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來了》讀後感:躲在少年背後的香港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是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竟都躲在少年背後?少年本應了無憂思地讀書、打鬧、生活,而現在他們為了捍衛香港而湧上街頭,對抗著武力、權力懸殊的黑警、港共,承受超出年齡的時代重擔。
文:偽文CHING
拜讀戈登探長巴打的評介〈《少年來了》:光州事件與香港,一切由少年被子彈貫穿那刻開始〉,忍不住借了韓江的《少年來了》,本打算抱著走鹿看花的心態翻翻看,哪知一翻就沉入文本,更讀到身體不自覺地顫抖,不知是為字裡行間的鮮血淋漓,還是那種令人窒息的共嗚。
小說是以南韓民主化運動中的「光州事件」為背景,一場由當地人自發的民主抗爭運動,但被極權者全斗煥血腥鎮壓,並以「外部勢力煽動」、「暴徒」污名化受難民眾,又將民主運動定性為叛亂,更以正義和良善包裝施虐者……一切一切都似是劇本重複演繹,香港也上演了這幕殘酷的民主抗爭。
「在尊嚴與暴力共存的世界,每個角落、每個世代,都很有可能出現下一個光州……」──韓江
兩個不同時空的抗爭,有著十分類似的人與事,在閱聽《少年來了》時產生的既視感,不但觸動情緒,更是思考不斷。
要進入文本應先簡介內容,我就不作無用之功,故拾人牙慧,引戈登巴打的文章內容:
「以學生東浩為起點,講述他目睹軍人射殺好友正載,為了贖罪,他留在道廳協助振秀、恩淑、善珠等人,處理每日不斷增加的遺體,直到軍隊鎮壓,子槍貫穿少年的心臟,『光州事件』終結了。振秀被警察關進牢獄虐待,出獄不久後自殺;恩淑成了出版社的編輯,因為和身分敏感的作家合作,被警察審訊連打七記耳光;研究光州事件的學者,再度邀請善珠接受訪問,她勾動了痛苦的回憶,於面對和逃避之間掙扎;正載中槍身亡陰魂不散,經驗恐怖的身後世界;東浩母親喪失骨肉至親的悔恨和悲慟,家族創傷的見證。」
《少年來了》,書寫數位少年的數段故事,意指這個世界荒謬的大人,無論是持槍的冷血軍人,還是躲藏起來的同路人。

曾經站在一起的我們
《少年來了》的時空設定耐人尋味,主要書寫軍人血腥清場前後的人與事,文本充斥著濃濃的失敗、脆弱及怯懦等負面情緒;偶爾描寫抗爭前期的萬眾一心、熱血激昂,都是襯托抗爭群眾因死亡和鮮血而退卻的反差,亦更顯留在道廳死守的少年悲哀莫名。
為何民群在最初時,會一起走上街頭抗爭?文本有一段少年的自白,講述當中原因:
「我當時也知道軍人有著壓倒性的力量。只不過奇怪的是,我發現有另一股力量足以與他們的力量抗衡,並且強烈地主導著我。
良心。
對,就是良心。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它。
那天我把遭軍人射殺身亡的死者搬上手推車推向前方,和數十萬人一起站上街頭面對槍口時,突然發覺原來自己內心深處藏著一個潔淨無瑕的東西。這令我感到十分驚訝。我清楚記得再也無所畏懼的感覺,就算死也無憾的感覺,數十萬人的熱血匯集成一條巨大血管般的那種感覺。我感受到血液流淌在那條血管之中,流向全世界最大也最崇高的心臟;我感受得到脈搏心跳,甚至不諱言自己就是那一份子。」
相信不少香港人也曾有過這樣的感覺,就算明知要面對武力、權力懸殊的黑警,卻有愈來愈多香港人在612走上街頭;眼看梁烈士的背影墜下,更多人受良知感召,創造「二百萬+1」的轟動世界場面。
然而,「良知」偉大卻脆弱,正如上文引述少年自白所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它」,它能聚合一群人毫不畏懼地衝向高牆,同時又會輕易地被鮮血和死亡所摧毀。軍人的子彈帶走了光州抗爭者生命的同時,也帶走了曾經不畏死亡的抗爭民眾的勇氣。直到最後,大多數的民眾明知有一群少年留守在道廳作最後抵抗,是為了「撐到數十萬市民站在噴水池前為止」,但他們仍是因恐懼而躲在家中等待一切的結束。
文本描繪戒嚴軍在清場前,少年們期待號召曾經並肩的同路人,在街道上廣播:
「我們會奮戰到底,拜訪各位也一起勇敢站出來吧。」
「各位,現在就勇敢站出來吧,拜託大家,戒嚴軍就要進來了。」
「拜託燈把打開,各位。」
「拜託了各位,至少把燈打開吧。」
換來的,是槍響前的一片寂靜。
回看如今香港抗爭,正正面對良知因強權與武力而赤裸裸地陳列的脆弱。有的少年逝去一週年,有的少年正在承受嚴刑審訊,有的少年面對影響一生的判刑……我們曾經與他們一同在街頭上吶喊,同為「二百萬+1」的一員,是不是決定了沉默直至一切的結束呢?

