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歐洲的感性邊疆》:烏克蘭歷史發明學的第一個祖先,哥薩克國就是這樣誕生的

劉仲敬《歐洲的感性邊疆》:烏克蘭歷史發明學的第一個祖先,哥薩克國就是這樣誕生的
哥薩克與克里米亞汗國騎兵交戰|Photo Credit: Józef Brandt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所以,烏克蘭的民族發明也是這樣的。它把只占烏克蘭人口極少數的哥薩克人發明成烏克蘭人的祖先。這些人實際上跟那些波蘭貴族保護下的烏克蘭農民的關係,比較像是關外的蒙古人、滿洲人和關內的儒家農民之間的關係那樣。

文:劉仲敬

二、烏克蘭民族發明與克里米亞問題

(前略)

克里米亞從歷史淵源上來講,它跟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確實是非常微妙的,如同歷史上蘇台德區、波希米亞跟德國的關係一樣。如果僅僅憑歷史淵源的問題的話,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領土宣稱並不是沒有依據的;但是俄羅斯不經烏克蘭的同意就把克里米亞從烏克蘭分離出去,又不顧歐盟和國際社會的同意,搞單方面的行動。如果這種行動是可以的話,那麼希特勒吞併奧地利和波希米亞也就可以了,在蘇台德和但澤單方面修改邊界線也是可以的——因為當地有大量的德語人口的,在歷史上也與德國有很多聯繫。

如果大家都這麼幹的話,那麼同一個地方就會有很多重的交錯縱橫的歷史淵源和文化淵源。如果國際法上沒有適當的處理機制、容許大家這樣犯規的話,以後的國際關係就沒有辦法處理了。因此,歐洲人不能承認克里米亞的獨立,也不能允許俄羅斯單方面地改變克里米亞邊界。

不是說歐洲人不容許任何邊界的改變,例如科索沃的邊界可以改變,是因為歐洲的大多數主權國家以及曾參加科索沃內戰,或是參加前南斯拉夫解體善後過程的國家都參與了這個改變的過程。結果是,只有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反對,而占壓倒多數的歐洲國家都贊成,因此科索沃就獨立了。克里米亞的獨立沒有得到這些壓倒多數的歐洲國家的承認,而且恰恰相反,只有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表現出了一定的同情態度。

因此,它就不符合習慣法生成過程中間的那種「路走得多了才成為路」的過程。只有一個人、兩個人走的路,那就不叫路;大多數人都走的路才叫路。所以,克里米亞的獨立目前就處在這種不被國際社會大多數主權實體承認的狀態。這並不是說它自己的民族發明沒有搞好。從民族發明的角度來看,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其實是有各自的歷史淵源。

我們剛剛講到,烏克蘭的民族發明涉及到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政權層面,也就是政治共同體這個層面,它的前體就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哥薩克國等一系列歷史上的國家;還有一個是文明意義上的,就是基礎共同體層面上的前身,就是斯拉夫文明。

如果我們倒回到東亞來,例如歷史上的宋元明清諸王朝和中華民國,就相當於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共同體上的前體;所謂的華夏文明,就是以儒家宗族為基礎的這種基礎共同體,遍布整個東亞,包括韓國和越南,但是卻沒有達到新疆、西藏和蒙古等地,而這些相當於是過去的斯拉夫文明的村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化和文明意義上的先驅者。

民族發明或者民族構建就是建立在這兩者的基礎上。它包含了兩個層面:一個是政治共同體層面,要在目前這個政權的基礎上,尋找跟目前這個政權有相似性或者一定的歷史繼承關係的政治上的前體;另一個就是跟目前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居民有一定的文化聯繫的前體。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化意義上的前體就是以儒家家族為基礎的華夏文明,烏克蘭相應的前體就是以基輔羅斯為代表的斯拉夫村社共同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歷史上的政治共同體這個層面的前體就是中華民國、在它以前的大清帝國以及大清帝國所繼承的蒙古帝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在歷史上的前體就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和歷史上的哥薩克國。

但是,這樣的歷史前體,克里米亞其實也是有的。克里米亞歷史上的前體是什麼呢?就是俄羅斯彼得大帝、凱薩琳大帝利用大俄羅斯的力量打敗了土耳其以後進入到克里米亞境內的東正教俄羅斯移民,這些移民構成了克里米亞目前居民在政治上的主要祖先。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兩種形式的政治共同體,其中政治繼承者這一條是最主要的依據,而文化繼承者這一條是比較薄弱的依據。道理很簡單:文化繼承者一方面關係比較模糊,另一方面它的繼承者也有很多個,而不是只有一個。

