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歐洲的感性邊疆》:烏拉圭再獨立之父「東岸三十三人」,其實就相當於是阿根廷的連橫

劉仲敬《歐洲的感性邊疆》:烏拉圭再獨立之父「東岸三十三人」,其實就相當於是阿根廷的連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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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些小國當中分裂出來的比較小的國家,像烏拉圭這樣解體比較徹底的國家,與像阿根廷和巴西這樣解體不大徹底的國家相比,是更容易實現自由民主的。這就是西班牙各殖民地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間給全世界留下的教訓。

文:劉仲敬

附錄(2)烏拉圭:從地區到民族的意外發明

(前略)

按照我們現在看到的烏拉圭的建國神話和民族神話,烏拉圭的國父有三批人,一批是建國之父隆德奧,另一批是獨立之父阿蒂加斯,還有一批是再獨立之父「東岸三十三人」。但是實際上,如果你把拉普拉塔河殖民地按照一個類似大中華的史觀來寫的話,你就會看到:第一,阿蒂加斯和隆德奧這兩位後來的烏拉圭國父,在當時誰都沒有想讓烏拉圭獨立,他們都是烏拉圭人,但是都自以為自己是阿根廷的軍閥;而且,他們在內戰中是站在不同方面的。

隆德奧這位獨立戰爭的大英雄是站在阿根廷中央集權派一邊的,要求布宜諾斯艾利斯把外省都統治起來;阿蒂加斯這位獨立戰爭的另一位大英雄則是站在聯邦派一邊的,要求包括烏拉圭東岸省、科爾多瓦省的其他各外省都在聯邦主義的基本憲制之下實行高度自治,但並不是要推翻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者是要從阿根廷獨立出去。

他們的最初目的是要打進布宜諾斯艾利斯,而不是脫離出去,但是他們最後打了敗仗。打了敗仗的原因,是遭受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葡萄牙人的兩面夾擊。葡萄牙人控制著整個巴西,而烏拉圭河以東的阿根廷領土則是阿根廷領土中最接近巴西的一部分。康熙皇帝寧可讓荷蘭人占領台灣,也不願讓鄭成功家族打著明朝的旗號占領台灣;同樣,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中央集權派寧可把烏拉圭東岸交給葡萄牙人占領,也不願讓聯邦派占領。

結果,巴西的葡萄牙人就在聯合省中央政府的默許下在一八一六年打進了烏拉圭,原先的聯邦派各省也把阿蒂加斯拋棄了。阿蒂加斯已經老了,於是他就跑到巴拉圭去,做了一個退休莊園主,完全退出了政界。這個時候,隆德奧已經做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中央政府的主席。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蒂加斯也好,隆德奧也罷,追求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建立一個烏拉圭國家和烏拉圭民族。隆德奧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阿根廷國家,對烏拉圭的態度頂多就是把它變成中央集權的阿根廷的一部分;阿蒂加斯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聯邦主義的、像美國一樣的阿根廷,把烏拉圭變成像是美國各州一樣的阿根廷的一個州。他們都不想要烏拉圭民族,所以也就各走各的路了。

現在的烏拉圭在葡萄牙統治下,只好另外找人,而這些人也就是流亡在阿根廷的烏拉圭人,也就是後來著名的烏拉圭「再次」獨立英雄,所謂的「三十三人」。照烏拉圭的民族神話,這三十三人渡過烏拉圭河,到了東岸,趕走了葡萄牙侵略者,在一八二五年恢復了烏拉圭的獨立。但是實際上的故事是這樣的:

阿根廷的政府就像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時刻不忘要收復香港和台灣一樣,它也是時刻不忘記被英帝國主義和葡萄牙帝國主義奪走的烏拉圭東岸行省。在他們看來,烏拉圭東岸在我們阿根廷聯邦的統治下過得好好的,你們的著名將領隆德奧都在我們中央政府當了主席這樣的大官,我們阿根廷沒有一絲一毫虧待我們的烏拉圭同胞,就像中華民國沒有一點虧待你們台灣人或者滿洲人一樣。

你們自己也不是心甘情願獨立的,而是帝國主義害了你們、吞併了你們。那麼我們當然要在我國的領土之上,像是蔣介石在重慶建立台灣革命同盟會和台灣國民革命黨、時刻都想把台灣奪回來那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建立烏拉圭解放組織,時刻都想找到機會把烏拉圭從葡萄牙人手裡奪回來。