躲在少年背後的我們
是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竟都躲在少年背後?少年本應了無憂思地讀書、打鬧、生活,而現在他們為了捍衛香港而湧上街頭,對抗著武力、權力懸殊的黑警、港共,承受超出年齡的時代重擔。他們一批又一批的被捕、被凌辱、被送中,更甚被自殺,但仍然前仆後繼地往高牆衝擊,不息粉身碎骨。
或許是少年們崇高的背影看似無所畏懼,以致於大部分人都忘了他們只是一群孩子。
記得那一位中槍倒地的少年,在住院休養期間,並沒有在生死間走過一遭便黯然,也沒有吶喊我自橫刀向天笑,而是輕輕地講出院後想食「熊仔餅」,反應與願望是如此少年。「熊仔餅」與《少年來了》描繪的少年形象不謀而合:一群持槍等待軍人血腥清場的少年,最關心的不是將要面對槍枝的噩耗,而是剩下的蜂蜜蛋糕和芬達汽水可不可以吃喝。
就算少年因為極權而一晚長大,事實上仍然是一個個幼氣未散。我們站在這群少年背後,妄想他們甘願拋頭顱灑熱血,幻想他們無畏無懼、意志堅定,是不是只是為了掩蓋、說服自己不作為的合理性?將少年塑造成英雄,你我便可以化為凡人被保護了嗎?
《少年來了》用力刻畫了少年在面對抗爭生死時流露的恐懼與怯懦,東浩因恐懼而拋下中槍朋友逃走、振秀面對戒嚴軍未發一槍便投了降、恩淑貪生而選擇離開道廳……少年很普通,是我們都經歷過的天真、單純年齡,在面對槍枝和子彈時,他們沒有英雄式的大勇氣,只有我們都會理解的弱小和膽怯,就像我們一樣的弱小和膽怯。
我們曾與他們站在同一條街道上為良知而聲嘶力竭、淚流滿面,我們曾與他們一樣的因為極權而害怕得顫抖;到最後,他們仍然堅守著最後陣地,等待同路人再次齊集,而我們卻早已躲在他們背後,等待最後一聲槍響的結束。
在人類的文明史中,少年一次又一次的站在大人的前面,為著那顆良心,抵抗無法力敵的黑暗。《少年來了》中東浩母親有這麼的一段回憶:
「還記得嗎?你討厭樹蔭遮擋住陽光。你這小傢伙力氣大、脾氣也倔。你奮力拉著我的手,把我拖到了有陽光的地方。你那又細又少的頭髮裡,冒出一滴又一滴閃亮亮的汗珠。你氣喘吁吁地說著:『媽媽,妳往那邊走,往有陽光的地方。』我假裝拗不過你,任由你拖著我的手走。『媽媽,那邊有陽光的地方還開了好多花欸,為什麼要走暗暗的地方,往那邊走,往那花開的地方。』」
是少年偏好陽光?還是大人習慣了陰影?

「群眾」的反思:我們該做些什麼了吧
文本中就有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
「作者認為,雖然尚未證實影響群眾道德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但有趣的事實是,群聚的現場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道德氛圍,而且與群眾個體的個人道德水平無關。有些群眾會肆無忌憚地搶劫商店、殺人、強姦,有些群眾則會獲得個人單獨行動時難以發揮的利他性與勇氣。與其說後者的個體特別崇高,不如說是存在於人類根本的崇高性,會藉由群眾的力量展現;而前者的個體也並非特別野蠻,是存在於人類根本的野蠻,會藉由群眾的力量極大化。」
為何「同路人」總是出現人性光明的行為,黑警則是普遍殘暴和野蠻,不就是群體極大化人類的道德光明和狂暴醜陋嗎?(請先暫且當那3萬隻是人類)而書中,又提出了思考:「那麼,我們該思考的問題是:人類究竟是什麼?為了讓人類不要成為什麼,我們又該做些什麼?」
這兩個問題並沒有在文本找到明確的解答,就算是放眼現實四周,我們也未能說出個所以然。無知的藍絲、低智的黑警、恬不知恥的港共……都是人類嗎?借手足名義謀利的人、肆意內鬥的人、寬容自己光顧藍店的人……都是人類嗎?
人類究竟是什麼?是一道內涵複雜的問題,我們解答不了,但我們可以回答,就是「我們」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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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