見證父母諄諄教導的那個故園中國終歸於幻滅。然而,青年王賡武對「家園何處是」的困惑與不安在此際漸漸撫平。站在兒時經歷為他塑造的「多重世界」交匯處,他「開始感到沒有東西能擋在我認識萬物的道路上」。

下卷《心安即是家》由王賡武與太太林娉婷合著,繼續述說他們在情感和知性上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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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