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相比其他阿拉伯國家,突尼西亞與歐洲的距離似乎更近

《突尼西亞》:相比其他阿拉伯國家,突尼西亞與歐洲的距離似乎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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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邊是支持法語圈的精英現代主義分子,另一邊是希望阿拉伯認同感更強烈的倡議者,兩者間的對抗一直不曾消失。一直到阿拉伯之春後打開的突尼西亞全新政局,這個路線之爭又再次被提起。

文:薩夫萬・M・馬斯里(Masri, Safwan M.)

突尼西亞的經驗可以被別國複製嗎

突尼西亞這個國家,既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分子,又不完全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分子。突尼西亞有很多充滿獨特性的特色,多過那些會讓人與更廣大的阿拉伯認同聯想在一起的特點,譬如最明顯的就是他們的地中海傾向。

如果斬釘截鐵地把突尼西亞圈進阿拉伯世界,又把他們看成是一個阿拉伯國家,背後隱藏的意涵就是忽略突尼西亞從以前到現在在文化、經濟和地理上,與歐洲還有非洲錯綜複雜的聯繫。

某種程度上,突尼西亞距離歐洲,確實比距離其他阿拉伯國家還要近。從突尼斯飛到巴黎或是羅馬的航程,會比從突尼斯飛到開羅、安曼或利亞德的航程還要短。而且不像貝魯特,法語的使用只停留在精英分子的小圈圈。

在突尼斯,法語的很多表達其實已經融入當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在突尼斯近郊的港口城鎮拉古萊特,城鎮的名字就是當初定居在這裡的殖民者,大多是法國還有義大利人命名的。突尼斯的鄉里和街道都是用法文命名,這些後殖民的痕跡令人想起黎巴嫩內戰(西元一九七五至一九九○年)之前的貝魯特。

突尼西亞的北海岸,因為地理位置跟歐洲很接近,而且商業和經濟的利益也受惠於與歐洲密切的往來,所以和歐洲的聯繫是最強的。國際貿易大概占突尼西亞經濟的百分之五十,而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來自歐洲,而不是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突尼西亞出口的產品有一半以上,幾乎都是從進口的中間元件加工而成的低附加價值產品,然後再銷往法國和義大利。

突尼西亞對歐洲貿易的高度依賴,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國殖民之前的十九世紀中期。當時法國、英國,有時還有義大利,瘋狂地競逐對突尼西亞政治以及經濟的影響力,因為當時突尼西亞就是進入鄂圖曼帝國市場的門戶。

在布爾吉巴領導下的後殖民時期突尼西亞,在貿易和商業上主要還是說法語,所以跟法語圈的西非還有南歐做生意很容易;但若是要跟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來往就比較困難。在布爾吉巴的帶領下,突尼西亞在西元一九六九年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一位準會員。而在班阿里統治時期,突尼西亞也在西元一九九五年成為第一個與歐盟簽訂準協議的非歐洲地中海國家。

一直堅信著突尼西亞的未來是建立在與西方親近友好的布爾吉巴,就被抨擊是害突尼西亞貿易長期依賴歐洲的元凶。他在西元一九五六年與法國達成的獨立協議,不但確保了法突兩國未來在經濟國防以及教育的連結,也確立了法語在突尼西亞的霸權地位。

他的策略受到許多保守派的嚴正反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西元一九三四年與他一起創立支持獨立的「新憲政自由黨(Nouveau Parti LibéralConstitutionnel,Neo-Destour)」的昔日好友薩拉・邦・尤塞夫(Salah BenYoussef)。

薩拉・邦・尤塞夫一直致力於讓突尼西亞與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有更深入的整合。一邊是支持法語圈的精英現代主義分子,另一邊是希望阿拉伯認同感更強烈的倡議者,兩者間的對抗一直不曾消失。一直到阿拉伯之春後打開的全新政局,這個路線之爭又再次被提起。

