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反帝反戰反特權的「左派知識份子」,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反帝反戰反特權的「左派知識份子」,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
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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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作者喬治歐威爾認為世界二次大戰前的英國知識份子反帝反戰反特權,持不戰不和不守態度,要他們積極「支持」某件事很難,高唱「和平主義」卻也守不住和平。

文: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以下引註頁碼參閱George Orwell,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p166、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不戰不和不守,「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p162),歐威爾如是說。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p190)。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和平主義」的根源:崇拜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