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提耶-布列松》:歷時整整十二天十二夜,他見證了國民黨政權在中國瓦解

《卡提耶-布列松》:歷時整整十二天十二夜,他見證了國民黨政權在中國瓦解
Photo Credit: 北美館提供,(c) Fondation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gnum Photo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身為一個外國人,身處一個未知的城市,並正好處在眾人皆知、即將到來的歷史性革命前夕。處於如此亢奮的時刻,人們很容易被集體的瘋狂情緒席捲。這時候最重要的是不僅要身在現場,還要知道什麼時候該離去。你必須藏好底片,也得藏好自己。

文:皮耶・阿索利納(Pierre Assouline)

卡提耶—布列松在緬甸住了三個月,儘管當時情勢危險,他仍然自由旅行;他參觀僧侶的社區,還參加了焰火表演等。他在緬甸中部曼德勒附近的寶塔拍攝時,接到《生活》雜誌言簡意賅的電報:「國民黨時日不多了。可否去中國?」

這條消息措辭模糊,卻引起他的好奇心,於是他趕回仰光,搭上最早的航班飛往仍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當時中國內戰已持續三年,毛澤東指揮的軍隊正連連獲勝、步步推進,並拿下了東北地區。美國人正把注意力放在歐洲,漸漸拋棄了犯下一連串戰略錯誤的蔣介石。蔣介石軍事上的失敗在所難免,所有的徵召都表明其政權正處於覆滅的倒數計時階段。

一九四八年底,卡提耶—布列松一切就緒,等待一個舊世界的結束和一個新世界的到來。歷時整整十二天十二夜,他見證了國民黨政權在中國瓦解,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轉眼到來。

身為一個外國人,身處一個未知的城市,並正好處在眾人皆知、即將到來的歷史性革命前夕。處於如此亢奮的時刻,人們很容易被集體的瘋狂情緒席捲。這時候最重要的是不僅要身在現場,還要知道什麼時候該離去。你必須藏好底片,也得藏好自己。在一個謠言和反謠言不斷輪替的時刻,每一則謠言都足以讓人恐慌。待在北平,殘酷的政權交替後果未明,意味著風險教人難以承受。在如此激烈的戰爭氛圍中,誰會真的願意留下來看國民黨將軍究竟會不會和平交出皇城?

任何熟人都可能成為情報來源。然而只要是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無論是記者還是早就融入社會的流亡人士,能提供救命情報的,就是無價珍寶。當局勢的緊張程度可以蒙蔽你的判斷,一個微小的細節或者最後一分鐘的直覺,都可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除了《生活》雜誌的伯克(Jim Burke)、《紐約時報》的萊昂(Jean Lyons)、《時代周刊》的多伊爾(Bob Ford Doyle)和黑星通訊社(Black Star Agency)的塔塔(Sam Tata),卡提耶—布列松還特別與一些法國記者保持友好關係,如法新社(L’Agence France-Presse)駐上海的記者馬居斯(Jacques Marcuse)。

在同行的圈子外,卡提耶—布列松還有其他朋友,包括著名的語義學理論家亨利.魏智(Henri Vetch),他在北平經營書店;莫內斯捷(Alphonse Monestier),曾經擔任記者,他有一套中國名人的舊照片;還有法國大使館駐北平的武官吉耶馬爾(Jacques Guillermaz),他後來救了卡提耶—布列松一命—警告他千萬不要登上英國護衛艦紫水晶號(Amethyst),那時《生活》雜誌叫他上船拍攝解放軍橫渡揚子江的照片,紫水晶號後來被解放軍擊沉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就在解放軍進入北平之前,卡提耶—布列松成功搭上最後一班飛往上海的飛機,當時解放軍正包圍機場。從那時起,他試圖進入解放軍控制的青島和山東地區。地上積著厚厚的雪,他只能徒步前進,把行李堆上手推車,踏上西方傳教士走過的路線。他當時心裡想著,如果前人能夠征服大雪天,那麼我也能。幸運的是,他碰到了一名記者和一名商人,順利搭上他們的吉普車。人總是要付出許多,才能換得些許報酬。他蟄居在一個村子裡好幾個星期,士兵卻不准他拍照,即使他一手拿著白旗,一手舉著他的法國護照走向那些士兵。「不准拍照!」就是他得到的命令。

卡提耶—布列松回到上海後再次離開,和一群佛教徒到杭州的寺廟進香,但《生活》雜誌又雇用他報導中國內戰。所以,他登上最後一班往南京的火車,那裡是國民黨的總部,他要去見證國民黨軍隊最後的大潰退,當時國民黨的領袖已經逃往台灣了。他在那裡等待解放軍橫渡揚子江,這支軍隊仍然處在如史詩般長征勝利的榮耀光環中。