烏拉圭三十三人其實就相當於是阿根廷的連橫。連橫原來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然後他跑去投奔了國民黨人。蔣介石培養他,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打回台灣去,收回台灣。烏拉圭三十三人的情況跟連橫他們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多是葡萄牙統治之下的烏拉圭居民,然後跑到阿根廷去,被阿根廷的中央集權派收編了,希望借阿根廷的力量打回烏拉圭去,把烏拉圭重新歸併到阿根廷的勢力中。

後來這樣的機會果然來了,在葡萄牙內亂、烏拉圭本地又發生動亂的情況下,阿根廷軍隊渡過烏拉圭河,在三十三人的帶領之下重新占領了烏拉圭,宣布烏拉圭自古以來就是阿根廷的土地,現在終於回到祖國了。三十三人其實不是作為烏拉圭獨立戰爭的英雄建立了獨立的烏拉圭,而是作為阿根廷軍隊的帶路黨,在阿根廷軍隊刺刀的保衛之下,把烏拉圭重新變成了阿根廷的一個行省。

但是現在的國際形勢就不容許他們吞併烏拉圭了。巴西是南美洲的大國。這一次失敗是暫時的失敗,它很快就捲土重來了。阿根廷的實力雖然打烏拉圭沒有問題,但是打巴西就很有點吃力,就有點支持不住,再加上英國人又進來干涉。英國人不在乎任何地方歸任何人統治,但是在乎自由貿易。

英國人看出,一個小國林立的南美洲比較有利於自由派的事業。一方面是小國的憲法結構容易穩定,不容易像大國那樣不斷地爆發出袁世凱、張作霖這樣的軍事政變;另一方面,小國更容易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它不會像是巴西和阿根廷這樣的大國那樣有很大的野心。

巴西和阿根廷都想把自己變成南美洲的美國,變成跟英國平起平坐的大國。那樣的話,你要做大國,就要有強大的工業體系,要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就要搞高關稅,盡可能發展本國的工業,盡可能排斥英國的工商業產品。而像烏拉圭這樣的小國就沒有這樣的追求,因為就它的體量來說的話也只有台灣那種大小,它不可能把自己變成像是美國那樣的大國,不可能讓自己跟大英帝國平起平坐的。

對於它來說,與其費心費力地驅趕英國產品、勞民傷財地搞什麼本國的工業化體系,還不如開放市場,大家搞自由貿易,讓價格又便宜、品質又高的英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然後借助英國人的勢力去反抗阿根廷和巴西這兩個大國。所以烏拉圭的獨派——「烏獨分子」是堅決主張親英的,而英國人也願意支持他們。

戰爭最後的結果是,阿根廷和巴西誰也打不敗誰,雙方便在英國人的調停下決定停戰。停戰最好的辦法就是設立一個緩衝區。烏拉圭是戰爭的主要原因,它是最適合於當緩衝區的。於是雙方在英國人的調停之下達成協議,阿根廷軍隊和巴西軍隊都不要進入烏拉圭,讓烏拉圭自己管理自己。

這也就是當年丹麥人和瑞典人爭奪挪威的時候發生的同樣的事情。雙方調解的結果就是,誰也不要得到挪威,你們都出去,讓挪威人自治,自治的下一步就是獨立。英國人也是用類似的方式調停了巴西和阿根廷的糾紛,讓它們停戰,雙方都撤出烏拉圭,烏拉圭的未來由烏拉圭人民自己解決。結果,烏拉圭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的議會決定建立烏拉圭國家。

他們這樣做其實還不是因為烏拉圭已經有了一個我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迫切希望建立一個跟阿根廷民族和巴西民族都不一樣的民族。他們主要是感到:「我們是一個小國,我們是南美洲的孤兒,就像台灣是亞細亞的孤兒一樣,一會兒清朝把我們扔給日本,一會兒日本把我們扔給中華民國,我們受夠了。你們無論哪一國軍隊都不是好人,你們哪一國軍隊來了以後都把我們當作殖民地居民對待。看來只有我們自己治理自己,本國人治理本國人,我們才有好日子過。

