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推動科技與網路的運用更為普及,卻成為高齡者夢魘的開始

疫情推動科技與網路的運用更為普及,卻成為高齡者夢魘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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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層出不窮,徹底顛覆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智慧化、數位化的技術讓生活越來越方便的同時,卻也給眾多高齡者帶來「壓力」,當他們無法依賴子女時,真成為「科技難民」、「數位難民」,挫折、孤獨等感受更容易進入到憂鬱的世界。

受到疫情影響,舉凡在網路購物、掛號,甚至是上課,到遠距會議和醫療等已逐漸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但也因數位與科技的鴻溝,讓高齡者形成為「科技(或數位)難民」,甚至在中國成為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勢族群。當試圖利用物聯網(IoT)感測技術、大數據、AI人工智慧學習、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技術等發展科技照護,是否能讓高齡者不「落難」,尤其高齡人口不斷增加,卻忘記去思考高齡者會如何接受這些「新生活」,值得在科技發展上重視的一環。

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人類許多生活的面向,因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所形成感染傳播的主要途徑,使得科技與網路的運用更為普及與多元化發展,透過網路持續與他人互動,讓在家工作與生活成為一種必要的型態。

高齡者原本就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高危險群,高齡者除擔憂自己是不是無法度過疫情難關,還得憂慮如何學習與接受新科技。疫情讓社交活動停擺,不少強化社會參與、人際互動的日間照顧中心、社區據點等減少活動,甚至暫停供餐與活動,也讓高齡長者的活動能力退化、認知功能下降,尤其對於認知症的長者影響更大,很可能加速認知能力的惡化,產生孤獨與憂鬱的傾向。

也促使更多高齡者,因為疫情開始必須在生活中學習接受許多新科技。雖然先從醫療健康、照護領域開始,也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擴散到生活的各個層面,但對於懼怕科技與數位的高齡者,此刻正是夢魘的開始,中國無智慧型手機,或者不會使用智慧型手機的高齡者非但無法出門,生活開始出現困境;台灣則是科技照護高齡者,讓認知症長者產生被害妄想等精神行為症狀。

在中國,無法顯示健康碼等於寸步難行

年初突然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的高齡者有的因為沒有智慧型手機,不會用智慧型手機,或是手機版本過於陳舊,以致手機無法顯示健康碼,沒有健康碼等於是寸步難行,無法出門、就醫、甚至影響到日常生活所需等。

在台灣目前疫情關係,搭乘公共運輸系統僅是需要戴口罩,沒戴口罩是無法搭乘,否則將接受罰款;中國有的城市規定上公交車還得出示手機上的健康碼,沒有健康碼是無法上車。

雖然在上海、江蘇等地,無智慧型手機的高齡者,可由住所地社區審核並加蓋公章出具健康通行證明,證明有效期為14天,但其他地區沒有健康通行證明的提供時,類似回到過去「路條」【編按】的時代一樣,是無法出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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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位李老先生因為疫情關係,已有半年沒來醫院了,等再次出現在醫院的時候,他卻發現自己弄不懂「規矩」了,好像進入到外太空。戴口罩、測體溫、出示健康碼……看著身邊的年輕人刷著手機魚貫而入,李老先生站在一旁手足無措。

李老先生沒有智慧型手機,也沒有健康碼,有的醫院還好有工作人員願意幫忙,引導他去一旁手動填寫紙本表格,才順利地進入了醫院;有的醫院則表示,沒有健康碼,無法掛號,即使人都已經到了醫院。

上一層門診大廳,一站式自助服務區內,導診員們被高齡患者層層包圍著,李老先生也跟著湊上前去,想跟著學學。

上一回來醫院,是他兒子陪著的,兒子告訴他:醫院的一系列檢查、就診以及取藥的單據需要自助機列印,並且詳細教了他所有操作步驟。李老先生當時是記住了,可隔段時間沒有操作又給忘了。在機器前,他琢磨了半天沒看懂,最終只能無奈地回到排著長隊的人工窗口。