他在南京待了四個月,期間不斷記錄著日常生活的細節,一秒也沒讓他的兩台徠卡離開手邊。當他再次回到上海,物價已經由於幣值狂飆而變得奇高無比。不過很幸運地,他和拉娜找到朋友解決了住宿問題,只需負擔食宿費用。於此同時,歐洲人大舉撤退的日子隨即來到。

卡提耶—布列松必須離開,但如同離開房間前要先關燈一樣,他在最後一刻回到了外國人的居住地,其中一些地方他們甚至住了幾十年。在那個九月的星期天早晨,英國鄉村俱樂部(e British Country Club)從未顯得如此凋零荒涼,一名英國年輕人很不合時宜地在那裡看書,他看見卡提耶—布列松就合上書走過來,平靜地對驚訝而有點愣住的攝影師說:「英國人不怕孤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一周,卡提耶—布列松和妻子登上高頓將軍號(S.S. General Gordon)輪船前往香港,這是當時唯一一艘獲准通過海上封鎖線的輪船,主要任務是把美國國務院的工作人員以及美國公民運送回國,但船上的空位也提供給其他國家的難民。上船前,卡提耶—布列松必須沖印出他所有的照片並送交審查,很多照片都將成為舊中國最後的影像,所幸這些照片都通過審查。

儘管拍攝背景為戰爭時期,但照片呈現出一種靜謐氛圍——至少前幾張是如此:皇宮裡的太監在交談、國民黨官員在花園裡做早操、北平的二手書商販、外交使節接待會。這些和平的場景在當時的環境下顯得極不自然。然而這些照片中也有一些反面的影像,比如披著破毯子的年輕人帶領乞丐和盲人前行、被遺棄的小孩屍體,以及轟炸後女人看見棺材時的嘶喊和哭泣。

照片中不斷升溫的緊張氣氛,讓人感受到攻無不克的軍隊正在到來。我們看不見他們,但已經能嗅到恐懼,感受到慌亂,到處都是痛苦,而最突出的是人民在等待無法避免的命運降臨時,心中尚存的最後一絲懸念。某些西方知識份子甚至疑惑中國人究竟是在承受歷史,還是在創造歷史。

暴力不期然地隱藏在照片裡,在表象底下,一個細微的手勢或者一個神祕的眼神,都比明顯的暴力鏡頭更生動、更有力地證明了當時社會上的鬥爭。

再一次,卡提耶—布列松似乎總能站到最恰當的位置,毫不突兀。他始終避免說故事,而更鍾情於揭露個人的私密真相,但現在馬格蘭和《生活》雜誌都迫使他必須把自己對在地文化的迷戀與時勢的需要互相結合。雖然這給他帶來壓力,但在亞洲的三年來,卡提耶—布列松仍然十分留意雕塑和繪畫,從未因壓力而停止。

他在南京拍攝了立法院召開的最後一期會議;在上海外灘目擊了學生反對黑市的遊行示威;在上海大劇院見證了孫中山夫人與周恩來夫人的會面;在揚子江目睹解放軍渡江的情景;也在南京街道上記錄店舖老闆準備迎接新主人的麻木表情,而那些即將到來的新主人被形容為一支由北方農民組成的斯巴達軍隊。他還在徐家匯觀察重新開學的耶穌教會學校是否真的在教授毛澤東思想;在上海的法國領事官邸裡,他和布法奈(Bouanais)先生一起在兩個政府交替之際慶祝七月十四的法國國慶。

即使旅途忙亂,卡提耶—布列松仍舊著迷於構圖原則,好像他的視網膜裡內建了構圖機制。他在中國拍攝了一張照片,名叫「國民黨最後的歲月」(Les derniers jours du Guomindang),表面上看起來沒什麼特別,卻被公認為是一幅傑作。這幅作品讓畫家阿里卡(Avigdor Arikha)想起卡拉瓦喬的《聖洗者約翰被斬首》(The Beheading of St John the Baptist):

在一個完美的長方形空間裡有兩個人,一個不動,眼睛望向別處,另一個在吃飯,看著自己的碗。左邊的暗部和右邊的亮部創造出一種張力。左邊角落的陰影與右邊的門相互平衡,同高度的地方還有第二個長方形,在畫面上形成一種催眠般的節奏。在左半邊,一扇門開啟,並導向一片黑暗,開放處形成一面倒置的長方形,在構圖上反襯出那個靜止不動且望向別處的中國人。

與他的沉默靜止形成平衡的是那個坐著吃飯的人,他正好處於和諧的黃金分割點上,手裡捧著一只碗,另一只碗放在長凳上,與第一只碗相互呼應。那頂黑色的便帽被襯托出來。多條平行的斜向長影從右上往左下畫過,攪亂了這充溢著平和意味的場景。這一切近乎奇蹟。