如果說有哪一個列強對我們比較好,那也只是遙遠的大英帝國對我們比較好。大英帝國只想要自由貿易,不想占據我們的領土,跟我們做生意、發展經濟,這是很好的事情。最好是你們巴西人和阿根廷人都別來打,你們雙方都不來打,我們的日子最好過。我們跟著阿根廷,過不了幾十年巴西人就要過來打我們,我們跟著巴西,過不了幾十年阿根廷人就要過來打我們,這樣有完沒完?我們還不如就在大英帝國的保護之下,乾脆就建立一個烏拉圭國家算了。」最後是這一派占了上風,他們就建立了烏拉圭國家。


所以,烏拉圭是一個先有國家再有民族的體系。烏拉圭建立國家以後就要看到,既然國家已經建立了,那麼我們必須把本國國民團結起來,要讓本國的下一代知道,我們自己人跟自己人是同胞,而跟阿根廷人和巴西人都不是同胞,那樣的話就需要塑造民族神話,因此我們就必須要有民族英雄。

其實,烏拉圭沒有真正的民族英雄。第一代民族英雄隆德奧雖然後來當選了烏拉圭第一任國家元首,但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以為他自己是阿根廷的集權主義者;第二代民族英雄阿蒂加斯以為他自己是阿根廷的聯邦主義者;第三代民族英雄就是烏拉圭三十三人,他們其實是阿根廷的帶路黨。

但是這都沒有關係,只要有需要,我們就可以發明創造。只要烏拉圭國家必須存在,我們就可以創造出烏拉圭民族,通過烏拉圭的中小學課本,然後把以上這三撥人——其實都根本不自認為自己是烏拉圭人的這三撥人,都發明成為烏拉圭的民族英雄和獨立戰爭英雄。

這種做法就好像是,比如說我今天宣布滿洲獨立,我硬著頭皮把張作霖發明成為滿洲民族英雄。儘管張作霖曾經有好幾次打到北京去,很想當中華民國的大元帥,他宣布滿洲獨立,是打了敗仗,不得已才宣布滿洲獨立的,但是我可以把這個歷史選擇性地敘述,只說張作霖宣布滿洲獨立那部分,把張作霖發明成為滿洲國的民族英雄。或者是我宣布廣東獨立,把陳炯明發明成為廣東的民族英雄,也把陳炯明跟著護法軍政府想要打到北京去的那些歷史抹掉,只講陳炯明如何宣布廣東獨立,如何在廣東搞建設。

其實,任何國家的民族發明都是有選擇性的,美國也並不例外。美國把華盛頓說成是民族英雄,但是華盛頓在英法戰爭的時候毫無疑問是英國的一個民兵將領,是跟著英國人打法國人的,而到了獨立戰爭時期他才帶著美洲殖民地的居民跟英國人打仗,但他還是美國的民族英雄。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民族英雄都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你之所以需要民族英雄,需要有民族史,歸根結底是要維持國家的凝聚力。所以,你就可以通過忽略一部分、強化一部分的做法,把自己自圓其說起來。這種做法骨子裡面是一種神話構建。烏拉圭就通過類似的方法,把阿蒂加斯、隆德奧和三十三人發明成為烏拉圭的民族英雄。

南美各國的憲法普遍是總統制的憲法,很容易在政變當中使總統職位落到軍閥的手裡面;然後軍閥當了總統就不肯下台,其他人想要推翻他只有依靠其他的軍閥,讓新軍閥來打舊軍閥,讓革命黨來打老軍閥;而革命黨打進首都以後,自己又會變成老軍閥。哪怕革命黨在起兵的時候原先打的是聯邦主義的旗號(像民國初期的國民黨一樣),但它只要打進了首都以後,它自己也會變成中央集權派。

這就像是,蔣介石會撿起袁世凱的衣缽。儘管國民黨打袁世凱的時候是高呼打倒中央集權的,但是蔣介石打倒了北洋軍閥以後,自己還是照樣要搞中央集權。這樣的事情永遠沒完沒了。烏拉圭獨立之後有幾十年也是這樣子的,自由主義集權派的紅黨和保守聯邦派的白黨打來打去。

烏拉圭在平息內部紛爭以後,於一九一八年改成瑞士式的憲政體制,不實行總統獨大的體制,而是實行瑞士式的委員會制。例如,紅黨雖然當選了,但是在聯邦委員會的九個席位當中,紅黨只能占六個席位;白黨雖然失敗了,但是它還會有三個席位。瑞士式的聯邦委員會制度跟總統制的差別就是在於,權力是分散的。

