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在咖啡館》:一個警察會打人的城市,寫不出真正的犯罪推理小說

《我們不在咖啡館》:一個警察會打人的城市,寫不出真正的犯罪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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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何在定罪率近百分之百的城市寫犯罪小說?」保羅・弗倫斯的一篇文章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所有城市,刑案起訴定罪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沒有一點破綻和翻轉的空間,這樣的地方如何出產精密設局的犯罪小說?

文:陳宛茜

〈犯罪小說之必要〉

我停下腳步,眼前的書架擺滿犯罪小說。多數來自歐美日,也夾雜著一兩本本土推理小說。

這裡是上海高級住宅區裡的一間書店。店裡的書架貼上「幼兒讀物」、「繪本」、「高中常備」等分類標籤,唯獨這個書架一片空白。倫敦和紐約的書店,掛著「犯罪(crime)小說」標籤的書架,恆常占據書店最顯眼的角落;但在這個同屬國際一線大城的都市之中,「犯罪」卻成了被隔離的字眼。

研究犯罪小說的英國作家保羅・弗倫斯(Paul French)說,大都市應當擁有大量精彩的犯罪小說。就像倫敦擁有柯南・道爾、洛杉磯擁有雷蒙・錢德勒、紐約擁有卜洛克、東京擁有宮部美幸、東野圭吾……

犯罪小說標誌著城市的詭譎與神祕——美麗的邪惡、迷人的危險,就這點來說,犯罪小說和旅遊指南一樣不可或缺。對城市感到恐懼的居民也應該閱讀犯罪小說,當他們翻閱書頁、跟著偵探的腳步走遍城市最危險黑暗的角落,祕密一一揭開,未知得到解答。闔上書頁,人們對城市的恐懼也隨著偵探結案消失,可以安心睡去。

華人城市卻是例外。從新加坡到香港、上海、北京、台北……我們找不到足以代表這些城市的犯罪小說。

上海理應承受最大的質疑。老上海聚集世界各地來此淘金的冒險家、新移民,交織各種驚險的革命與間諜故事;而新上海遍布摩天大樓和陰暗破敗的里弄老房子,貧富差距就像這兩種建築一樣鮮明,是滋生犯罪小說靈感的搖籃。保羅・弗倫斯認為,這樣的城市,沒有像倫敦一樣孕育出像福爾摩斯或白羅這樣的紙上偵探,實在不可思議。

我和朋友在計程車上討論這個問題時,原本專心開車的師傅突然轉頭回了一句:「上海不會有犯罪小說。」他說,不久前上海發生一起搶案,搶匪搶走遊客包包,只跑了半小時就在街角被逮個正著。上海到處都有監視器和網路,「這樣的城市,怎麼會有犯罪?」

上海人的信心來自網路、鋪天蓋地的網路。在這個用互聯網重新打造的城市,人們拿支付寶上菜市場、在餐館用微博點菜。沒有手機、沒有網路,你就是這個城市的局外人、邊緣人。

透過無形卻無所不在的網路,人們買個菜、吃個飯,一舉一動在大數據裡無所遁形。上海人相信,這樣的城市製造不出足以刺激犯罪小說家靈感的犯罪。

「如何在定罪率近百分之百的城市寫犯罪小說?」保羅・弗倫斯的一篇文章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所有城市,刑案起訴定罪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沒有一點破綻和翻轉的空間,這樣的地方如何出產精密設局的犯罪小說?

但在犯罪小說家的眼中,上海是最好的舞台。

一百年前,美國犯罪小說家便鎖定了上海。一九三三年,波士頓小說家弗朗西斯(Francis Van Wyck Mason)第一個把上海連結上犯罪,他在《上海外灘謀殺案》中,安排在美軍情部工作的偵探諾斯,來到上海調查外灘一起謀殺案。

MJ Lee原是在上海跨國廣告公司工作的現代倫敦白領。某天他漫步在夾雜於摩天高樓和歷史建築之間的上海里弄,迸出寫犯罪小說的靈感。他的筆穿越到一九二〇年的上海,讓一位流亡的白俄警探來到上海辦案,完成出《上海死劫》、《陰影之城》等融合老上海歷史的犯罪小說。

這位被上海變成犯罪小說家的作家深信,犯罪小說是最足以詮釋上海的寫作形式。

有很長一段時間,上海的外鄉人用遠比本地作家熱情的眼睛,關切犯罪小說這個題材;讓人們認為,非上海人才寫得出上海犯罪小說。生於上海的裘小龍率先打破了這個定律。只是,他得離開了上海才寫出來。

