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托裁罰公告名單近一年未更新,影響家長知的權利,間接危害幼童安全

幼托裁罰公告名單近一年未更新,影響家長知的權利,間接危害幼童安全
為示意圖,非當是托育中心 | Photo Credit: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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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托裁罰公告不完全的問題,關乎家長對收托園所的選擇,直接影響到家長知的權利,間接危害到的則是幼童的安全,唯有提高中央與地方的整合度,才能發揮裁罰公告平台的效能。

文:林月琴(靖娟兒童安全基金會執行長)

10月7日的立法院衛環委員會,立委質詢教育部與衛福部關於「幼托機構與人員的違規裁罰公告名單不完整」的情形。所謂公告不完整包含以下兩個層面,一為中央與地方以及衛福部與教育部,彼此公告名單有落差;其二則是各地方政府內部對於案件認定的問題,因該案件未達情節嚴重而未公告。

筆者使用政府平台查詢政府釋出的公告名單,深究上述現象有以下發現:

  • 各縣市公告裁罰名單步伐不一致,有縣市近一年名單未更新

無論是衛福部的「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網」或是教育部「全國教保資訊網」,兩個中央的裁罰公告平台資料都落後於地方縣市官網的公告。原因是中央的整合性裁罰公告平台,是由地方政府自行登錄與更新裁罰名單,因而每個縣市的更新頻率全視其承辦單位的作業速率,積極的縣市更新得快,消極的縣市則更新得慢。

中央政府回應家長的需求,建立整合性的裁罰公告查詢平台固然是一種積極作為的展現,但若是中央網站所呈現出的裁罰名單未及時更新,將使得家長以為不在裁罰名單上的園所或幼托人員無違規紀錄,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將孩子送托,因而讓孩子陷入風險之中。

以台北市為例,根據筆者於7月使用平台查詢,發現有近一年的名單尚未更新,換言之,家長在選擇托嬰中心與保母的期間,無法獲得最新的違規資訊,使得潛在的兒童安全問題就像未爆彈一般的存在,這些裁罰公告因時效性問題,失去其原本的意義及功能。

  • 政府回應不積極,名單只是小問題?

事實上,幼托裁罰公告未即時同步,已非近期才受到關注,早在各級政府的相關會議中被指出。

臺北市議會於108年年底曾有議員質詢過該市社會局關於幼托裁罰公告未於「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網」更新一事,當時市府方面的回覆為,待判決確定後,社會局將會「即時」於衛福部的網站上更新登錄。然筆者於今年7月在「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網」上查詢,卻未見該市有更新名單。時隔市議會質詢已逾半年,依然無更新,累計將近一年的名單未更新,顯見市府方面的不重視,其承諾也有如雲煙,隨著時間消散。

中央方面,對於10月7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上的質詢,教育部的回應是,會再要求各縣市政府,衛福部則是會再發函予各縣市政府,對此,我們期待此次兩部會,能夠著手解決中央與地方幼托裁罰與公告整合度不足的問題。

  • 部會間的代溝?以兩歲劃分的楚河漢界

臺灣目前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與教育依據年齡分屬兩個部會管理,未滿兩歲由衛福部管理,兩歲以上至學齡則歸屬教育部。

在法規部分,衛福部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教育部則主管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明顯的劃出兩部會所管轄的對象與法規,但也導致學齡前兒童的照顧與教育在政策上缺乏統整性,在未滿兩歲與兩歲以上的年齡間產生一道鴻溝。

根據靖娟基金會統計衛福部托育人員登記管理網的裁罰公告,2015至2020年9月,托嬰中心與居家托育人員的部分,違反《兒少法》第49條者(涉及對兒童身心虐待),機構五件,托育人員46件。

準公共化托育補助8月上路(1)
Photo Credit: 中央社

然而,教育部近期於全國教保資訊網上新增的裁罰公告中,僅公告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之幼兒園,卻未見違反《兒少法》之人員或機構之名單。《幼照法》在2018年修法,針對幼托機構違反《兒少法》第49條、不當管教或性騷擾兒童,除罰緩外,更要求公布行為人姓名。修法後過了兩年,至今無相關名單公告。

雖然上述未公告兒虐行為人與機構名單,看似是教育部的疏忽,然背後突顯出的是衛福部與教育部兩部會間,對於共同的托育安全議題,在幼托人員/機構虐童問題的認知有所落差,沒有共識各自為政,在政策的運作上各行其事,缺乏整合的措施。

  • 裁罰不裁罰?公開不公開?標準不一

幼托的裁罰公告除了上述問題外,更存在著地方政府對一事不二罰的誤解,因而未公告名單以及未裁罰案件。

首先,裁罰案件可歸究於政府承辦單位對於行政罰法一事不二罰的誤解,例如幼托機構發生虐童致死案件,由於已致死,因此案件以刑事優先原則進入刑案程序偵辦,而非以《兒少法》處置。因此主管機關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前段內容:「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採刑事優先原則,則以為同屬一事不二罰原則,卻忽略同項後段內容:「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根據法務部於107年的行政函釋所示,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虐童者同時涉及《兒少法》第49條所列危害兒童之行為,依據《兒少法》第97條得「公布姓名或名稱」,為第2條第3款關於「影響名譽之處分」,其屬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但書中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規定,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

因為此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及《兒少法》第97條者,不適用一事不二罰原則,主管機關仍得依《兒少法》第 97 條規定,裁處公布姓名或名稱。

其次,未裁罰事件常見的原因為未至「情節嚴重」,因而未給予裁處。今年9月媒體報導,某知名私幼發生老師逼迫孩童吃嘔吐物、強行拖拉幼童撞桌角、甚至威脅要剪舌頭,導致孩子不僅有外傷、情緒失控甚至有血尿的情況。家長向教育局陳請,並提供驗傷單、照片等資料給教育局,此案由教育局呈報至社會局裁處,但社會局認定老師沒有不當行為,因此沒有給予裁處,老師依然能夠繼續執業,也不會被登錄於不適任教師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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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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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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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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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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