布爾吉巴的歐洲中心政策對他個人而言很有用,並且讓他可以贏得對抗國內反對勢力的法國支持。他基於突尼西亞古老過去與現代史觀對地中海路線所產生的堅持,也讓布爾吉巴帶領突尼西亞走出與鄰國不同的道路,並成為對抗薩拉・邦・尤塞夫與其盟友所提出的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之外,另一個強而有力的路線選項。

突尼西亞當然也還是非洲的一部分。畢竟「非洲」這個名字就是源自於突尼西亞的故名。

突尼西亞一直到十二世紀之前,都受到阿拉伯人的統治,後來才落入了柏柏爾王朝和鄂圖曼帝國之手,並將他們劃入一個統一的北非區域。在布爾吉巴的統治下,突尼西亞和法語圈之間的連結變得越來越牢不可破。

布爾吉巴和塞內加爾的桑格爾(Léopold Senghor),在西元一九六○年代時一直想推廣「法語圈」這個概念。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與泛非洲運動和民主運動都有很密切往來的法語圈聯盟。班阿里則是進一步鞏固了突尼西亞和北非之間的整合,特別是在西元一九八九年加入了「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Union du Maghreb Arabe)」。

突尼西亞人的認同跨越了地理的疆界,遊走在歐洲、中東和非洲之間。和北海岸地區不是同一掛的內陸地區也開始心生不滿,因為北邊的沿岸城市一直以來都受益於觀光還有大量的外國投資。

突尼西亞北邊和東邊被稱作薩赫勒的海岸區域,從鄂圖曼時期就比較富裕。區域間的貧富差距,到了法國殖民時期更加嚴重。最早從西元一八六四年開始,內陸地區就因為經濟條件太差而導致叛亂爆發。所以說區域間的發展落差,以及內陸地區的經濟困難,在突尼西亞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而是要等到突尼西亞因為革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才再度為大眾所知。

內陸地區其實一直以來都跟鄰近的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在文化、部落、經濟的聯繫比較緊密。所以邊境之間非正式的貿易成長,不但代表雙方更強的經濟聯繫,甚至有些涉及了非法的經濟活動。這也代表他們會比作為政治和商業中心的北海岸地區,更容易被一些特定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入侵,並且對阿拉伯認同有更強的依附感。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變成突尼西亞努力奠基民主的潛在威脅。

布爾吉巴的意識形態,也延伸到了突尼西亞的外交政策,也就是絕不「親阿拉伯」。布爾吉巴讓突尼西亞完全自立於阿拉伯世界之外,早在西元一九六五年他就敢大膽公開發表意見,認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應該要接受聯合國在西元一九四七年將巴勒斯坦一分為二的提案。

這導致當時的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拒絕與布爾吉巴往來,並且在西元一九六六年切斷兩國的外交關係。班阿里上任後延續了對阿拉伯的孤立主義。當他拒絕在波灣戰爭選邊站的時候,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就特別鄙視班阿里。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波灣國家對突尼西亞的經濟援助大縮水,從一九九○年的一億美金,到了隔年一九九一年只剩不到三百萬美金。

所以只是單純因為突尼西亞的組成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就認為突尼西亞可以作為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楷模,這個想法真的非常天真。

突尼西亞人自己可都是拿西方世界作為衡量他們國家發展標準的,他們才不想跟其他阿拉伯國家相提並論。當突尼西亞人在抱怨過去幾十年來,法國留下來的教育體制已經每下愈況,他們也不會因為跟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教育相比,尤其是宗教對突尼西亞教育的干涉真的小很多,覺得自己比較進步就滿意了。

突尼西亞人,至少是有受過教育的那一群精英分子,會堅持突尼西亞要拿來當作比較基準的對象,應該在歐洲和美國,而不在中東。

其他阿拉伯世界的國家,沒有辦法模仿突尼西亞還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認為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突尼西亞的改良主義、進步主義以及世俗教育的傳統。我刻意強調教育裡的「世俗」兩個字,就只是想要對比宗教在突尼西亞的教育裡,頂多被當作一些理性研究的對象;可是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教育體制裡,宗教則具有更強的主導地位。

