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任下流》: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為何只能睡在車上,或是母親家裡的沙發上?

《兼任下流》: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為何只能睡在車上,或是母親家裡的沙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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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低薪、沒有福利、不敢發聲、一學期一學期聘沒有工作保障、再加上毫無誠信可言的承諾,讓每個人如履薄冰,有如狗主人假裝把球丟出去要狗去撿。這就是美國大部分高等教育勞動力所面對的命運,也是我們大多數學生所迎來的老師。

文:赫伯・柴爾德瑞斯(Herb Childress)

教學的無聲悲劇

美國大學裡有數以百萬計的兼任教師,也就有數不清的流浪人生。你只要在谷歌先輸入「兼任」、「博士後」或「臨時」,然後再加上「工作條件」、「危機」或「濫用」,按下搜尋,答案就出現在眼前。

也許你讀過其中一些故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說:「大學不能為它們如此對待兼任教師的行為卸責。」《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寫到:「用過即丟的學術。」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勞工研究與教育中心(Center for Lab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研究發現,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大學兼任教師正領著某些形式的政府補助。

讓我們講得再具體一些吧。

二○一三年秋天,《匹茲堡郵政報》(Pittsburgh Post-Gazette)報導了八十三歲的瑪格麗特.沃伊特科(Margaret Mary Vojtko)因為罹癌卻無力負擔治療費用而過世的故事。病人在家裡斷氣了,而她連繳電費的錢都沒有。她在杜肯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教了二十五年的法文,每年六門課以上,年收入卻未曾超過兩萬美元,也從來沒有健保或退休養老保險。

二○一七年秋天,《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報導了聖荷西州立大學(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英文系教授佩妮(Ellen Tara James-Penney)的故事,每學期四門課的上課期間,她都在自己的車上過夜。

下課後,佩妮說自己經常是開車到停車場批改學生作業。天色轉暗之後,她會戴著家得寶(Home Depot)買的頭燈繼續工作。到了深夜,她會再把車開到住宅區停好,然後在自己那台二○○四年份的富豪(Volvo)汽車裡頭睡覺。她也會維持車子的乾淨整潔,以免啟人疑竇。

一個月之後,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有篇報導進一步引起了關注,內容是關於一位「中年」兼任教師跑去賣春以彌補她微薄收入的故事。

她第一次兼職是在幾年前,那陣子她的課程被砍掉一半,收入驟然下滑,日子很不好過,快要被房東趕出去。「那時候心中閃過一個念頭:『我都有過好幾次一夜情了,這又能糟到哪裡去?』」她說:「後來證明是沒那麼糟。」

這類故事就發生在你我身邊,或許她的車子就停在你家旁邊的街尾。我會在這本書裡盡我所能地再多講一些故事。

比方說,你可以聽聽妮可(Niccole)的故事。她在法國成長,從名校拿到財管碩士以及藝術史博士。她二十四歲的時候快速踏上學術成功之路——完成博士論文後,一年內,她在大西洋兩岸用兩種語言發表了重要的論文。打從我們兩人一開始聊天,我就能感受到她對工作的喜悅:

這是生活調查,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我一直很努力工作,熱愛教學,也喜歡跟人聊天。我真的很喜歡在教室裡的感覺。

但是,她為了身為美國人的先生要在紐約讀研究所,只好跟著先生來到美國,想不到情況就此急轉直下。

我朋友聘我到紐約(一所私立學院)的設計系當專任教師。其他老師畢業於哈佛大學(Harvard)與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但是這間學校破產了,所以我只好從二○○六年開始到位於另一個州、搭火車要四小時的私立學院兼任,同時在附近的社區學院兼課,還到另一所(研究型大學)教暑期班。我還有份工作是訓練馬匹與教人騎馬。所以我有一份全職工作、兩份兼職工作。

不僅如此,我一直在策劃藝術展,然後透過我在博物館的人脈開點私人講座。我也在(另外一所研究型大學的)成人教育課程兼課,為一些有錢的收藏家講授藝術史。他們對我說:「這太瞎了,我們付給學校大把的學費,而他們卻什麼也沒給你。」所以我現在還到學生的家裡當私人家教,薪水是我在大學做同樣工作的五倍。