例如像華夏文明、儒家文化和儒家宗族所建立的這個人口繼承,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和越南都完全有資格說自己是這個文明的直系後裔,它們都是孔子和儒家宗族的子孫,按照這種邏輯的話,那麼朝鮮和越南沒有理由不成為同一個國家;同時,蒙古、西藏、新疆這些地方,它們在文化和文明意義上的祖先並不是孔子和家族制度,它們根據這樣的理由,就有理由說它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

同樣的道理,基輔羅斯和斯拉夫村社不僅是烏克蘭人的祖先,而且也是白俄羅斯人和俄羅斯人的祖先,很難說烏克蘭跟它的繼承關係是獨一無二的;同時,烏克蘭的很多地方,例如我們下面要提到的克里米亞,歷史上其實並不是斯拉夫村社的地方。

按照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邏輯來說的話,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南部、東部的許多地方,根據其文化歷史來看,不應該屬於烏克蘭,也不應該屬於俄羅斯,它們屬於歐亞大草原,跟突厥人的關係都要比跟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關係更密切一些。它們跟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就像是蒙古、新疆、西藏跟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的關係一樣,這個關係不僅是疏遠的,甚至還是對立的。

在政治共同體這方面的確立,連續性就體現得比較強。例如,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是國際法的主體,跟西方列強簽署了很多條約,畫定了很多邊境,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根據這些條約來畫定邊境、根據這些條約來繼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或者是其他許多國際法上的相應地位的;目前的烏克蘭共和國,也是根據同樣的邏輯來追溯到以前蘇聯時期的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以前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和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的烏克蘭哥薩克國的。但是這個邏輯也不是絕對的。這個邏輯能夠成立,歸根結底還是要你在現實政治上能夠站得住腳。

例如,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在消滅了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以後,就自稱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繼承者了;中國共產黨在消滅了中華民國以後,也就自稱為中華民國的繼承者了。這種繼承的聲明能夠成立的根本原因還是有效統治。你要先建立了有效統治,然後才能自稱繼承了前者的國際法地位,這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消滅了中華民國幾十年以後才獲得了聯合國的席位,克里米亞人在驅逐了烏克蘭的軍隊以後,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獲得歐洲各國或者聯合國的認同,就說明了有效統治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所在的這個地區,從文明基礎共同體和國家政治共同體這兩個層面上來講,它真實的發展過程是怎樣的。真實的歷史總是很少有人知道而且很少受人重視的。大家所宣傳的,無論哪一個政治共同體,英國還是美國,前蘇聯還是現在的俄羅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是西藏流亡政府之類的,它們所宣傳的歷史毫無例外的都是我所謂的歷史發明學和民族發明學。

它們是要裁剪歷史,把完整的整個歷史過程中間符合自己民族構建和政治構建的那一部分裁剪出來,連成一條線索,用來支持現有的政治要求。其實,跟它們不同的政治勢力和跟它們站在對立面的其他政治勢力也有自己的歷史發明學和民族發明學,對同樣的歷史也有不同的裁切方式,並發明出完全不同的歷史和民族構建。

我們回顧烏克蘭和克里米亞所在的地方,就會發現在歷史的黎明時期,它們是屬於兩種不同的勢力。克里米亞比較小,它有黑海的重要交通港口,跟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和希臘一直有著複雜和長期的貿易關係。這裡一開始就有像博斯普魯斯王國這樣的文明國家,它是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的一個邊區。它的經濟是依靠把烏克蘭大草原上的物產運送到君士坦丁堡去賣,進入希臘羅馬世界,用賺到的利潤作為立國的基礎。

