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觀戰隨談：這個歷史時刻，對台灣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文：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打油詩人

當帝國蹲下的時候：美國大選觀戰隨談

很多年前，有次在美國一個自由派大本營的地區拜訪朋友，順道跟幾位朋友的朋友吃了頓飯。來吃的都是同一個學校的社科博士生，都研究中國，吃著吃著就聊到北京剛剛蓋了棟新的酷炫大樓。其中一個剛剛從北京回來的飯友說："Now the Chinese think that America is backward because they built a new skyscraper." 語畢，哄堂大笑。

當時這些人隱隱感受到、甚至為此感到不適、必須加以取笑來舒緩、卻終究沒有搬上檯面來談的，是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真的向美國發起挑戰的可能性。十多年過去了，這些人開始成為年輕一輩的中國專家；當年為了一棟新建築而沾沾自喜、展現十足暴發戶心態、引來美國專家們莞爾的中國，現在變成了美國在經濟上的主要競爭者及政治軍事上的對手。而當初跟這些中國專家碰巧吃了一頓飯的我，我的家鄉因為美中的競爭而捲進了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

選舉的激情終將結束，然而在此之前，我們應該記得這種激情。台灣社會從來沒有為了美國總統選舉如此激動過，無論這種情緒對我們的影響是好是壞，這種瘋狂投入的過程展示出的是近幾年來台灣與美中變局的緊密關連。台灣人會把一場沒有票可以投的選舉當成自己的選舉來投入，反映出的是小國的命運逐漸被鎖進美國霸權興衰的現實。嘲笑台灣人「沒有投票權還那麼投入」，是輕忽這個歷史時刻對台灣人的意義。

然而這個歷史時刻對台灣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美國：半倒的錫安

自從四年前川普提出了MAGA的口號以後，美國great不great，變成了一個從保守派到自由派都無法迴避的問題。自由派可能堅持美國還是很great只是方式不一樣了，或者主張就算美國不great了，川普也不會讓它變great。但是沒有人可以否定川普這個提法的基礎：多數人成長過程裡習慣的那一個「偉大」的美國已經消失了。

二戰以後，美國的霸權地位在三個不同的層次上逐漸建立：在國內的政治經濟結構上，起源於戰間期的福利國家、壟斷資本與後福特生產體制，確保了穩定的勞資關係。高強度、機械化的大量生產模型一方面建立了工業上的優勢，大型製造業透過資本集中化及在產品市場上的優勢確保了利潤，並且給予員工長期雇用、各種福利，以及足以養家活口的薪水，甚至在許多小鎮的周邊由該小鎮的主要企業提供公共建設。與此同時，工會在制度上有足夠的保障，但是對資方相對友善，相當程度上成為了勞資之間的緩衝。相對優厚的製造業工人勞動條件進一步穩固了消費市場，確保企業的獲利能力。

在世界秩序與地緣政治上，冷戰中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獨強，掌握軍事與國際政治的強勢話語權。

而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經濟層面的福利資本主義與國際政治層面的冷戰架構，結合成了所謂的「美國夢」。作為一種道德觀，它展示了在一個自由、民主、法治、尊重市場秩序的世界裡，個人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在具體的生活經驗裡，它表現為一種對於「何為合理的生活」的判斷：中產階級或穩定的勞工階級社區、獨棟的私有住宅、每家至少要有一輛汽車。許多家庭的妻子不用工作、離婚率低、家家週日都上教堂，家庭內部性別權力不均，但是從外面看結構基本穩定。

在1970年代以後，這個模型基本上就出現嚴重的警訊了。日本與西德在冷戰架構下成為了美國的主要盟友並因而獲得了經濟上的扶植，最終帶來了兩國製造業的復甦，並且反過來成為美國廠商的競爭者，衝擊了以壟斷資本為前提的後福特生產模式。新的製造基地也同時意味著產業的外流，傳統的製造業小鎮生活開始了逐漸轉化為鐵鏽帶的進程。男性家計承擔者（male bread-winner）的家計結構遭到挑戰，服務業擴張吸納女性進入職場，但是家庭內的分工及權力關係卻沒有隨著男女經濟貢獻的位移出現變化，女性遭遇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困境，家庭內部張力增加。

福利資本主義的失敗帶來新自由主義。政府對大企業減稅以試圖維持他們的競爭力、政府撙節試圖維持收支平衡。然而一旦企業開始出走，這些措施對於維持傳統工業城市或小鎮的社會結構終究效果有限。鐵鏽帶的出現其實是一個經濟、社會、文化的複合現象，在城市裡造成了中下階層的生存環境惡化、在小鎮裡造成社會關係解組。

前者帶來了種族／階級雙重弱勢的貧民窟，接著就是以警察體系取代社福的貧窮治理，然後又加劇種族衝突；後者造就了一批曾經溫馴但現在很憤怒的中產階級，以及曾經自信現在很絕望的工人階級。他們緬懷過去、對未來看不到希望、恐慌於傳統道德價值崩壞。城市裡的非裔貧困人口和郊區、小城鎮失落的白人中產與勞工階級，雖然選擇了不同的陣營，但其實他們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產物及受害者。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加速了全球化，或者說，全球化本來就是在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的新自由主義框架下達成的。全球的資本套利進一步切斷資本利得與國內就業機會的關係──事實上，在新的勞動市場構成裡，連就業機會和生活條件之間的關係也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