有位(國際著名博物館的)會員部主管(director of membership)聽了我一場演講,她非常喜歡,所以當沒有人策展的時候,我偶爾會給他們講課。我也在開學前兩個星期,接到學校(比較差的州立學校)電話要我接下一門課。我秋季班的時候上一門課,現在是春季班有兩門課,然後下一個秋季班會有兩到三門課。

這就是現在大學老師的生活樣貌。在車上、巴士上、火車裡,總是擔憂下個學期有沒有課可上。活在這些承諾的希望之中,而正是這些承諾逼得每個人沉默地撐下去。

在(那所遙遠的設計學院),我前後通勤了十年。做為一位兼任教師,我竭盡所能,盡可能兼到最多的課。我跟校方說,我想要個專任工作,但他們的回應卻是學校沒有錢可以開缺;所以我在二○一六年夏天放棄了,在我付出十年之後。然後他們找到經費,開了一個終身職的缺,我就去申請了。(在目前這所排名很低的州立學校)或許未來有機會拿到終身聘……

妮可依然想要一份穩定的教職,雖然她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輕,而她傑出的博士論文也已經是十五年前的往事。但儘管她仍懷抱希望,她對於自己的前途,還有她現在所服務的機構有何未來,也都看得愈來愈清楚。

找一份兼任很容易,但是所有好的工作都落到那些跟系上政治關係良好的人身上。假如你是個兼任教師,發表文章就會讓你左右為難。你必須出門做研究、查閱檔案,還要出去參加研討會,但是你暑假的時候要接課。你沒時間也沒錢去發表文章。我已經步入中年,需要開始想其他的出路了。

大學最終會找專任教師都是鬼話,我不相信。有學生問我要不要繼續攻讀博士,我一直勸他們打消念頭。我這一代已經被犧牲,因為他人的決定而陷於動彈不得的窘境。博士完全沒有任何價值,所以我一直勸自己的學生別讀博士。如果你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知識生活,你有錢有閒,那好,就去讀吧。但假如不是,馬上放棄這個念頭。

教授拿到的鐘點費也很可笑。每一班的學生加起來可能付了六千美元學費,而你拿到的是一百美元。除了上教授開授的課,學生到大學裡還做什麼?大部分的學費應該要付給教授才對。頂著博士學位,你竭盡所能卻都賺不到什麼錢。你發表文章之後可以拿到百分之十,但你上課之後拿到的是很微薄的薪水。這份工作是不斷地貶低你生產的價值。而這是我們同意的契約,也是被普遍接受的事實。我們花了十年做研究,獲得的卻遠遠不如那些只花一半時間準備的人。

或許整個大學體系崩潰是件好事。

故事中的問題:什麼時候八十等於九了?

聽聽另一個故事。我的朋友珍妮(Jane)在紐約市一所大學接了一門研究所的課,同時也在波士頓(Boston)教書,然後她會利用在閃電巴士(Bolt Bus)上單趟四小時的車程批改學生的作業,並在紐約母親家裡的沙發上過夜(她已經六十歲,她的年齡無法理解一個有博士學位、學有專精的學者為何會睡在母親家裡的沙發上)。紐約的學校有教師工會,工會也會為兼任教師爭取工資,根據教學經驗多寡決定時薪高低。因此當珍妮簽約的時候,她的教學資歷可換算成每小時八十多美元的鐘點。這聽起來很棒,但實際上並不是。讓我們看看每小時八十美元最後如何變得低於最低時薪。

工資的計算是授課(contact)一小時八十美元。一堂三學分的課(一星期三小時,總共要上十五週)就是四十五個鐘點,也就是說,珍妮上這堂課的薪水大約是三千六百美元。一堂三學分的課程的標準期望是讓學生每週花三小時來上課,然後課外還要另外花六小時——讀書、寫作業以及學期報告等。我認識的每位老師所花的時間都遠遠超過任何一位學生。

除了寫備課筆記,重讀下一本書的內容,也還要批改與指導學生的作業,寫一些鼓勵、讚美或是警告要把人當掉的電子郵件,我自己每週在每門課所花的課外時間從來就沒有低於五小時。但是讓我們保守一點吧,假設珍妮每門課外多花三小時跟每一個學生互動就好(實際上更多)。以此計算的話,每學期四十五小時的授課,整個加起來要工作一百八十小時。