卡提耶—布列松的同事伯克被他拍攝時的精力和敏捷所打動,說他簡直可與雜技或舞蹈演員媲美。然而,用卡提耶—布列松自己的話說,他並不是時時刻刻都感到輕鬆自在:

我覺得自己好像身在中國境內的一座島嶼上,島上的人是如此生動,而我又對一切充滿好奇,使得這個國家成為最難拍攝的對象。要順利工作,攝影師必須有足夠的空間,如同拳擊裁判需與拳擊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如果有十五個孩子擠在這個裁判和擂台圍繩之間,他還能做什麼呢?在北平的花鳥市場,我的腳邊就有五十個孩子,他們不斷互相推擠,同時也擠到我這來。

卡提耶—布列松在中國拍攝的照片都寫有相當精確的說明,他似乎意識到,這些事件都具有歷史意義,必須避免任何誤解的可能。他打字飛快而草率,也馬虎應付英文文法,但辭彙豐富且充滿色彩。他的目的是要把當時的情景準確地傳達出來。只有他親自敘述,作品才不會有模棱兩可的解釋。他在上海和南京拍攝國民黨潰敗後,照片開頭處如此寫道:「本照片只限於和其圖片說明共同使用,或者配以根據此說明精神做更清晰表達的文字。」

他要求馬格蘭把這段話貼在他拍攝的每張照片背面,如同卡帕拍攝蘇聯照片的作法。為了使他的意圖更明確,他又加了一段:

我嚴格限定圖片說明只含客觀資訊,沒有感情用事的評論或任何形式的諷刺。我要求誠實的資訊,我發給你們的資料已經有足夠的資訊了。我對你們完全信任,如果你們能讓客戶也清楚知道這一點,我會非常感激。我們要讓照片自己說話,而且為了表達對十九世紀攝影大師納達爾(Nadar)的敬愛,不要讓坐在辦公桌前的人為圖片說明加上他們沒看見的事物。我把這些圖片說明看成是一件私人的事,如同卡帕對待他的報導作品一樣。

這是原則問題,而且不僅僅限於政治題材的報導。卡提耶—布列松非常堅持這個原則——確保圖片說明的真實性——無論這照片呈現的是政治領袖的推諉閃躲,還是峇里島舞者赤裸的乳房(他不希望它們被視為色情作品)。卡提耶—布列松娶了爪哇人為妻,讓他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懷有最高的敬意。這事也許只表現在微妙的細節裡。比如有一次,他正要拍攝一名坐在黃包車裡的中國少女,一陣風吹起她的旗袍,露出了大腿。她一看見卡提耶—布列松就馬上捂住了自己的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形式的含蓄。

卡提耶—布列松在拍攝印度教治理靜修所的奧羅賓多大師(Sri Aurobindo)時,過程並不愉快。大師是一位調和論哲學家,著有《瑜伽的合成》(The Synthesis of Yogas)一書,已經三十年沒有離開自己的房間,但一年中有幾次會讓七百名信徒來聽他講道。不用說,一個外國人是很難靠近這位活神仙並進入這個印度最受尊敬的宗教團體中心。奧羅賓多的神聖配偶是一位被稱做「母親」的女士,她曾是突尼斯的猶太人,曾嫁給某位叫理查的人。雖然已經七十五歲高齡,她仍然精神矍鑠,對宗教領袖很有影響力,教內所有事務都需經過她同意。

卡提耶—布列松在寫這段圖片說明時,似乎對她有一些複雜的感受—一方面景仰她的組織能力和精力,但對她的好管閒事以及誇張的行事風格感到惱怒。卡提耶—布列松似乎很難嚴肅對待她。某個晚上,在公開的傳教課上,「母親」遲到了,一位孟加拉信徒面無表情地宣布「母親」遲到的理由是:「她一定還在出神狀態。」所以無法立刻趕來。卡提耶—布列松在他的筆記本裡寫道:「如果他說她是為了做普拉媽媽蛋捲(Omelette à la de mère Poulard)給信徒享用,我還不會那麼驚訝。」

相關書摘 ►《卡提耶-布列松》導讀:他用「光學和機械的速寫本」,留下強大的影像資產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卡提耶-布列松:二十世紀的眼睛》,衛城出版

作者:皮耶・阿索利納(Pierre Assouline)
譯者:徐振鋒

他和他的徠卡相機
影響了二十世紀看見世界的方式

他是現代新聞報導攝影的奠基者
是畫家、冒險家,是佛教徒、無政府主義
是一個相信直覺,重視誠信,不願被束縛的自由靈魂
他曾無數次出現在二十世紀歷史巨變的現場,包括:
二戰結束時的巴黎、共產革命前夕的中國﹑甘地被刺殺的前一刻

