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窄廊中的矛盾：台灣成功的防疫經驗，為何歐美社會無法複製？

2020全球籠罩在疫情之下，台灣卻靠著官民合作的優異防疫措施，成功進到平行時空，成為各國爭相報導的防疫模範生，《彭博社》（Bloomberg）10月29日更報導，在全球多國新冠病毒病例創新高之際，台灣卻已200天沒有本土病例紀錄，令全世界羨慕不已。

今（2020）年3月，《外交事務》雜誌登出一篇文章提到台灣如何透過科技，包括利用防疫、口罩地圖等App，提升民眾的防疫能力，除此之外，政府將健保署與移民署資料庫結合，並基於「安全考量」揭露第二與第十九例的路徑史，降低病毒傳播率。

然而台灣的防疫措施，可能就像美國衛生部長來台時說的一樣——優異卻無法在美國付諸實行。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在於文化背景。

自由窄廊內的矛盾台灣

事實上台灣政府的防疫措施，包括結合資料庫、介入市場創建國家隊等，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是相當「大政府」的政策。

去（2019）年由知名經濟和政治學大作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自由的窄廊》一書在台灣相當火紅，其中一大重點提到，能座落在民主窄廊的國家，人民監督的力量必須能夠制衡政府，換句話說，政府的權力若有所成長，人民制衡的能力也就也必須以相同的幅度成長，才能維持在民主自由的窄廊中。

至於台灣是否在民主的窄廊中？台大經濟學系主任林明仁就曾表示：「若從《自由的窄廊》這本書的思路來說，他 （按：作者羅賓森）應該也會同意台灣是世界上還在窄廊中掙扎的少數國家之一吧！」，不過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始終沒有表示台灣是否在窄廊中，在一次提及台灣的訪談中，艾塞默魯反而指出中國文化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國家的影響。

在此次的疫情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被國際稱為「亞洲民主燈塔」的台灣，當政府擴權時，人民提出疑慮或制衡的聲音相當低，甚至可說是幾近沒有。當政府公開第二與第十九例的旅遊史時，雖然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但討論內容也沒有提到政府侵害人民隱私權，而是聚焦在是否該措施會導致「獵巫」或「網路霸凌」。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對政府擴權和個資保護的意識低迷？或許在討論台灣現象前，要先聊聊隱私權保護的起源，而這就要提到全球個資法最為成熟、嚴密的國家之一——德國。

備受納粹陰影影響的德國

全球第一部個資保護法就誕生於1970年的西德。自從1930年代起，納粹的蓋世太保使用，當時的人口普查人員會挨家挨戶填寫人民的個資卡，其中記載著民眾的民族、母語、宗教、職業等，戰後該系統被完好地交由東德的國家安全部（俗稱史塔西，Stasi），史塔西便利用著該系統監控人民，追查、壓迫他們認為的可疑人物。

因著如此的歷史，西德政府提出世上第一部保護資料（data）的「資料保護法」（Hessische Datenschutzgesetz；HDSG），直到今天，全球最為完善的個資法——「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也是由德國政府所提出的。

有趣的是，事實上台灣也有類似用來控管人民的個資系統，不過在台灣，該系統不但沒有在民主化後消失，甚至還沿用到今天，也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戶口戶籍系統。

戶籍系統始於日治時期，在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國民政府持續使用該系統，並在白色恐怖時期透過該系統監控黨外人士或防範匪諜，然而台灣卻沒有像德國一樣發展出高度注重個資保護的社會態度。

相反地，2018年8月北市衛生局遭駭客竊取298萬筆北市民個資，2019年7月銓敘部電腦疑遭入侵，59萬筆公務人員個資外洩，縱使兩起案件都使政府遭到批評，但卻沒有任何一位受害者對此申請國賠。國賠金額低，或許能部分解釋為什麼民眾要求政府賠償的興趣缺缺，不過更深層的文化脈絡，恐怕才是背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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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意識至上的華人文化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在華人社會中，自由主義或從下而上的制衡力量相當少被提及，《全球國際關係起源》（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就提到：「西方的哲學與行為深受『主權』、『領土』、『國際無政府狀態』、『戰爭』與『國際社會』的影響，但中國則是更多受到『統一』、『階級制』、『天下』以及『朝貢制度』的影響。」

而從國家文化的角度，華人則是相當注重「團體利益」。荷蘭社會心理學者霍夫斯德（Geert Hofstede）在上世紀80年代調查了40多國的跨國企業、超過11萬6000個員工，其中就針對個人和團體主義（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進行考究（霍夫斯德1993年的著書提到，對於個人主義而言，能夠控制自己的私人生活，並獨立於團體，是個關鍵的要素）。

研究就發現，中國與香港等中華文化地區，在個人主義上的追求表現都相當低，在行為上往往願意犧牲個人利益來符合團體利益。綜合上述的對華研究可以看出，華人文化在制衡政府的自由主義，以及獨立於團體的個人主義上的意識發展，都是相對較低的。

霍夫斯德1990年出版的期刊中就定義「國家文化」為一種價值觀、信念，並且在孩童時期就已習得，而台灣學子們從小「以班為單位」的學習歷程，以及長期接收的中華文化思想，都形塑了我們以團體利益為重、較不在乎個人權益保護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