所有的備課時間——編寫全新的課程大綱、揀選閱讀材料、配合系主任討論學習目標、配合資訊部門把上課材料上傳到課程管理系統,全部都不算在這十五週之內。這些全部都是義務工作。我們還是說得保守一點,就把它稱之為額外八十個小時的課程發展吧。然後學期結束之後,你要改期末報告、期末考考卷,煩惱怎麼打期末成績,彙整與記錄學生的作業好給校方留下紀錄。這又是另外八十個小時,同樣不算在十五週之內:更多的義務勞動。還有校方一連串的日常通知,以及系主任、人事處以及教務處不斷寄來的電子郵件。

因此,四十五個授課時數根本就是幌子,掩蓋了三百五十小時,也許是四百或甚至更多的工作時數。三千六百美元的稅前鐘點費,沒有任何保險,像是健保或養老保險,除以四百個小時,也就是每小時九美元。這個時薪在我住的佛蒙特州(Vermont)正好稍稍低於最低工資。

當然,如果珍妮一門課教到第二次,而且她還是個得過且過、不在意自己工作的老師,那麼,她的包包裡就有現成的授課大綱,只要改改日期就好。她已經有了閱讀的書目清單,不在乎上學期的閱讀文獻哪些對學生有幫助、哪些沒幫助。她也放棄了大部分認真的隨堂測驗,減少閱讀的份量。然後,她就在課堂上按照上學期做的筆記內容照本宣科,因為學生是否有在聽她講課根本就無關緊要。所以,如果現在她採取最不費力的方法(有可能造成教學評鑑結果很差,導致學校不再聘用她),那她也許可以讓工作負擔減少到一門課兩百五十小時,如此一來,她的時薪就可以提高到每小時一四.四美元。

同樣糟糕的是,一堂三學分的課有三千六百美元的收入事實上是高於一般行情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報告指出,一堂三學分的課,全國鐘點費的中位數是兩千七百美元。所以把我說的全算進去,薪水只有剛剛數據的四分之三。

尊嚴掃地

一塌糊塗的職業生涯帶來的後果遠遠不只是在經濟層面上而已。難以掌握的人生會以各種方式將人消磨殆盡。

首先,臨時的研究員或教師沒有權利談自己的想法。學術生活的基礎,也就是知識上的自由,根本就遙不可及。在一所研究型大學從事博士後的肯黛絲(Candace)談到自己與同事們是如何的忍氣吞聲: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說博士後是個絕無僅有的地獄,但是這裡最大的問題是那些會霸凌人的老闆。我之前跟一些笨蛋和無知的人一起工作過,但在這裡我們是受到言語上的騷擾,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來,隨時都要低聲下氣。他們認定我們一無是處,講白了,我們只能處理一些低階的工作,因為「博士後沒有更好的事能做」。我是說,當我要推薦獎學金的得主,這件事我覺得真的對學生很有幫助,但我的老闆會笑著提醒我,她可以把我的工作改為兼職,如此一來我就會失去我的福利。他們開玩笑地說博士後是一種制度上的奴隸;這種挖苦的話稀鬆平常。

讀研究所的時候,我真的覺得自己是學術界的一分子,教書與指導學生。但是在這裡,他們把博士後當成寄生蟲,彷彿我們就是只會索討、索討、索討,然後帶著所有的資源離開。你知道的,我們明明也帶了一些資源進來……而整個補助計畫完全就是只看上下階級關係。當介紹團隊的時候,人家會說計畫主持人是某某「博士」。但是博士後永遠不會被這樣稱呼,我就像是「我也是個博士……」。

但是,現在肯黛絲的工作幾乎完全要仰仗她博士後指導教授的大力推薦,因此日常生活中的忍辱負重靠的是微弱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自己的賣命能獲得回報。

類似的自我審查也發生在大型大學兼任的安妮特(Annette)身上,她擁有傑出的研究型大學博士學位,以及將近四十年的教學經驗:

這套約聘體系的一大問題在於,做這份工作的人把聲望看成一部分的補償。老師講到自己的身分時就模糊帶過,學生根本就不懂箇中差別,直接叫你「教授」。學生對你的支持與尊重,遠遠勝過你在校方那邊像個隱形人的狀態。來自學生們的尊重與崇拜所產生的誘惑力,意謂著你很難將內情公開,坦承自己就是個被剝削的工人。

如果安妮特下學期還想回來上課,她深知對於自身處境裝傻,就是拿到新聘書所要付出的代價。有時候不能說的祕密不僅僅是斯文掃地。有一份針對學術圈性騷擾問題而委託研究的報告詢問了受訪者在受到騷擾時的身分。近三千名的受訪者之中,大部分是大學生、研究生、博士後、兼任或訪問學者,這些人的上司都是那些有權決定他們學術未來的人。直接槓上或是往上舉報有可能造成他們原有的補助馬上遭到撤銷,或是明顯破壞自己在同事之間的名聲與前途。忍氣吞聲才是比較安全的作法。

所以是低薪、沒有福利再加上噤聲。但是別急,還有更多。這也沒有工作保障。在新聞報導的故事裡,工廠或店家倒閉時立刻就解雇幾百個或幾千個員工,這種驟然停業對工人來說總是晴天霹靂。高等教育的故事裡就不會如此突然:基本上,學校在每一份合約終止時就把所有的臨時雇員解聘。即使過去十年來表現傑出的老師,或是校方極為重視、也需要他們付出的人,仍然會懷疑自己的下一個工作還在不在,直到每學期開學的第一天才能確定。接下來就是埃莉諾(Eleanor)的故事,她已經在同一所學校教了十一年,大部分的時候,每學期有二到四門課:

原則上,學校會在每學期結束的前一個月問我下個學期還要不要上課。但是,一直到選課結束,不論是何時,我都無法確定接下來是否要上課。有時是選課的學生人數不夠、課開不成,有時是課表上直接刪除這門課……我曾經在都已經開學的時候才沒課可上,因為選課率太低,又或者是因為他們把兩門課合併成一門課。任何可能性都有,因此你無法真的期待教書成為一份可靠的收入來源。

好吧!所以是低薪、沒有保險福利、忍氣吞聲,再加上要一直擔心下個學期的經濟收入可能不如這個學期。但即使如此,這些承諾還是一直讓每個人願意回來上課。這些承諾是:如果他們苦幹實幹,有一天就有機會在主桌占有一席之地。

以蕾蓓卡(Rebecca)為例,她已在一所研究型大學兼任十三年,她認為兼任是邁向專任的一步。

當我開始在(研究型大學)工作,我腦中真有就差臨門一腳的感覺。但是在連續幾年都是系裡聘請專任(非終身)的最終候選名單之後,我無意中發現另一個同事也在名單裡,而她已經在系上教了二十五年了。我真的手足無措,我們家亟需這筆薪水,我也對這份工作很感興趣,但我覺得如果是我拿到專任,那對她實在非常不公平。我整天煩惱自己如果拿到專任要怎麼辦。到頭來,我們兩個都落選了。整個過程讓我心煩意亂,最終是幻想破滅,實在是有苦難言。

兼任十年的保羅(Paul)則是在他教書的學校,還有另外兩所學校,擠進三個職位的決選名單。他甚至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眼睜睜看著工作從終身職變成約聘:

找工作的情況今非昔比。工作職位在聘人的過程中消失,或是變成一場騙局——他們找了個莫名其妙跟工作內容毫不相干的人。當一項計畫想要找出研究方向,或者要讓計畫變得高不可攀,他們會刊登徵才廣告看看能找到什麼人。如果他們有了「對的」候選人,也就是能讓計畫看起來更亮眼的人,他們就會錄取那個人,而不管原先徵人的工作內容為何。

原本可能是終身聘的職位變成一年約,一年之後有可能續約。他們原先公告的工作是長聘,但卻在徵才的過程中很神祕地變成一年一約的專案。

總的來說,低薪、沒有福利、不敢發聲、一學期一學期聘沒有工作保障、再加上毫無誠信可言的承諾,讓每個人如履薄冰,有如狗主人假裝把球丟出去要狗去撿。這就是美國大部分高等教育勞動力所面對的命運,也是我們大多數學生所迎來的老師。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兼任下流:流浪博士何處去?直擊高教崩壞現場,揭發兼任教師血汗、低薪、難以翻身的真相,從美國經驗反思大學院校公司化、教師商品化的巨大影響》,麥田出版

作者:赫伯・柴爾德瑞斯(Herb Childress)
譯者:李宗義、許雅淑

美國高等教育正全面崩壞,台灣未來也將避無可避?

