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防疫簡史:克服「最早傳染病」瘧疾的心路歷程

台灣防疫簡史:克服「最早傳染病」瘧疾的心路歷程
潮州瘧疾研究所|Photo Credit: 疾管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傳染病蔓延,被稱為「瘴癘之島」的臺灣,令人聞之色變。之所以能夠克服最大威脅的瘧疾,這背後要歸功於日本和臺灣的醫療相關人員捨己救人的奉獻精神。在這個新冠肺炎時代,我們更應該緬懷先人在防疫工作上的辛勞。

文:大洞敦史

現在每年仍有二億人以上感染瘧疾

在人類發展的進程裡,對抗傳染病就像戰爭一樣無法切割。眾多的傳染病裡面,瘧疾的歷史非常悠久,在約3000萬年前的琥珀化石裡,發現了帶有病原體瘧原蟲的蚊子。

瘧原蟲是透過部分品種的雌性瘧蚊(Anopheles)進入人體血液裡面。一旦罹患瘧疾,除了發燒、畏寒、頭痛、痙攣等症狀,若惡化為重症的話,甚至會出現意識不明,導致死亡。可分類為三日瘧、四日瘧、卵形瘧以及熱帶瘧(又稱惡性瘧),特別是熱帶瘧的症狀最為嚴重,若是沒有任何應急處置,極有可能致命,即使接受最妥善的治療,也有20%的死亡率。

時至今日,以非洲為首,世界上仍有幾億的人口受到瘧疾威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世界瘧疾報告書,2018年有2億2800萬人感染瘧疾,有40萬5000人因此死亡。非洲占其中9成以上。

筆者是定居在台灣的日本人,很幸運地,生活中幾乎不曾遭受到瘧疾的威脅。今(2020)年,看到新聞報導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主張抗瘧疾藥能有效預防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時,已經是隔了好久之後才再度聽到這個名稱。

於是向在台南開業的醫師韓良誠(參考:日本統治時代:台灣韓石泉醫師筆下的台南大空襲,2020.08.07)請教有關瘧疾的歷史,他分享了這段往事:「第二次大戰期間,我還是小學生,當時的日本老師經常叮嚀:『就算吵架是非不得已的,也絕對不可以打對方的肚子』,因為脾臟會受損。」

脾臓是處理衰退紅血球的器官,因為瘧原蟲會大量破壞紅血球,增加脾臟的負擔。因此,在二戰前的學校,應該都是如此教導學生的吧。

抵擋外來者入侵的「戰鬥機」瘧蚊

台灣素有「美麗島」之美稱。16世紀中葉,將鐵炮和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葡萄牙人,在同個時期,行經海上眺望這座高山峻嶺聳立的島時,高呼:「Ilha Formosa!(福爾摩沙,美麗之島)」此後,福爾摩沙一詞在歐洲人之間就成為這座島的通稱。

相反地,清朝官吏或士兵則是把這座島稱為「瘴癘之地」等。「瘴」是指山林間溼熱蒸鬱的毒氣,「癘」是瘟疫的意思。1897年,駐印度英國人醫師羅納德・羅斯(Ronald Ross;1857-1932年)發現瘧疾的傳播媒介主要是透過瘧蚊,在那以前,世界各地普遍認為是因為吸入毒氣的緣故。

瘧蚊就像是戰鬥機,對來自外部且沒有免疫力的入侵者發動攻擊,寄生的瘧原蟲形同砲彈,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1874年(明治7年),日本出兵攻打台灣(譯註:日本稱為「台灣出兵」;台灣稱為「牡丹社事件」)就是明顯例子。出動的3600名士兵當中,戰歿者僅有12名,相較之下,病歿者卻高達561名,因此被迫撤兵。

幾千年以來,瘧疾就這樣子棲息在非洲和亞洲的熱帶地區,強力抵擋外來者的入侵。如果沒有瘧疾的話,世界史應該會完全被改寫吧。

台灣瘧疾研究的先驅者——木下嘉七郎和羽鳥重郎

早於羅斯的發現,台灣總督府在1895年以後就迎面對抗這個神祕敵人,在五里霧中摸索。自隔年96年起,台灣三度爆發鼠疫大流行,應付不暇,因此遲遲無法研擬出有效的瘧疾對策,但是調査工作和研究則是穩步前進。

木下嘉七郎和羽鳥重郎是日本統治初期具代表性的研究者。木下自長崎第五高等學校醫學部畢業後,在台北近郊調查蚊子生態,1901年於《東京醫學會雜誌》第16號發表「肉叉蚊第一回報告」。

之後,留學德國後回到台灣,讓瘧疾肆虐的甲仙埔(現在的高雄市甲仙區,因盛產芋頭而出名)居民約3500人一律服用作為治療藥的奎寧,得到良好效果。前途備受看好的木下卻在山岳地帶病倒,1908年不幸英年早逝,年僅36歲。木下發表的約20篇論文,成為台灣的瘧疾研究基礎。

群馬縣出身的羽鳥重郎醫師也積極投入田野調查,發現了數種新種瘧蚊,並正式釐清台灣風土病之一的「恙蟲病」是由恙蟎叮咬所引起的,對台灣醫學和公共衛生有莫大的貢獻。退休後,他移居東部花蓮開設兒童醫院,故居經過修復後,即為現在的「秋朝咖啡館」,一棟瀰漫著檜木香氣的老屋咖啡廳。

