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跨性別追悼日:在「亞洲平權指標」的台灣,跨性別者還是難以「真正做自己」

11/20跨性別追悼日:在「亞洲平權指標」的台灣,跨性別者還是難以「真正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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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Nancy一樣,台灣跨性別者目前遇到最大的困境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社會因不了解或誤解而產生的歧視;另一個則是更具體的:因法規、政策限制,難以真正「跨過去」,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文:孫興瑄(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研究及倡議專員)

「有一天有人叫我去一個很黑的小房間,五、六個人開始進來,把我團團圍住。他們拿出手機對著我,要我把口罩拿下來,他們要拍照。他們說,為什麼你的臉越來越女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開始逼問各種問題,關於性別的、性的、我的下面還在不在等等⋯⋯。那時候的狀況很獵奇,像是動物園在看猴子。我覺得那時候我有一點被去『人』化了⋯⋯。」

Vera Chang(化名)現年32歲,為台北市某醫學中心急診住院醫師。這是今年五月發生在她身上的真實事件。


時間倒轉32年,回到1988年11月28日,也就是Vera出生那年,美國跨性別者Rita Hester於麻州家中遭謀殺。

Rita Hester死後,親朋好友與其他人權倡議者舉辦了一場追思活動「紀念我們的死者」(Remembering Our Dead)。隔年,同為跨性別者的Gwendolyn Ann Smith發起了網路串聯,將每年11月20日定為跨性別追悼日 (Transgender Day of Rememberance, TDoR),並於舊金山舉行盛大的燭光守夜。

跨性別追悼日除紀念Rita Hester外,更企盼這個社會張開雙眼與胸懷,好好去了解跨性別者,以期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歧視、暴力,都不再發生。

然而根據跨性別追悼日基金會統計,從1989至2019年間,美國每年仍有至少十幾名跨性別者因其性別認同而死亡。

而在自詡為亞洲民主人權指標的台灣,對跨性別及其他多元性別者仍存在誤解、或不理解,致使類似發生在Vera身上的事件持續上演。

深具感染力的新聞媒體,在報導與跨性別者相關的事件時,仍經常聚焦在其跨性別身分上,而非事件本身,甚至會挖出當事人改變性別、改變外表前的照片來做對照,加以揶揄。

「如果我們的社會能不再把跨性別者當作是八卦來看的話,才能真正讓跨性別者跟大家平起平坐,」Vera說,「不然每次媒體都用一種嬉鬧的態度來報導、或是把我們跟情慾型變裝者扯上關係的時候,很多人不會意識到這件事情是錯的。」

「回到社會」

Nancy Wu (化名) 今年40歲了,是一名網頁工程師。Nancy有在服藥、也想做手術,但因財務問題未能實現。談起現在最大的渴望,她說,「希望以真正女性的身分,進入這個社會。」

如Nancy一樣,台灣跨性別者目前遇到最大的困境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社會因不了解或誤解而產生的歧視;另一個則是更具體的:因法規、政策限制,難以真正「跨過去」,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以男跨女來說,生理上要真正成為想要的性別,必須服用賀爾蒙藥物、接著動手術。然而根據現行法規,要從官方的「正規」管道取得賀爾蒙,必須取得兩張精神科醫生開立的診斷證明書。而若要在法律上取得女性身分,即修改身分證上的性別欄位,則在診斷證明書之外,還必須要動手術。

首先,要取得診斷證明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些醫師會要求所謂的「真實生活體驗」。意即,跨性別者必須依照主流女性之穿著、打扮生活長達兩年,才有機會取得此證明。但有很多跨性別者在外表有顯著變化之前,其實是不敢高調的以女性裝扮上街的。

「我們可能會被側拍、放上網、被取笑、肉搜,或被用不禮貌的眼神對待,」Vera說。換言之,跨性別者必須選擇要冒著被欺負的風險取得診斷書、或冒著健康風險轉往非正規管道取得藥物,亦或者,被動的放棄用藥。

而若要動手術,那門檻又更高了。

由於手術有風險、或者有些人覺得身體器官並不困擾他們,因此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動手術。但問題是,手術費用昂貴,造成即使是想要動手術的人也難有選擇權。也有一些人為了可以「真正做自己」而債台高築、被迫從事社會最底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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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以下簡稱伴侶盟) 2020年的調查,近五成的跨性別者在12歲以前就已經察覺自己的性別認同和出生證明上的性別不一致。Vera說,她在幼稚園的時候想要去上女廁,但被老師抓出來。出去玩、排路隊的時候,都會被分在男生那邊,但她心裡其實想要站在女生那邊。