當兼任取代專任、約聘取代終身聘、大學變成企業、學生變成消費者,
大學教師跟所謂的授課內容,不過僅是「以最低價格提供的商品」,
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將走向何方?

你可知道,在全美——

  • 大學裡的終身聘教授從1975年的45%下滑到如今的25%。
  • 博士人數從1960年代的9000多人飆升至1975年的3萬2千多人,2015年更成長到5萬5千多人。
  • 無論學校排名好壞,平均每一個大學教師職缺有11.5個博士在競爭。
  • 高達70%的教師是按課堂數計酬,沒有福利,甚至沒有保險,然而一心擠進學術窄門的博士人數仍未減少。

本書是對美國高教體制最犀利而沉痛的近身觀察,深入探討當今美國在大學公司化、教師商品化以及全國少子化的衝擊下,兼任教師與研究生如何成為教育生產線上的作業員,而此事又將如何促使高等教育品質更加低落,最後造成校方、教授與學生三方皆輸。

一如台灣,數十年來,美國高中生進入大學的比例急遽增加,在資金考量之下,對學生成績篩選並不嚴格的中後段班大學更容易聘請約聘教師來上課。廣設大學也使學校深受全國出生率起伏所影響,當九○年代新生兒人數減少的這批人在二○一○年陸續進入大學後,大多數學校便面臨招生人數不足的窘境。如今美國大學有很大比例都由兼任老師來教學,其中一個理由便是為了因應起伏不定的註冊率。

隨著博士供給過剩,即使二流大學也有許多名校博士前來申請教職,因為名校博士已無法全部進入一流大學教書。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的影響之下,零工經濟取代傳統商業模式,美國的高等教育系統似乎也無法倖免,即使身在學術殿堂,兼任教師同樣只能淪為按件計酬的臨時工。

單從市場角度來看,這是供需失衡的現象,大學培養出太多博士,就業市場上對應的職缺卻太少。除此之外,學生註冊人數起伏不定、政府與私人機構補助變少、「希望勞動」常態化、嬰兒潮衝擊等因素,在在都加劇兼任教師的困境,也反映出他們的問題只是整體大環境惡化的縮影。不過,教育並不能與一般行業畫上等號,當傳統上需要長時間沉潛於學術研究的教授或博士逐漸失去在這個時代存活的條件,隨之而來的,是知識的斷裂與扁平化。

史達林曾說過:『一個人死是悲劇,但一百萬人死就只是統計。』……我要做的事是把個人的悲劇放到一個更大的脈絡裡,幫我們了解高等教育的系統缺陷可能為何,就這麼簡單。」這是柴爾德瑞斯在接受訪談時提到他寫作本書的初衷,用「社會學想像」的說法,他是在試圖找出個人苦難背後的制度性因素。

他在本書裡談的是大學的輓歌,一種我們所熟知的大學樣貌,一種一去不復返的大學樣貌。唯有看清這個現實,才能夠免於將這一切歸於個人失敗。早在台灣博士滿街走之前,美國大學崩潰與瓦解的跡象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顯露端倪。一項職業(大學教授)是如何消失的?大學又是如何沉淪?作者雖從個人的經歷來回答上述問題,但本書並不只限於個人體驗。

為了使解釋更具說服力,附錄中亦使用各種數據來證明美國高等教育的風雲變化。柴爾德瑞斯以其親身經驗出發,對高等教育的前因後果提出細緻分析與批判,最終宗旨仍在於重新尋回大學的真正價值。對於仍在學術之路上匍匐前進的研究生們,他則是提供了最實用的生存之道。

本書特色

作者對於想要攻讀博士或渴望在大學尋覓教職者提出了珍貴的建言,也對美國大學的崩壞問題做出精闢而詳細的診斷,是有心從事學術研究者必讀之書。

兼任下流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