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耗竭、自我迷失、成就低落，你是「職業過勞」的高危險群嗎？

文：searat

高壓、高時數的活動，徹夜未眠；欣賞完寒冬的日出後，吃個簡單的早餐，繼續迎接新的一天。或許有讀者看到此處描寫心中即有共鳴，如果沒有那就更好。本篇文章要探討的主題，是當今社會中工作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職業過勞（burnout）。

什麼是「過勞」？

「職業過勞」這一名詞最早出現於70年代美國心理學界，被定義為「出於工作關係，產生的疲勞與挫折狀態」（Freudenberger，1974）。接著到80年代，學者更進一步發展出馬式過勞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將過勞的概念切割成可量化的三大指標（Maslach and Jackson，1981）：

1. 身心耗竭（exhaustion），屬於無關情境，工作者身體與心理上的整體疲憊。
2. 厭世、自我迷失（cynicism），工作者本身的去人格化，情緒空虛。
3. 成就低落（reduced efficacy），工作者自覺工作表現不足。

此量表至今仍是用做診斷過勞最普遍的依據之一。

直到90年代後期，更有研究列出了過勞形成的三大主要成因（Schaufeli and Enzmann, 1998）：

1. 工作者高度工作動機
2. 惡劣工作條件
3. 工作者無力應對

由此可結論過勞的產生，主要是出於工作者投入工作之精力，超出本身可承受範圍，同時工作環境卻未回饋相等程度之撫慰。

「輕度過勞」與「臨床過勞」之差異

Schaufeli與Enzmann同時也區分了「輕度過勞」與「臨床過勞」之差別。輕度過勞可視作為一種過程，在工作者處於工作間，若行為中有表現出符合過勞特徵之症狀，便有疑似過勞可能，即使其實際工作成效可能未受影響。

相較之下，臨床過勞則是一種狀態，是指工作者精神上受到嚴重打擊，以致無法維持正常工作。

以歐洲職場而言，將這兩者明確的區分有著重大意義，因為在許多企業裡如果員工被診斷為臨床過勞，則公司將受到規範，有義務提供員工醫療相關之協助。

就生理表徵上而言，有研究發現過勞可體現在心跳速度（De Vente et al., 2003）。當處理高壓任務時，過勞工作者的心跳將略高於健全工作者。類似差異也可見於免疫機制的反應（Grossi, 2003）。同時，綜合分析也得出過勞與皮質醇（cortisol）的分泌有著正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輕度過勞與臨床過勞本質上的差異，將可能導致生理表徵某些時候難以偵測。當工作者邁入輕度過勞時，身體開始感到疲憊並啟動調整機制，因此生理表徵的反應會漸漸增加。然而若是工作者已發展成為臨床過勞，此時身心已無力做出反應，生理表徵最終便會消失（圖1）。

圖片來源：Adapted from the lecture note of Prof. Leander van der Meij

過勞與憂鬱

目前學界對於過勞與憂鬱（depression）的關聯，仍存有爭議，儘管兩者之間擁有許多重疊，特別是在身心耗竭之面向上。研究指出（Kakiashvili et al., 2013），情緒悲傷的症狀在憂鬱上較為顯著，然而過勞則是表現更多在疲勞、自我不足以及易怒方面。

無論是憂鬱預測過勞，或是過勞預測憂鬱，抑或是兩者間互為因果，到目前為止不同學派仍抱有不同看法。

類似的問題也可以在馬式過勞量表（MBI）上看出端倪。首先MBI的三大指標以外，還缺乏了認知缺陷（cognitive deficit）的指標，因此顯現了量表在完備性上的不足。再者，對於第三個指標「成就低落」到底是該將它作為過勞的表徵，或其實是過勞造成的直接結果，這點也是廣受爭議的部分之一。

另外一份研究提到（Kleijweg et al., 2013）MBI對於臨床過勞有足夠的靈敏度（sensitivity＝78％），然而在特異度（specificity＝48％）的結果上是頗弱。這意味著使用MBI做為診斷依據，將存在著將「憂鬱」誤判為「過勞」的可能。

既然過勞不可與憂鬱畫上等號，那麼過勞指標本身間的關係，也不能視作於同個維度上。例如，當確認了工作者有身心耗竭的表徵後，我們仍然無法斷言他在工作的活躍度（vigor）表徵為何，反之亦然。換句話說，我們僅能藉由身心耗竭與活躍度兩者的負相關性來預測彼此，而無法把兩者視為純粹相反的概念。

在近期一份研究中（Taris et al., 2017），學者將過勞與工作參與度各項指標間的關係，整理如圖二所示。

圖片來源：Adapted from the lecture note of Prof. Leander van der Meij

職業過勞造成的損失，對於企業而言包含了員工績效退步、請假，甚至離職，對於整個社會更是會形成一股低迷緊繃的氣氛。縱使目前過勞的定義與其相關症狀，在研究圈內仍有不少爭議，但別忘了過勞者受苦是個不可否認、且正在持續發生的事實。

（本文為科普文章，不可作為醫療參考）

參考資料

• TU Eindhoven 工工所開設課程：11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1JM
• Freudenberger, H. J. (1974). Staff burn‐ou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0(1), 159–165.
• Maslach, C., & Jackson, S. E. (1981). The measurement of experienced burnou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99–113.
• Schaufeli, W., & Enzmann, D. (1998). The burnout companion to study and practice: A critical analysis. CRC press.
• De Vente, W., Olff, M., Van Amsterdam, J. G. C., Kamphuis, J. H., & Emmelkamp, P. M. G. (2003). Physi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burnout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cortisol responses.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60(suppl 1), i54-i61.
• Grossi, R., Gupta, A., & Vitter, J. S. (2003). High-order entropy-compressed text indexes.
• Kakiashvili, T., Leszek, J., & Rutkowski, K. (2013). The medical perspective on burnou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6(3), 401–412.
• Kleijweg, J. H., Verbraak, M. J., & Van Dijk, M. K. (2013).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in a clinical popul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5(2), 435.
• Taris, T. W., Ybema, J. F., & van Beek, I. (2017). Burnout and engagement: Identical twins or just close relatives?. Burnout research, 5, 3–11.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