一直到近代的克里米亞汗國,作為奧斯曼帝國的藩屬,把它從烏克蘭草原和俄羅斯掠奪到的奴隸和產品運到君士坦丁堡賣,這都是沿襲了過去博斯普魯斯王國跟希臘羅馬、跟拜占庭的歷史關係。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確實,占據克里米亞的政權、占據烏克蘭的政權和占據莫斯科與君士坦丁堡的政權不是同一個政權。可以說,克里米亞政權的歷史作用像是一面是西方世界、一面是東亞內地的上海一樣,在兩者之間充當交易樞紐(這個地位被後來的香港繼承了),克里米亞人在歷史上占據的也是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講的克里米亞是比較晚近的歷史,是彼得大帝以後的歷史產物。彼得大帝以前的克里米亞,已經被蒙古人的一個分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藩屬克里米亞汗國占據了。克里米亞汗國的任務就是,不斷地進攻莫斯科,進攻波蘭控制的烏克蘭,在那裡大肆掠奪,把奴隸和產品運到土耳其人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去賣,然後得到土耳其人的保護。當然,這種關係對於邊境不斷被它掠奪的俄羅斯、波蘭和烏克蘭來說是一個很不痛快的現象。

最後,彼得大帝和凱薩琳大帝通過長期的戰爭征服了克里米亞,並導致克里米亞的原居民大量地遷往土耳其。特別是在英法聯軍和奧斯曼帝國聯合對抗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後,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土耳其人、韃靼人和穆斯林居民看到,借助奧斯曼帝國復國的希望已經消失,今後的克里米亞是注定要讓俄羅斯的長期統治了,於是他們就決定放棄克里米亞,大量地遷往奧斯曼帝國境內。這次大遷徙改變了克里米亞的人口結構,使克里米亞變成了一個以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為主的地方。

這次大遷徙跟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的精神覺醒是同時的。被迫遷移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痛感自己的文明落後於歐洲的文明,使自己在國際關係上嚴重地受挫,因此他們認為必須要棄舊從新,產生了類似於五四運動的精神覺醒,從而產生了近代的泛突厥主義運動和突厥文藝復興。這次突厥文藝復興,特別是它遷往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那些移民,在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穆斯林人口當中喚起了民族發明的熱潮,企圖把過去的中古時期的穆斯林社會重新構建成為歐洲式的近代民族國家。

可以說,近代的土耳其帝國和大清帝國的近代化,都是由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在俄羅斯帝國的穆斯林臣民中所掀起的文藝復興所導致的一些間接後果。但是這些人在點燃異國火種的同時,自己在自己家園的火種卻熄滅了,因為他們的人口和社區整個被替代了。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也不是克里米亞最早和最初的居民;在他們之前,克里米亞居民還換過幾撥,但這個歷史就無法考察了。今天爭奪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相比起早期的韃靼人,都是後來者。而且,在克里米亞韃靼人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他們是在俄羅斯帝國的團結之下,聯合起來對付克里米亞穆斯林的。等到穆斯林的勢力削減到微不足道的時候,才會出現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爭奪克里米亞、最後占人口多數的俄羅斯人在現今的時間點暫時占了上風的這種現象。

烏克蘭在基輔羅斯時期的共同體無法追溯,是因為烏克蘭現在的基礎共同體(就是相當於儒家宗族和西方的基督教教區的那種基礎共同體)是蒙古征服和撤退以後重新組織的產物。蒙古征服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基輔羅斯時期的城邦世界受到了很大打擊。它們本來按照西歐標準已經是地廣人稀,在蒙古人征服以後,領土和人口的比例更加懸殊,有大片大片的荒地。

在蒙古人撤退以後,莫斯科大公國和立陶宛大公國開始爭奪所謂的羅塞尼亞(Ruthenia)的土地。這時候,「烏克蘭」這個名詞都還沒有產生。立陶宛人是較接近於西歐的勢力。立陶宛的王室已皈依天主教,並以此作為文化上的通行證,把自己變成了西歐國家體系的一部分。立陶宛大公國驅逐韃靼人,控制了被蒙古人征服的基輔羅斯的西半部——也就是今天烏克蘭領土的大部分。

在蒙古人撤退以後,這些地方的基礎共同體主要是修道院保護下的東正教農民,立陶宛人對這些農民做了重新的組合。因為立陶宛自己的人口不足,所以需要跟立陶宛結成君合國的波蘭人的支持。他們跟波蘭人和羅馬天主教會商量以後,最初就實行了「東儀天主教」的政策,就是允許願意皈依天主教的這一部分原來的東正教農民保存原有的東正教的習慣法和禮儀。他們現在變成了天主教徒和立陶宛大公國的臣民,但是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禮儀仍然是過去東正教式的。

另外一部分就比較麻煩,就是繼續堅持自己東正教原有傳統的人,他們在立陶宛大公國以及在後來的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政治體系中間就找不到自己適當的位置,因此自然而然就變成了輸家。後來的人把他們稱之為農奴(Serf),其實他們真正的社會地位是「被保護人」;因為他們沒有領到歐洲文明的入場券,在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政治體系當中也就自然沒有發言權。