裘小龍是歐美最知名的犯罪小說家之一,定居在美國密蘇里州。他創作的陳探長系列,每本小說都以上海為背景,雖然他離開上海已足足卅年。

裘小龍用英文創作上海犯罪小說。然而當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出版,書中的上海一律改名為「H城市」,雖然讀者馬上便可辨認書中顯而易見的石庫門、外灘與萬國建築。

他的犯罪小說也打破了一般犯罪小說的鐵律——正義未必打敗邪惡,光明不一定戰勝黑暗。

在「中國之迷(Enigma of China)」裡,裘小龍讓陳探長動手調查一件涉及官方的犯罪案件,小說卻給了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局。裘小龍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表示,這個手法來自中國讀者的反饋。在中國,陳探長怎麼可能像福爾摩斯或白羅,成功找到罪案的最終答案,「我不應該給人們這樣的虛假感,認為陳探長可以解決一切事情。」

如果裘小龍沒離開上海,他還能寫出上海犯罪小說?

華人城市為什麼無法盛產犯罪小說?漫步在上海外灘,我和朋友繼續討論這個話題。中國城市承載政府的嚴密監視,但台灣呢?

台灣不缺犯罪節目。我們這一代人,童年對「天眼」又愛又怕,青春時期沉迷於偷渡了X檔案、陰陽眼以及知名刑案的「台灣靈異事件」;出了社會又接收「玫瑰瞳鈴眼」、「藍色蜘蛛網」……,我們琅琅上口盛竹如配音的旁白「李組長眉頭一皺,發覺案情並不單純」,彷彿每個人都是偵探。

台灣卻連一本人人叫得出名字的本土犯罪小說都找不到。

華人為什麼不盛產犯罪小說? 我向詹宏志提出這個問題。他在遠流出版社任職時,規劃推出了「謀殺專門店」系列,定期出版推理小說。在台灣,即使是描寫犯罪卻毫無推理過程的小說,也一律冠上「推理」兩字,自動卸除「犯罪」這個太過敏感的字眼。

那時剛發生南迴鐵路搞軌事件不久,三一九槍擊案的震撼餘波盪漾,社會瀰漫著一股對精密犯罪的高度興趣。就連我到香港採訪武俠小說大師金庸,他也興味盎然地問我擁有一切偵探小說元素的南迴鐵路搞軌事件,自己進行推理。

在台灣,連一個鐵路售票員都可以設計出精巧複雜的犯罪案,為什文壇不能蹦出一個東野圭吾或宮部美幸?

「因為社會的氛圍和經驗不對。」詹宏志不加思索回答我,想必推敲了這個問題良久,「犯罪推理小說必須在一個相信知識比正義更有用、相信知識能找到真相的社會,才能茁壯與成熟。」

詹宏志認為,華人長期處在「包公做夢判案」的非理性階段,難以發展注重犯罪證據、推理過程的犯罪推理小說,「理性主義和法治社會是推理小說的基礎。」

台灣鑑識中心首位主任翁景惠回憶錄的發表會上,執筆的社會記者告訴我,台灣媒體報導刑案,總將焦點放在托夢、卜卦等怪力亂神上。但翁景惠一生不問鬼神問蒼生,近卅年的鑑證工作不曾聽聞鬼神之事,全靠科學破案。

重大案件如尹清楓、千島湖事件、劉邦友、彭婉如、新航與華航空難等,翁景惠親自參與鑑證。一九八四年華南銀行搶案發生後,他帶著涉案的槍枝、彈頭,前往美國李昌鈺的實驗室複檢,在李的指導下學習各種鑑定知識,兩人建立起深厚的師生關係。

翁景惠被封為「台灣福爾摩斯」,可惜因癌症英年早逝。如果他沒那麼早離開,或許可以為台灣完成一部相信知識與科學的犯罪小說。

詹宏志告訴我,倫敦、巴黎和紐約是他心中的「推理之城」,擁有最多的「駐市偵探」。我反問,華人世界的推理之城在哪裡?

「一個警察會打人的城市,寫不出真正的犯罪推理小說」。詹宏志對台北寄予厚望,認為一旦台灣法治逐漸成熟,台北應當是下一個推理之城。

這些年,中國出現大量崛起於網路的犯罪小說。就像上海這間書店架上所展現的,在那樣表面上秩序嚴密的社會,人們還是有閱讀犯罪小說的欲望。

這些犯罪小說多是專業人士所寫,如警察學院教師雷米;背景卻是架空的,不能指涉任何一個真實的城市、不能質疑城市表面的理性與秩序。

這些年,台灣成立了推理作家協會,每年舉辦犯罪推理小說大賽。國際犯罪小說家也開始把眼光移到台北,華裔美籍推理作家林景南,三部犯罪小說《鬼月》、《激怒》、《九十九種死法》,皆以台北夜市為背景。