「當時我想,我的性別為什麼和被安排好的不一樣?」

然而因為社會的不理解與偏見,許多跨性別者即使很小就清楚自己想要的性別,還是必須長年隱藏真正的性別認同,甚至強迫自己去做一些其主流生理性別會有的行為。

而取得藥物、動手術的高門檻,使得跨性別者在難以改變外觀的狀況下,只能選擇在外時扮演好自己的生理性別以避免產生問題,或者少數者大膽做自己,但要承受外界壓力或者粗魯對待。

那樣的生活,是極度痛苦且充滿矛盾的。久了,更容易和社會脫節。

正如同Nancy所說的,「我們就是一個正常人,我們想要回到社會。」回到社會指的是,能夠以自己喜歡的樣子示人,同時也完全不會被異樣的方式對待。仔細想想,Nancy心裡這份最深切的渴望,不就只是你我最平凡、簡單的日常生活而已嗎?

為什麼有些人想要正常生活,比其他人困難這麼多?

國際人權公約怎麼說?

到了今天,台灣的跨性別者還需經過精神科醫師之診斷才能變更性別,但其實,世界衛生組織已在去年5月修正其疾病分類標準,不再將跨性別列為「精神疾病」。

而台灣已經國內法化的人權公約針對跨性別者之處遇皆有明確指引。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35號一般性意見第三段強調,包含跨性別者在內的多元性別族群,和所有其他人一樣,應受該公約第9條人身自由和安全的保障,而人身安全,指的是身心不受傷害或身心完整。政府必須針對不同類受害者所遭受不同形式的暴力作出適當反應,如基於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暴力等。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經社文公約)第20號一般性意見第32段特別提及,跨性別者、性別重置者、或雙重性徵者的人權往往遭受嚴重侵犯,如在學校或工作場所被騷擾。政府應確保一個人的性傾向不成為實現其權利之障礙,也禁止以性別認同為歧視之理由。

2013、2017年,台灣舉辦兩公約國際審查時,審查委員便明確表示,變更性別不需要器官切除,支持當事人決定,不要有多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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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跨性別者外,雙性兒童——即出生時就擁有雙重性特徵者,亦有變更性別的問題。

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約有1.7%的新生嬰兒為雙性人。國內外,許多醫院都會直接對雙性嬰兒動手術,使其生理上更接近男或女等二元性別。然而,此類手術未取得當事人同意、可能造成永久傷害、且可能和不符當事人之性別認同,明顯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所保障之生命權 (第6條)、免受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 (第19條)、及享有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 (第24條) 相違背。

2013年,聯合國反酷刑特別報告員Juan E. Méndez表示,對雙性嬰兒施予「性別正常化」手術 (gender-normalizing surgery) 可能構成酷刑或不人道待遇。2015年2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對瑞士的審查報告中提及,此類手術侵犯人身安全,屬有害作為 (harmful practice)。2017年,國際審查委員建議台灣政府應擬定明確政策,禁止以醫學上不必要之手術切除各方面都健康的生殖器官。

下一步怎麼走?

儘管國際上舉證歷歷,且國內民間團體、人權捍衛者針對跨性別、雙性人議題亦倡議多年,歷任政府仍無顯著作為。政府目前還是很相信專家才能判斷性別,且政策推動緩慢、過分注重管理問題,如廁所、宿舍、結婚和逃避兵役等,卻忽略了當事人的主體跟權利。

下一步,政府應盡快簡化變更法定性別的程序,取消以手術作為門檻的規定,並給予希望服用賀爾蒙、或動手術的人充足醫療諮詢與經費支持。

而長年積極推動相關政策的伴侶盟簡至潔說,將協助更多跨性別者使用申訴管道、提起司法訴訟等,希望透過這些案件的累積,爭取社會上的曝光,讓社會看見。另外,至潔也說,伴侶盟預計明年將啟動性別承認法民間版的起草計畫,希望能夠真正幫助到多元性別認同者。

遠程來說,期待政府盡快制定一部整全的反歧視法,於其中對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做出明確定義,並要求政府積極處理所有個案。

而我們每個人,多花一點時間心力,去了解社會上相對弱勢的聲音。或許這樣,可以更快的,讓所有的Vera和 Nancy,都可以「正常生活」。

特別感謝:VeraChang、Nancy Wu、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性別不明關懷協會接受採訪。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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