從夏威夷搭船上岸的魚

至於如何對抗瘧疾,大致上可分為「對蚊法」和「對人法」兩大方針。

「對蚊法」是透過上下水道的整備、填埋沼澤地、叢林採伐、噴灑殺蟲劑等方法,來減少瘧蚊孳生。不過,當時要求當地居民無償做這些工作,引來很大的反彈,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1911年,總督府引入大肚魚(Gambusia affinis)也是對蚊法的其中一例。受雇台灣總督府的農業技師井街顯,到美國視察的回程途中,在夏威夷取得600尾和青鱂魚極為相似的小型淡水魚,為了避免水溫上升,把用布包裹的冰塊放在水槽上面等,小心翼翼地帶回台灣。

大肚魚的生活習性偏好蚊子幼蟲孑孓,因此被稱為食蚊魚,雖然最後活著的只剩下50尾魚,但是經過成功繁殖後,懷著萬分期待,放流到台灣各地的淡水水域。之後,雖然不知道對於消滅瘧蚊有多大幫助,但至今鄉下的池塘裡都可以看到子孫們的身影。1916年,也從台灣移植大肚魚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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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製圖的教學用「瘧疾病原蟲感染經路」。畫得相當明朗,但與現今之理解不完全相同。國立台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Photo Credit: 大洞敦史 / nippon.com

雖有成果,卻因戰爭前功盡棄

有關「對人法」,是採用羽鳥重郎(1871-1957年)參考德國細菌學者羅伯・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年)在新幾內亞島的成功例而提倡的方針,1910年以後成為主流。

瘧疾盛行的土地以及總督府重視的土地被指定為「防治地區」,並在各地區設立防治所,居民每個月一次固定接受血液檢查,原蟲陽性者在原蟲繁殖周期上升期間,使用奎寧治療,達到撲滅效果。免費實施檢查和用藥,因為效果明顯易見,廣受民眾歡迎。防治地區逐年增加,在終戰前的1944年,高達197處成為指定地區。

在當今的社會上,為了防止新冠肺炎病毒擴大傳染,有人認為應該大規模實施PCR檢査(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脢連鎖反應),但也有人不以為然,雙方意見僵持不下。不論是時代背景或者是傳染病的類型都不同,但是當時柯霍、木下和羽鳥等人的理論和實踐,應該可以為現在PCR檢査的爭議提供一些真知灼見吧。

根據北里研究所出身,自1924年起在台灣擔任瘧疾研究的森下薫製作的「人口/瘧疾死亡人數/每萬人平均死亡人數」統計,1906年是299萬/1萬0582/35.4,但是1920年是346萬/7760/22.4,1930年是427萬/2844/6.7,表示這段期間的人口增加了140%,但死亡人數降至四分之一,可以說確實達到了成效。

但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長年累積下來的成果被嚴重破壞。一來是雖然奎寧的原料金雞納樹在高雄六龜等地區大量栽種,奎寧卻都被送往進駐在南洋的日本軍,所以無法供給台灣民眾;再者,是沒有免疫力的都市居民被疏散到鄉下,造成傳染不斷地擴大。

日本戰敗後,掌握政權的國民黨也無法採取有效措施,甚至有報告顯示,在戰後初期人口600萬人中就有100萬人以上罹患瘧疾。

戰後防疫活動的源流——潮州瘧疾研究所

位於屏東縣潮州,曾經存在過的「瘧疾研究所」,可說是台灣在戰後實施防疫活動的源流地。擴充日本統治時期的瘧疾研究設施,在洛克斐勒財團的資助下,聘僱大量的研究人員。當中也有不少是戰後留在台灣(留用日人),致力於教育事業的日籍醫師的學生。

能夠完全撲滅瘧疾的致勝一擊在於殺蟲劑「DDT」。在被批評對環境有害之前,被稱為「魔法藥」,連日本也用來滅蝨等。在台灣是組織「噴射隊」,把裝有DDT水溶液的唧筒放在腳踏車的貨架上,逐一前往各個鄉鎮,對住家牆壁或家具進行噴灑,成效卓越。1965年,由WHO正式授證將台灣列入瘧疾根除地區。

此外,提供大量DDT和噴射器的農復會(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是在美國資助下成立的,已故前總統李登輝和筆者之前介紹過的陳俊郎(可參考:李登輝也朝他敬禮:陳俊郎的壯烈人生,2019.03.28)都曾在此機構任職過。

戰爭是最大的敵人

在調查台灣對抗瘧疾的歷史時,無不對曾經參與研究或診療的人心生敬佩,他們的勇氣和辛勞值得讚賞。踏入原蟲蔓延的山野採集蚊子的許多學者,因此而喪命的木下嘉七郎。當然也不能忘記在偏鄉進行檢查・診療的醫療人員,以及指導民眾個人及環境衛生的警察的存在。

日治時期抗瘧有功的日本人也被後世的台灣人詳細記錄下來,尤其是朱耀沂的著作《台灣昆蟲學史話》(2005年,玉山社),或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顧雅文的論文裡,都詳實記錄了在日本幾近被遺忘,但對瘧疾研究有莫大貢獻的先人足跡,是認識台灣與瘧疾之戰的珍貴資料。

自日本統治起,在眾人的努力之下累積近50年的防疫成果,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毀於一旦。戰爭勃發而導致社會動盪不安,正是致力傳染病防治的人們的最大敵人。唯有在和平及提升整體社會的衛生環境及生活水準的前提之下,才能開展出克服感染症之路。

作者介紹:1984年生於東京。明治大學理工學研究科碩士課程畢業。2012年移居台灣台南市,2015年開業蕎麥麵店「洞蕎麥」(台南市永華路一段251號)。著書有《遊步台南》(2019年,皇冠文化)、《台灣環島――素描南風》(2014年,書肆侃侃房)。

本文經《nippon.com 繁體字》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