連擅寫評論與散文的作家龍應台,在完成生平第一本長篇小說之後,也忍不住透露最想寫的其實是犯罪小說。多年前高雄監獄發生的六名神祕犯人自殺事件,一直是縈繞在她心中的題材。

日本犯罪推理作家島田莊司,兩年一次來台擔任「島田莊司推理小說大賽」評審,獲獎者不僅出書,還可以受到島田的指點。

島田莊司跟裘小龍經歷相同。他定居美國洛杉磯多年,小說寫的卻永遠是日本;筆下的偵探雖是虛構,卻經常處理現實世界中的離奇刑案。島田曾根據日本現代兩大懸案「秋好事件」、「三浦和義事件」寫犯罪小說,在小說中提出自己的解答。

初見島田莊司時,快六十歲的他身穿黑色皮衣皮靴,眼神銳利冷靜。他說,寫犯罪推理小說的動機不是破案,而是藉小說剖析日本的冤獄問題、探討廢止死刑的可能。

「犯罪推理小說的原點就是平反冤罪。如果人人能具有推理的理性精神、邏輯推理能力,可以彌補司法制度的不足,讓混亂的時代更理性、公平。」島田認為,每座城市都需要一個犯罪小說家,替他們挖掘城市的黑暗,重建城市的內在秩序。

「台灣肯定會出現精彩的犯罪小說家。」他堅定地告訴我。

我漫步於上海外灘,注視著遠方浮在黃浦江上的那一抹夕陽,光芒模糊而詭譎。黑夜快要降臨了,眼前的城市即將顯露迥異於白天的面貌。華文世界的推理之城,也快要浮現了吧。

書籍介紹 ►《我們不在咖啡館》:用鐵窗和毛玻璃包裹自己,「步登公寓」難道也是白色恐怖的產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們不在咖啡館:作家的故事,第一手臺灣藝文觀察報導》,遠足文化出版

作者:陳宛茜

我們不在咖啡館,在故事裡

作家的故事
是大時代冷暖悲歡的故事
更是映照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
梭織長達六十年的台灣藝文風雲及文化江湖
第一手的近身觀察、第一線的深度採訪

那些典型、那些傳奇
那些人和那些事,曾經譜出豐饒的文藝春秋
理性的報導與感性的筆觸之間
為我們挽住時光
更為「他們和他們的時代」記錄下
那些未曾聽聞的、刻骨的人生劇情
那些故事的重量,碰撞文化,撫慰心靈
讓我們反思當下和當代情懷

大時代裡迭宕起伏的人生

「臉書、IG的社群時代到來了。台北的咖啡館愈開愈多,但咖啡杯前人人帶著電腦、滑著手機。你我雖然坐在同一個咖啡館中,精神上卻遁入另一個空間,我們在咖啡館,其實不在咖啡館。 」

當我們走進那時代、那些作家的書房,卻發現他們根本沒有機會走進咖啡館。許多人的前半生在戰火離亂中度過;許多人的書桌立於戰場上、陋室內,在倉皇的流浪旅途之中,或是在多年以後對家鄉的渴望之中。

作家羅蘭曾說:「淒厲的災難震撼一時,平靜的災難震撼永遠。」在許多前輩作家的書房之中,確實可以感到這種「平靜的災難」的震撼性力量。

這些「說故事的人」……

「擁有許多讀者的作家往往是會說故事的人。但並非每位受歡迎的作家,天生就會說故事。很多時候,說故事是一種天命、一種使命。」

書中梭織長達六十年的台灣藝文風雲,以及作家傳奇:金庸、平鑫濤、瓊瑤、沈君山、齊邦媛、張愛玲、林良、李碧華、張曉風、鄭清文、鍾曉陽、張拓蕪、白先勇、黃春明、二月河、章詒和、王大閎、孟小冬、郭敬明……這些「說故事的人」,在大時代裡迭宕起伏的生命;還有台灣書店的傳奇「明目書社」賴顯邦、明星咖啡館、收書人樂伯,以及文化江湖的各種觀察,例如「灣生回家」田中實加事件等等。這些是陳宛茜多年來在藝文界耕耘、沉澱之後,為他們和他們的時代,更為我們這一代,留下紀錄。

這些年的採訪,理性的報導與感性的文學、事實的平衡與心緒的擺盪,時常交織在陳宛茜的心中,媒體新聞隨著時間流逝被遺忘,但作家在他們的時代觀照世界的角度,以及他們的悲歡歲月、思維情意等等內在柔軟的、謎樣的境遇,卻雕刻在她的心頭,她決定用自己的記者人生去了悟這些謎這些柔軟,然後安安靜靜地道出那些人和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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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