農奴既然沒有發言權,他們就需要有人來替他們發言;而替他們發言的首先是立陶宛的貴族,然後就是波蘭貴族,因此波蘭貴族變成了烏克蘭東正教農民的保護人。保護人沒有白當的,自然會得到很多好處,所以就漸漸地有一些烏克蘭農民覺得,這些好處讓波蘭和立陶宛的貴族占了太多的便宜,讓自己這些種地的人吃了太多的虧,他們就不幹了。

他們不願意在波蘭和立陶宛貴族的保護之下繼續種地,決心到當時還非常多的荒地上去自己碰運氣,做沒有保護人的自由人。這些人就是哥薩克人的祖先,「哥薩克」最初的意思就是自由人。但是波蘭和立陶宛的貴族就認為,他們背棄了他們的保護人,逃到荒原上去,這種做法就相當於封建主義意義上的背叛,於是就把他們稱之為「逃奴」,就是逃亡的農奴。

這個稱呼其實也是一個政治宣傳上的稱呼,因為他們當時的法律地位不是這樣的。也就是說,波蘭貴族莊園所庇護的烏克蘭農民,在法律意義上跟英法或者西歐其他國家的農奴制意義上的農奴不是同一個意思,它有很多細節上的差別。但現在不需要詳細分析這些細節,只要指出雙方之間的政治宣傳和民族構建是多麼的天差地別。

同一個政治實體——也就是哥薩克人這個政治實體,哥薩克人自己就叫做自由人,也就是說他們暗示那些仍然繼續接受波蘭保護的同胞是不自由的人;相反,波蘭貴族把他們叫做「逃奴」,也就是說他們的身分相當於是逃犯,不但不是自由人,而且還是隨時都可以被捉拿的逃犯。雙方既然有了這種關係,自然就變成敵對勢力了。烏克蘭歷史發明學的第一個祖先——歷史上的哥薩克國,就是這樣誕生的。

我們要注意,今天的烏克蘭人大多數並不是這些哥薩克人的後裔,而是波蘭人保護的那些東正教烏克蘭農民和東儀烏克蘭農民的後裔。但是民族發明學有一個特點:第一,你要盡可能找出歷史上獨立性最強的政權,這樣才可以給你現在的獨立增加盡可能大的說服力;

第二,你可以選擇的歷史上的祖先,應該根據現在的主要鄰國和獨立的主要威脅者,也就是在關係上最敵對、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過最多的戰爭、並能夠在這個過程中尋找出最多的浪漫的英雄人物的那個群體。例如,蘇格蘭高地人儘管人口比蘇格蘭低地人要少得多,今天的蘇格蘭的文化其實也是從低地來的,但是蘇格蘭民族發明仍然要以高地為正宗,甚至把蘇格蘭高地人和低地人打仗的那些戰役都說成是蘇格蘭高地人為了捍衛蘇格蘭獨立跟英格蘭打仗的故事。

所以,烏克蘭的民族發明也是這樣的。它把只占烏克蘭人口極少數的哥薩克人發明成烏克蘭人的祖先。這些人實際上跟那些波蘭貴族保護下的烏克蘭農民的關係,比較像是關外的蒙古人、滿洲人和關內的儒家農民之間的關係那樣。哥薩克人是經常搶劫波蘭人保護的莊園,受害者當然主要就是烏克蘭農民。

當然,哥薩克國也並不完全像是波蘭人所描繪的那樣純粹以搶劫為生。他們跟波蘭人打仗的時候固然要搶劫波蘭人的領地,但他們自己也不是純粹的非生產者。他們是頓河水運的主持人,實際上也就繼承了過去基輔羅斯時代的那些商隊。他們控制著頓河的水運,以軍事領主制的方式選舉出哥薩克騎士團的團長。相對於受到波蘭貴族保護的烏克蘭農民,他們在政治上享有的主權確實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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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02)》,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劉仲敬

「民族的屬性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

小紅帽的鄉土方言童話,如何打敗拿破崙法語霸權?
這是一個如同台語對抗國語、以語言追求認同,台灣人非常熟悉的故事!

從法蘭西理性主義的霸權,到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的反動
追求鄉土情感及認同的感性力量,如何推動中歐諸民族國家的興起?

