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之死》：專家食屎啦！口罩有鬼用，民調信不過？

文：戈登探長（德尼思化創辦人，希望讓文藝更加貼地）

2020年美國大選，不止美國左右兩派對立，儼然隨時有內戰爆發，連香港也分成「我登」、「我侵」，一時間比起黃藍之爭更形激烈。我們只能任憑不同外國新聞媒體刺激情緒，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罵戰不絕，彷彿隨著資訊浪潮上下起伏，各自我執手中的浮木，不能自控似互相碰撞。

按道理，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聽聽國際關係、政治專家的看法，事實上他們亦就這次事件各表意見，沈旭暉籲港人勿為大選撕裂，梁啟智探討美國大選有沒有可能造票等。但是，一石激起千浪，反似是不信服的人多，各自在小圈子點燃戰火，爭論無止境地延續下去。

我們對專家的質疑不是出於一種健康的心理，我們是出於恨意在追殺專家，包括不少人認定專家就等於錯誤。我們一方面用連天的噓聲伺候專家，用「蛋頭學者」這個重新流行起來的詞語來醜化他們，一方面會在他們面前直接嗆。面對醫生，我們會當他們的面說自己需要開哪種藥；面對教育工作者，我們會堅持孩子考卷上的答案沒錯（才怪）。我們誰都不服，因為我們都覺得自己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那位。

專家和我們的距離是怎樣鍊成？蘇聯專家、教授Tom Nichols曾在2017年出版《專業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探討美國的「反專家」現象，洋洋灑灑地分析人類的心理特質、當代高等教育的商品化、網路時代的影響、傳媒娛樂化以及專家的墜落等問題。全書雖是立足美國，但在所謂西方文化霸權、全球化的當下，似乎有不少現象也和香港甚為相似（例如最喜歡挑戰老師的怪獸家長），可供借鏡。

通常提倡「XX之死」的人，很少真的肯定「XX死了」，而是用這種誇飾的標題黨手法，講述某一事物面臨重大危機。火災了，快來救火！《專業之死》指出，民主社會為了文明進步，專業分工，「小至個人的飲食均衡，大到舉國的軍事預算，這種種判斷都需要有公民與專家之間的對話走在前頭」。問題卻是，這種專家和公民之間的對話正在邁向死亡。

以往基於的知識壟斷，普通百姓和知識分子的距離相當遙遠。在近半世紀的社會變遷，種族、階級、性別都一一打破隔閡，專家和公民首次如斯接近。

2016年，香港出現過一位網路紅人——林太。林太受《蘋果日報》採訪，責罵樓市專家唱淡，略帶笑意又不失霸氣地說：「嗰啲咁嘅專家，吔屎啦！我哋唔係有見地，我哋係腳踏實地，唔聽專家㗎，聽專家意見就死啦。」林太一句吔屎啦，儼然成為網路潮圖，時至今日，每次有任何和專家有關的Post，少不了她的倩影。

2020年，四年之前我們或許尚會視林太為一個半認真、半戲謔的趣聞，卻在如今，彷彿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高叫著：「嗰啲咁嘅專家，吔屎啦！」

Photo Credit: 蘋果日報

真理愈辯愈明 VS 人類的心理缺陷

Tom Nichols為專家下的定義為：一，「正式的訓練或教育，是專家地位最顯眼的招牌」，文憑未必有用，但至少是一個基本驗證；二，具備天資，努力很重要，但關鍵往往在那1%的天分；三，經過市場汰洗，真金不怕洪爐火；四，「專家社群靠由同儕組成的職業機構來維繫業內水準，以昭社會公信」。

常人如你我，又怎會知道成為專家這麼困難？Tom Nichols形容美國文化塑造了普通人對自學天才的浪漫幻想，並舉了電影《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主角Will在酒吧中串爆哈佛生，取笑他為了學位每年付出高昂學費，而這些知識全在公共圖書館內。（”You dropped 150 grand on a fucking education you could’ve got $1.50 on late charges at the public library.”）

Will只有一個，但奈何我們都以為自己是天才。康乃爾大學的心理學者大衛．鄧寧（David Dunning）、賈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在1999年的研究指出，愈是欠缺能力的人，愈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皆因無能評估自己的水平，稱之為「鄧寧—克鲁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

Well，不要以為與我等聰明人無關，皆因人類有「中上效應」，普遍高估自我。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的各項能力在平均值以上。（利申，中上男神。）

能把我們制住的，只有不理性的恐懼，至於不理性的樂觀則對我們無甚影響力。這是因為確認偏誤對於人類，可說是一種求生的機制。小幸運來來去去如過眼雲煙，但人死了可就不能復生。

除了人類天性的自負，生而有之的溝通障礙，還有「確認偏誤」。所謂確認偏誤，乃指我們傾向只看到和自己成見相近的事物，不斷強化固有的看法，並忽略相反的資訊。像有些人會有「飛機恐懼症」，即使你舉出統計學上飛機出事的次數少之又少，他們仍然會覺得自己是那個「萬一」的幸運兒。

「中上效應」加上「確認偏誤」，學術界尚有「同儕審查」（Peer review），互相批評，虛心受教，但在學術之外，就很容易形成各種「陰謀論」：

更可怕的是，陰謀論者會把反證付之闕如的狀況引為強大的盟友，證明自己所言不虛。畢竟一個沒辦法證明的陰謀論，才是最強大的陰謀論，不是嗎？就是因為蛛絲馬跡都被影武者抹去了，才叫作陰謀嘛，不是嗎？證據確鑿了就變成陽謀，還哪來的陰謀論？事實、不存在的事實，以及陰謀論站得住腳的樁腳。只要在人的心田種下陰謀論的種子，那繪聲繪影就永遠揮之不去。

Tom Nichols對「真理愈辯愈明」顯然相當悲觀，皆因陰謀論一旦形成，幾乎牢不可破。陰謀論成立的先天條件，在於不可證明，在於背後存在一股沒有任何人能說得清的黑暗勢力，隻手遮天。我們愈努力去證實陰謀論的不可信，只會愈增加相信者的壓迫感，在他們眼中，其他人才是被主流洗腦的一群人。

要舉例不難，像香港早年的謝安琪、黎明反疫苗錄音事件，「打疫苗真係好唔著數，仲好高風險⋯⋯打咗疫苗嘅人中咗招，仲將病菌散播出去」，許多專家已經仔細反駁，但在名人效應之下，依然有廣泛的負面傳播。

這恰恰和書中提及「就以疫苗的例子來談，兒少參與接種計畫的比率低下，其實很少在鄉下小鎮低教育程度的母親之中發生」相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反而才會說出疫苗接種不好，才對自己的判斷充滿自信，才有能力形成複雜的陰謀論，批判那些專家的聲音並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