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的追尋》:拜登不是第一次面對喪親之痛了,他選擇將哀慟開誠布公

《意義的追尋》:拜登不是第一次面對喪親之痛了,他選擇將哀慟開誠布公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感受它,釋放它,然後從中得到自由。這是一次深刻的體驗,不只是對他們夫妻倆而言。它感染了整個教室裡見證了這份哀慟的成員。我知道這會是他們療癒的起點。

文:大衛.凱斯樂(David Kessler)

光譜的兩端:極度公開與極度私密

席夢(Simone)的職業是專門為某個晚間電視節目安排上通告的名人或藝人。她是業內最頂尖的好手之一,總是詳細掌握明星的各種新作動態,或是某某醜聞即將爆發之類的各線消息。她的工作就是在藝人或名流人氣最旺的時候敲到他們來上通告。

圈子裡每個人都認識席夢,但是除了她已婚、有一個孩子已經成年之外,極少人瞭解她的私生活。她很少談論自己的私事,向來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公私領域之間的距離。 有一天,開會的中途,席夢的助理將她拉到會議室外,去接一通緊急電話。電話是席夢的女兒打來的,說席夢的丈夫剛才因為心臟病發過世。 「我能怎麼幫妳?」席夢的助理問她:「我應該跟其他人怎麼說?」 「就告訴他們我的丈夫剛剛走了,我會請假兩個星期。這樣就好。」

兩週後,席夢重返工作崗位,迎接她的是滿滿的慰問訊息和鮮花。她優雅地收下所有的弔唁,不過當同事們問起事情的細節時,她會表示自己寧可不談,只是擺出一副「趕緊回去工作吧」的態度。可是六個月後,她卻遞出了辭呈。雖然說她的主管知道有其他電視台正力邀她跳槽,但其實,席夢辭職的理由要比這個更加複雜。 沒有人知道席夢的丈夫患有躁鬱症。她花了好幾年的心力努力維持丈夫的健康,讓他定期就醫服藥,用盡一切積極的手段幫助他。

由於社會對於躁鬱症患者充滿污名化的眼光,所以席夢向來不喜歡談論丈夫的情況,加上天生謹慎保守的性格,更是強化了她保護丈夫隱私的渴望。她用工作來逃避家中困難的局面,只要一頭栽進工作裡,她就可以不去想丈夫的問題。只是丈夫死後,她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繼續用原來的方式生活下去。

我和她是在她辭職不久之後認識的。她告訴我,多年來費心照顧和保護丈夫的生活,給她留下了陰影。突然間,工作對她來說也變得沒有意義了。回想起過去那段生活,她感到社會上能夠支持她丈夫這種人的資源十分匱乏,她也想要改變自己,試著成為一個對世界更有貢獻的人。我們聊到,也許她可以重新去上學,將來可以投入諮商或社工師的工作。但這些提議都引不起她的興趣。不過,她至少還有些財務基礎讓她可以休息一陣子,她決定運用這段時間好好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大約一年後,我接到她的來電。她邀請我到一個離她原本居住地很遠的一個城市,為某個組織的年會演講。 「妳這段時間都在忙些什麼?」我問她。 「等我一下,」她說,「我現在在辦公室裡,先讓我把門關上。」 她告訴我,丈夫死後,她知道自己沒辦法改變過去活在無助感裡的那二十五年。不過她希望自己的下一份工作可以幫助她克服那種浪費人生的感受。最後,她在一個全國性的演講者組織裡找到一份工作。現在的她,不再是忙著敲藝人或名流的通告,而是忙著為國內精神醫學方面最重量級的專家們安排演講。

「我想要為人們做點事,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她說,「我非常樂意獻身於精神醫學領域的工作。」 「真是太棒了,」我說,「妳的同事們知道妳為什麼要做出這麼大的轉變嗎?」 「大衛,你又不是不瞭解我。我不會跟人談些私事的。我只跟他們說了,我想要換換環境,就從洛杉磯搬走了。」 一貫的席夢風範——什麼事都保密到家。話雖如此,嚴密地保持隱私,並不代表她的哀慟就不深刻。也不妨礙她去採取行動,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來紀念他的丈夫。

而在光譜的另一端,哀慟可能是非常開誠布公的。某天我的電話響起,話筒另一端傳來一個女性的聲音:「副總統拜登想要與您談話。」轉接音響完後,我聽到副總統本人的聲音:「嗨,大衛,我是喬。我想要向你的文章表達謝意。」

喬・拜登(Joe Biden)不是第一次面對喪親之痛了。多年前,他首度當選參議員,在即將就職前不久,一場車禍帶走了他的妻子內莉亞(Neilia)和女兒奈歐蜜(Naomi)。而且在他到任之後兩天,他就必須處理一場大規模槍擊案。沒錯,就是我小時候遇到的那一場槍擊案。我們簡短地聊到,我們的生命和哀慟是如何在那許多年前巧合地交織在一起。不過拜登副總統打來這通電話的目的,主要想談到的是更近期的一件憾事——前不久,他的兒子博(Beau)因為腦癌過世了。

我對他說,他面對兒子去世的方式很令人敬佩。他總是很坦率又感性地談論自己的感受,甚至數次在公眾面前落淚。有一次他在電視上接受歐普拉(Oprah Winfrey)訪問時,他描述了在博臨終的前一刻,他和另一個兒子杭特(Hunter)在病房裡,一起握著博的手的親密場景。

如果說席夢一貫的風格是將感受保留給自己,那麼拜登的風格就是將它們攤開在群眾面前。不過就算在博死後,拜登已十分動人地在一些場合上流露過自己的情感,但這種重感情的性格,也為當時的他帶來了一些挑戰。「身為副總統,」他對我說,「一部份的工作就是去參加喪禮、演說悼詞,扮演好一個代表政府的角色。」在他的兒子過世之後,他依然持續著這份工作。他甚至在博過世後不到一個月,就有力氣前去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慰問伊曼紐非裔衛理公會教堂(Emmanuel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大規模槍擊案的倖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