不是說比如共和黨當了總統,權力就全歸共和黨。而是說,共和黨得到了百分之六十的選票,那麼聯邦委員會的九個議席中間就有六個歸它;民主黨得到百分之三十的選票,那麼聯邦委員會還有三個議席歸它。權力不在總統,而在聯邦委員會,而聯邦委員會是按照比例代表產生的。這就是所謂的瑞士體制,所以烏拉圭得到了一個「南美洲的瑞士」的綽號。

這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的因素是外交上的。烏拉圭在被巴西和阿根廷爭來爭去打怕了以後,就採取了瑞士式的做法,宣布烏拉圭是民主中立國,我不把烏拉圭領土作為基地反對任何人,其他任何一個鄰國也別來打我的主意。這樣,在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經常打仗的十九世紀後幾十年,烏拉圭得以享受了長期的和平和經濟發展。

一方面是憲法,它不採取拉丁美洲普遍的那種總統制和考迪羅制,而是採取了瑞士那種聯邦委員會制。因為在選舉中失敗的黨派可以在聯邦委員會占據一部分席位,所以他們就沒有那種強烈的發動內戰的動機了。因此,烏拉圭國內的政治鬥爭也就比阿根廷和巴西要民主得多、文明得多。

這兩方面的好處都是烏拉圭發明民族、建立小國的紅利。如果它變成阿根廷或者巴西的一部分,阿根廷和巴西都是南美大國,都有跟美國和英國競爭的野心,那麼無論是作為阿根廷的烏拉圭省的居民還是作為巴西的烏拉圭省的居民,他們都可以分享到阿根廷獨裁者羅薩斯和巴西獨裁者瓦加斯的大國夢。

他們可以想像,我們烏拉圭人作為大阿根廷或大巴西公民,現在我們國家是跟英國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了,但是他們也不可避免地要因此受到大國的獨裁政治和貿易保護政策之苦。它現在獨立了,小小的烏拉圭的居民再也沒有希望變成大國的公民,享受不到大國復興的榮耀了,但是他們享受了經濟自由和自由貿易,享受了瑞士式的長期和平和國內民主的好處。這兩種好處是不能都占的。

儘管無論是西班牙還是墨西哥、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它們最初的所有政治家和所有居民在西班牙推動民主化的這個過程當中一開始都是堅決主張大西班牙統一的,誰也沒有想到讓美洲殖民地獨立,更沒有想到讓美洲獨立了的殖民地再要一次分裂、二次分裂、三次分裂,但是實行自由民主的結果卻出現了所有當事人都無法控制的局面,使他們被迫向時勢屈服,把軍閥割據和黨派分歧造成的事實獨立最終變成了一個多國體系,把原先那些只不過自認為是西班牙或者阿根廷一個黨派的領袖人物,重新發明成為烏拉圭獨立戰爭的獨立英雄。這就是烏拉圭民族構建的歷史。

它給我們的教訓,有一部分是只涉及烏拉圭這個地區的居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普遍適用於全世界所有地區的。就是說,一個多民族的、地域廣泛的大帝國在實現自由民主的過程中間,首先實現的多半不是全國的自由民主,多半也實現不了大一統的自由民主,而是在企圖實現大一統的自由民主的情況下,由於各地方上台的黨派不一樣和對自由民主的理解不一樣,使整個大一統的帝國分裂開來,變成很多個小國。

這些小國當中分裂出來的比較小的國家,像烏拉圭這樣解體比較徹底的國家,與像阿根廷和巴西這樣解體不大徹底的國家相比,是更容易實現自由民主的。這就是西班牙各殖民地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間給全世界留下的教訓。

相關書摘 ►劉仲敬《歐洲的感性邊疆》:烏克蘭歷史發明學的第一個祖先,哥薩克國就是這樣誕生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02)》,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劉仲敬

「民族的屬性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

小紅帽的鄉土方言童話,如何打敗拿破崙法語霸權?
這是一個如同台語對抗國語、以語言追求認同,台灣人非常熟悉的故事!

從法蘭西理性主義的霸權,到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的反動
追求鄉土情感及認同的感性力量,如何推動中歐諸民族國家的興起?