在這動盪的世界之中,
布列松以他的專注力、敏感度、幾何感,
將二十世紀人類的悲喜劇捕捉成一張張充滿人文關懷的照片,
永遠地影響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 獨家收錄:由卡提耶-布列松基金會與馬格蘭圖像社授權之卡提耶-布列松生活照片12張。
  • 國立中央大學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曾少千、攝影家汪正翔 專文導讀
  • 李明璁、馬世芳、馬欣、張世倫、張鐵志 共同推薦

對人類而言,二十世紀是個動盪的年代。與二十世紀各種人類悲喜劇一同發生的,是一個影像閱讀的時代誕生了。由於攝影技術進步,底片相機變得輕巧而方便攜帶,於是從二十世紀初期起,攝影師開始帶著相機遊走四方,走入歷史現場,將重大時刻的照片印刷在報紙和雜誌上廣為傳播。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人們透過現場影像認識世界,被影像牽動喜怒哀樂。而為這影像時代奠基的關鍵人物之一,即是卡提耶-布列松。

被譽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的卡提耶-布列松,於1908年出生在一個富裕之家。他從小展露出難馴的性格,按直覺行動的傾向。雖然家人無法理解他對藝術的興趣,卡提耶-布列松還是註冊到藝術學校學畫。1920年代,他浸淫在巴黎藝術家圈子之中,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1930年代,當攝影作品剛開始在巴黎的畫廊以及報刊雜誌上變得更常見,卡提耶-布列松被報導攝影的動態畫面感吸引住了,1932年他買了第一台攜帶式的徠卡相機,從那天起,他正式成為攝影家具。他帶著他在繪畫上受過的訓練,對幾何構圖的敏感,投入這個新的媒介。

不過,這個新的媒介,是以現實世界為創作的一部分的。而布列松很快就發現,二十世紀的現實世界變化如此劇烈,他注定要帶著相機走入歷史的現場。

本書呈現布列松精彩傳奇的人生。他與歐洲現代藝術圈、知識圈互動非常密切,我們透過他的攝影作品與回憶,看到人。他也經常走出小圈子,前往世界各地,目睹並親歷二十世紀重大的歷史時刻,。讀完本書,會看到這是一個獨特的創造性靈魂,在變動不羈的世界之中,不斷鍛鍊著專注力與人文之眼,他所留下的影像,總是呈現著人性,永遠影響了我們看見世界的方式。


布列松談他的攝影觀:「對我而言,相機就是我的素描本,一個讓直覺與自發性作用的工具,更是瞬間的掌控者,它用視覺的方式發問,又同時做出決定。為了給世界賦予意義,就必須先體驗到自己是置身在透過觀景窗所裁切出來的那個世界裡,這樣的態度需要專注力、心靈的鍛鍊、敏感度,以及幾何感。唯有通過極度簡約的手法,才能獲得最洗鍊的表達。攝影時,永遠要對拍攝對象與自己保持最高敬意。」他正是用這樣的態度,拍下許多二十世紀歷史現場的經典照片。

本書作者皮耶・阿索利納回憶布列松:「那一天,我真正見到亨利.卡提耶-布列松,我知道我不會僅僅寫出一篇文章,而是寫一本書獻給他。我要寫他的方方面面:一個重拾畫家生涯的時代攝影大師;一個活過艱困年代,跋山涉水的記者和晏然自若的冒險家;一個總是渴望逃脫束縛,同時又迷戀幾何的男人;躁動的佛教徒、拘謹的無政府主義者、頑固的超現實主義者、一個世紀圖像的象徵,傾聽之眼。首先,在這擁有無數面向的男人背後,是一個生活在所屬世紀下的法國人,我從這裡開始寫起。」

皮耶・阿索利納總結他對布列松的認識,布列松擁有一種不同的時間、內在的音樂:「如果你試圖理解布列松,你必須捨棄傳統的時間概念,而用另一個(有時不合時宜)的方式來代替它,在這種情況下現實的曆法不一定與情感的曆法相對應。您必須想像這個時鐘,不是人類的時間,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在音樂,如果將某人的生活事件與他的個人邏輯地分開敘述,就像試圖通過閱讀唱本(libretto)來體驗歌劇(opera)一樣徒勞。普魯斯特曾清楚指出這種想法,又說:『在重重困難的日子裡,人們需要無限的時間向上爬,而在順行下坡的日子裡,人們可以快步歌唱。」

本書特色

  • 從繪畫轉向攝影,開創影像時代的先鋒人物。
  • 影響了二十世紀看見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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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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