有了這些基礎背景,布爾吉巴充滿前瞻性的改革,尤其是在教育和女權這兩個領域,延續了始於十九世紀,而且對突尼西亞進展到民主體制來說非常關鍵的改革主義道路。

布爾吉巴在突尼西亞獨立之後,馬上就在伊斯蘭律法的架構底下,推行了一部頗具爭議的家事法,《個人地位法(Code du Statut Personnel)》。這個法案包含了多配偶制的廢除、要求結婚雙方的婚前合意、將最低婚嫁年齡提高到女性十七歲、男性二十歲,並引進離婚和監護法的改革,以及禁止拒絕履約的可能。這個法案讓當時至今的突尼西亞女權,走得比數十年後今天的其他阿拉伯國家還要前面。

突尼西亞在西元一九六一年,廢除了一條從西元一九二○年就開始實施,禁止販售避孕藥的法國法律之後,突尼西亞的女性終於取得了生育的掌控權。同一條法條在法國,要等到六年之後才被廢除。從西元一九六五年開始,已經生過五胎的突尼西亞女性可以進行墮胎手術。到了「羅訴韋德案(Roe v. ade)」在美國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一九七三年,突尼西亞女性要接受墮胎手術就已經沒有任何限制了。這比法國還要早了兩年。

至於女性的參政權,突尼西亞走得比任何阿拉伯世界的國家還要快。布爾吉巴早在西元一九五七年就搶先所有阿拉伯國家,賦予女性投票以及參政的權利。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雖然在二○一五年終於取得投票權,但也只限於市級的選舉投票。

班阿里的威權政府延續布爾吉巴的政策,並保障女性權利不受到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威脅。班阿里也推行了婦女保障名額。所以到了二○一○年,突尼西亞國會女性代表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八,遠高於所有的阿拉伯國家,甚至也比部分的西方國家還要高。

女性的解放,讓女性受教育並進行積極的社會參與。在突尼西亞的中學和大學,女性的就學比例都高過男性。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女性識字率約略是百分之九十六。更重要的是,女性在許多公民運動裡都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她們在茉莉花革命期間的動員努力也備受讚許。突尼西亞人堅信,女性就是捍衛突尼西亞民主成果,並確保他們過去的努力不會走回頭路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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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突尼西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曙光》,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薩夫萬・M・馬斯里(Masri, Safwan M.)
譯者:Aaron Shoo

自由與民主,從來就得之不易。
突尼西亞是一個交叉路口、一個混血兒、一個合成物。
乘載著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拉扯,卻是在暴亂紛擾不絕的阿拉伯世界中,
唯一成功走向正常化民主運作的國家!

阿拉伯之春在突尼西亞揭竿起義,也在突尼西亞畫下句點。在這個充斥著暴力鎮壓、人道災難和紛亂內戰的阿拉伯世界,唯有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替當地人民迎來邁向正常運作民主的和平轉移。

在短短的四年間,突尼西亞通過了一部進步的憲法,舉行了公平公正的國會大選,並推舉了突尼西亞史上第一位的民選總統。突尼西亞得以躲過阿拉伯之春對周遭鄰國造成的動盪紛亂,純粹只是因為他們運氣好,還是因為突尼西亞有什麼特別之處,才會讓他們後來的命運和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在《突尼西亞:阿拉伯世界的異類》一書中,作者薩夫萬・M・馬斯里將帶領讀者一同探討,是哪些因素讓突尼西亞的經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他追溯突尼西亞在教育、宗教和女權領域的改革歷程,認為使今日突尼西亞社會相對自由和民主的種子,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已經種下了。

不過作者也同時認為,突尼西亞因為有改良主義的傳統,所以他們才會走上與周邊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他們與眾不同的經驗,其他阿拉伯國家未必能夠模仿複製,頂多只能把突尼西亞當成一個阿拉伯世界中的「異類」。

突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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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