理性主義的國民和浪漫主義的民族——
自法國大革命後,民族發明的兩種基本模式

這兩種基本模式,來自於歐洲中世紀結束後,接替封建時代的兩種巨大力量,一種是啟蒙主義,一種是浪漫主義;前者源自於哲學上的理性主義,後者則根源於哲學上的先驗主義。這兩種思想先後登上世界近代史的舞台,先是啟蒙運動及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理性主義風暴,而緊追其後的則是抵制理性主義而興起的浪漫主義,這兩種力量都試圖接管封建主義衰微之後的歐洲世界。

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鬥爭,最終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民族發明,第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後,體現理性主義原則的法蘭西民族發明,它的民族最初被稱為「國民」;不論國民講何種語言(普羅旺斯方言、洛林方言、布列塔尼方言、諾曼底方言),只要他運用理性,遵循普世真理、熱愛拿破崙法典並認同法蘭西,那他就是法國人。

然而拿破崙在一八一○年娶了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瑪麗公主,撕下共和外衣而稱帝,並宣告他們的兒子將被封為羅馬王,像秦二世一樣將成為未來整個歐洲的唯一統治者。未來的歐洲,將在法蘭西文化和理性主義的統治下步入「康莊大道」。這樣的偉大進步圖景,讓德意志地區的知識分子感到萬分恐懼:法蘭西式的民族發明無非是讓全世界的人都變成法國人而已!這難道不是一種大一統思維下的「大民族主義」嗎?

因此這種民族發明遭到抵制,德意志的知識分子追求基於鄉土情感與歷史傳統的身分認同,通過所謂的方言土語和歷史傳統而發明出「民族」。浪漫主義是對法蘭西理性主義的反動,自十九世紀以來,逐漸擴散到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最終蔓延到整個世界。直至今日,世界上超過四分之三的主權國家,都是宣稱自己是個自由而獨立的民族國家。

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 vs. 法蘭西理性主義=歐洲邊疆地區的民族發明史!

法蘭西的國民共和模式並非沒有吸引力,本書提及的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國家都有漫長和強大的君主傳統,故它們最初接受的是法蘭西的國民共和模式。像寫「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的著名匈牙利詩人裴多菲,便主張一個法國版本的大匈牙利,包括今天的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在內,講標準的匈牙利語。這個匈牙利擁有黑海和亞德里亞海的出海口,是一個多瑙河上的小法蘭西。當然他的主張最終失敗,周圍的各「方言族群國家」最終獨立。其結果便是形成今日中歐地區的諸民族國家,而理性設計的大匈牙利變成一個沒有出海口的小民族國家。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國別史,而是劉仲敬以其獨特的「民族發明學」視野,深入分析中歐及部分東歐、北歐等歐洲邊疆地區的一部「民族發明史」。通過鄉土語言及身分認同等感性力量,以抵制大民族國家的統一思維,劉仲敬認為在清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也正遵循著類似的軌跡而演化,並在民族發明學的意義上處在演化到一半的半成品階段。歐洲邊疆諸民族國家被發明的歷史路徑,真的預演了東亞/諸夏的未來嗎?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系列作品一共三本。此系列中,劉仲敬用他獨家建構的「民族發明學」理論體系,深入分析西歐的邊陲地帶(分別是巴爾幹地區、中東歐、中東地區)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中誕生近代的小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誕生,毫無例外伴隨著民族的發明。而法國和德國是民族發明學的理論之源:法國的大革命創造出理性主義的國民、德國的反革命創造出浪漫主義的民族。之後世界上大部分非英美體系的國家,都遵循這兩種主要模式而進行民族發明。

  • 在《叛逆的巴爾幹:從希臘主義的解體到斯拉夫主義的崩潰》中,劉仲敬透過巴爾幹地區十個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分析「大民族主義」如奧斯曼主義、大希臘主義及斯拉夫主義的失敗原因。
  • 在《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中,劉仲敬解釋法國式的理性主義國民和德國式的浪漫主義民族之間的博弈,如何推動中東歐及波羅的海諸國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
  • 在《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中,劉仲敬分析中東地區的傳統宗教與泛阿拉伯主義的國家建構,以及英國經驗主義的民族發明模型和波斯灣部落貿易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性。

【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世界篇)】的宗旨不在於歷史考據或道德教訓,而是企圖提供給讀者一種以歷史經驗法則為基礎的「認知訓練」,最終達到增進「歷史現實感」的效果;並期待這樣的訓練在東亞地區未來新一波的民族發明中,發揮積極而明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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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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