理性主義的國民和浪漫主義的民族——
自法國大革命後,民族發明的兩種基本模式

這兩種基本模式,來自於歐洲中世紀結束後,接替封建時代的兩種巨大力量,一種是啟蒙主義,一種是浪漫主義;前者源自於哲學上的理性主義,後者則根源於哲學上的先驗主義。這兩種思想先後登上世界近代史的舞台,先是啟蒙運動及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理性主義風暴,而緊追其後的則是抵制理性主義而興起的浪漫主義,這兩種力量都試圖接管封建主義衰微之後的歐洲世界。

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鬥爭,最終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民族發明,第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後,體現理性主義原則的法蘭西民族發明,它的民族最初被稱為「國民」;不論國民講何種語言(普羅旺斯方言、洛林方言、布列塔尼方言、諾曼底方言),只要他運用理性,遵循普世真理、熱愛拿破崙法典並認同法蘭西,那他就是法國人。

然而拿破崙在一八一○年娶了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瑪麗公主,撕下共和外衣而稱帝,並宣告他們的兒子將被封為羅馬王,像秦二世一樣將成為未來整個歐洲的唯一統治者。未來的歐洲,將在法蘭西文化和理性主義的統治下步入「康莊大道」。這樣的偉大進步圖景,讓德意志地區的知識分子感到萬分恐懼:法蘭西式的民族發明無非是讓全世界的人都變成法國人而已!這難道不是一種大一統思維下的「大民族主義」嗎?

因此這種民族發明遭到抵制,德意志的知識分子追求基於鄉土情感與歷史傳統的身分認同,通過所謂的方言土語和歷史傳統而發明出「民族」。浪漫主義是對法蘭西理性主義的反動,自十九世紀以來,逐漸擴散到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最終蔓延到整個世界。直至今日,世界上超過四分之三的主權國家,都是宣稱自己是個自由而獨立的民族國家。

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 vs. 法蘭西理性主義=歐洲邊疆地區的民族發明史!

法蘭西的國民共和模式並非沒有吸引力,本書提及的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國家都有漫長和強大的君主傳統,故它們最初接受的是法蘭西的國民共和模式。像寫「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的著名匈牙利詩人裴多菲,便主張一個法國版本的大匈牙利,包括今天的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在內,講標準的匈牙利語。這個匈牙利擁有黑海和亞德里亞海的出海口,是一個多瑙河上的小法蘭西。當然他的主張最終失敗,周圍的各「方言族群國家」最終獨立。其結果便是形成今日中歐地區的諸民族國家,而理性設計的大匈牙利變成一個沒有出海口的小民族國家。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國別史,而是劉仲敬以其獨特的「民族發明學」視野,深入分析中歐及部分東歐、北歐等歐洲邊疆地區的一部「民族發明史」。通過鄉土語言及身分認同等感性力量,以抵制大民族國家的統一思維,劉仲敬認為在清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也正遵循著類似的軌跡而演化,並在民族發明學的意義上處在演化到一半的半成品階段。歐洲邊疆諸民族國家被發明的歷史路徑,真的預演了東亞/諸夏的未來嗎?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系列作品一共三本。此系列中,劉仲敬用他獨家建構的「民族發明學」理論體系,深入分析西歐的邊陲地帶(分別是巴爾幹地區、中東歐、中東地區)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中誕生近代的小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誕生,毫無例外伴隨著民族的發明。而法國和德國是民族發明學的理論之源:法國的大革命創造出理性主義的國民、德國的反革命創造出浪漫主義的民族。之後世界上大部分非英美體系的國家,都遵循這兩種主要模式而進行民族發明。

  • 在《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中,劉仲敬透過巴爾幹地區十個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分析「大民族主義」如奧斯曼主義、大希臘主義及斯拉夫主義的失敗原因。
  • 在《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中,劉仲敬解釋法國式的理性主義國民和德國式的浪漫主義民族之間的博弈,如何推動中東歐及波羅的海諸國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 在《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中,劉仲敬分析中東地區的傳統宗教與泛阿拉伯主義的國家建構,以及英國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型和波斯灣部落貿易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性。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的宗旨不在於歷史考據或道德教訓,而是企圖提供給讀者一種以歷史經驗法則為基礎的「認知訓練」,最終達到增進「歷史現實感」的效果;並期待這樣的訓練在東亞地區未來新一波的民族發明中,發揮積極而明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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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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