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錄：支付代價？泰國的獨裁化如何驅動反建制抗爭

第二個事件，展示了政府如何不透過民主機制處理政治動盪，如2014年軍事政變緊隨著反民主運動。Janjira表示，對台灣聽眾來說，軍政府治理國家可能聽起來很奇怪，但泰國發生過非常多次軍事政變，而且每次都會改寫憲法，創造他們所要新的政治秩序，「2014年上台的軍政府幾乎毀壞了90年代以來的民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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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個事件標示著民主崩壞，而第三個事件——2016年軍政府修憲，幾乎確保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宰權，即使在選舉過後也是，「自此，泰國進入了威權鞏固時期。」Janjira說，理論上來說，獨裁政權應該可以每一次都更鞏固根基，然而，與獨裁化平行的另一條道路是支持民主的社會運動。

Janjira強調三個民主運動：第一、2006年到2010年反軍政府網絡，由數個主張民主公民團體、學生聯盟組成，此網絡與紅衫軍運動交疊，而後者在2007年成立並在2010年強化行動，運動結合了支持代議政治、反建制的力量，挑戰70年代已降的軍事-王室的霸權，也催生非暴力抗爭策略，直到2010年軍事鎮壓，使這個運動幾乎被連根拔起。

「然而，軍事政變為下一次民主運動鋪好道路。」Janjira說，第二個運動是2014到2018年間，幾由學生團體組成，當時有一群學生發起一邊吃三明治一邊閱讀《1984》，提醒泰國人小說裡描繪的極權政體。「我要強調的是，泰國每一次觸發民主崩潰的意外，都伴隨著抵抗運動。」Janjirag表示，他們可能很小、可能會被鎮壓，但沒有失敗，「每次的反抗運動孕育了下一次的反抗運動，這是我要強調的重點。」

第三是現今泰國人正在進行的抗爭運動，第一次由學生所領導的，因為他們憤怒2020年2月，憲法法庭解散了新政黨未來前進黨（FutureForwardParty），Janjirag表示，從7月中到現在，抗爭有時會因疫情暫停，但抗爭者會仍會再次回到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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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抗爭者跟隨許多其他地區年輕抗爭者的腳步，包括台灣和香港。」Janjira說，泰國抗爭者透過去中心化的結構，由不同團體自發性地合作，非常有創造力且精通科技，用非暴力、幽默和社群媒體，與更廣泛地和民眾溝通以說服他們，訴求民主不一定等同於要破壞公共秩序，「參加抗爭可以富有娛樂性，可以是賦權。」Janjira指出，對於政府壓抑運動的手段，抗爭者也以有效的策略回應，他們會用臉書直播警察逮捕社會運動者的過程，當朋友被捕時，就在警局前用推特動員抗爭者。

2020年1月到10月，泰國全國各省，共有250起抗爭事件。「因為抗爭團體非常多樣化，我們也有很多種運動的面貌，像是有LGBT團體、勞工團體、非政府組織（NGO），不只是學生了。有時我們也有變裝（drag）抗爭，改變一下運動的氣氛。」Janjira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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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反抗？」Janjira解釋，受到廣泛支持的抗爭運動源於數個政府部門發生系統性的危機，侵蝕了公眾信任，這是為何抗爭者要求全面改革系統。政權有賴於公正的法律，但政府的騷擾，影響法律和執法機關的可信度和信用，泰國抗爭者被起訴一兩條罪名是最輕微的了，「法律公平性被轉移，從法治轉為治法。」Janjira解釋，法律被誤用，鎮壓那些反對派的民眾，嚴酷的法律已經造成人民系統性的壓力，而這必須被抵抗。

作為政治權力平衡機制的水平式責任政治制，像是憲法法庭或選舉委員會，被當作壓制反對黨的武器，作為政權介入操控選舉的手。Janjira指出，泰國選委員遞交對反對黨未來前進黨的起訴書，因為一些愚蠢的選舉規範，憲法法庭接受並起訴，最後命令解散該黨。此外，Janjira說，泰國政府操控媒體、灌輸意識形態，維護王室的合法性（legitimacy），泰國軍政府灌輸學生12條道德守則、身體的規訓，必須對王室表達尊敬與愛，將獨裁文化置入教育體系，「年輕人覺得窒息」，這是為何國、高中生參與運動。

「獨裁政權從王室借來道德權威。」Janjira指出，應該不干涉政治並不應傾向令何一個黨派，但泰國軍政府以王室為名鎮壓異議者，司法體系也武器化，變成維護王室的工具。這些維護了王室主義者和獨裁政權，以及王室政治化，便失去了調節政治衝突的能力，因此泰國獨裁政權維持其合法性，但也為其自身製造危機——公眾對國家組織的不信任，侵蝕組織的可信度，引起廣泛的不滿，街頭運動會不斷地重新復活，「獨裁政權必須民主化。」Janjira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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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杜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