移動互聯網的時代,為高齡者帶來難以逾越的「數位鴻溝」

目前在中國出去吃飯,到餐廳要掃碼支付,就連街頭小販,也是掃碼支付,地鐵儲值卡加值只能用掃碼加值,朋友間金錢往來,直接用手機微信支付轉帳,搭乘計程車,也是用手機預定車輛,路上招手也沒用,因為看不到空車,如果沒有智慧型手機,甚至連快遞也沒法收取物品,因為快遞員都把快遞放進智慧櫃,隨後發送提取碼,讓收貨人自己去取。

日常生活中的點餐、外送、線上掛號、網購車票或生活必需品、滴滴出行(訂出租車) 等都是經由網路及智慧型手機完成,進入一個移動互聯網時代,如果不會使用互聯網,沒有智慧型手機,非但寸步難行,日子都很難過下去。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這對高齡者帶來了一道難以逾越的「數位鴻溝」,隔開了他們與世界的距離,也在兩代人的情感交流中增添了一層世代的文化隔膜。

在年輕人眼中,用智慧型手機掃碼、使用社交軟體,是一件能輕鬆搞定的事。事實上,高齡者受年齡、知識和技能所限,很難快速掌握當下的新媒體技術。中國武漢大學互聯網全齡化實踐隊發佈的《中老年人使用互聯網情況調查報告》顯示,使用互聯網時遇到困難的老人比例超過了八成。

高齡者遇到困難的主要原因有:缺乏必要的科技和互聯網知識、學不會智慧設備和應用的複雜操作、年齡漸長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降低、內心恐懼或抗拒、缺少學習的機會和場所等。剛學會了微信,年輕人又學會了滴滴打車、共享單車,好不容易看到趕上5G時代的希望,結果更新的事物又出現了,未來走進6G時代,不知又會出現多少新科技的運用。

中國社會科技與物聯網發展,帶來:「在家庭中失去了權威性的老人,可能處於邊緣化的地位,導致他們的內心產生更多的失落感和挫敗感」,台灣何嘗不是如此。

新技術層出不窮,徹底顛覆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智慧化、數位化的技術讓生活越來越方便的同時,卻也給眾多高齡者帶來「壓力」,當他們無法依賴子女時,真成為「科技難民」、「數位難民」,挫折、孤獨等感受更容易進入到憂鬱的世界。

長照機構發展科技照護時,落實使用者設計了嗎?

台灣與許多歐美國家的長照機構,面對照護人力不足時,也逐步導入科技產品以減輕照護負擔,彌補人力之不足,同時,在台灣也有長照機構利用發展科技照護成為特色,政府則成為長照政策的亮點來宣傳,譬如結合臉部辨識、體溫感測和門禁功能,每天早上長輩「刷臉」報到的同時自動偵測體溫,確保入場的長輩沒有發燒,避免群聚感染,家人也可在第一時間收到line的推播通知,更能安心。

有的則利用陪伴機器人、互動遊戲、創新的復健形式來解決高齡長者的社交需求外,更利用虛擬實境技術,讓患有認知症的年長者體驗回到過去的感覺,重返他們年輕時去過的地方,回憶過去的生活,還有設計裝置感應器的地墊、床墊、離床警報器等提供給長照機構的認知症住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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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設計,就是打動使用者心的設計」,目前出現的照護科技產品卻大多是以服務提供者角度思考,甚至外界參觀者的角度去想,少有落實到「使用者設計」(User Design),醫療長照所需要的,是應貼近人性的醫療與照護科技,是照護者與被照護者兩端都必須同時被考慮。

如果設計者並未先瞭解高齡者心理的需求與感受、家庭角色的改變、不認識認知症長者的「特性」,也就是認知功能缺損後,會產生哪些的精神行為症狀,這些精神行為症狀又與長者生命史有哪些關係,其結果是讓設計者頭痛不已,原因是認知症長者對陌生的物品產生懷疑(被害妄想),深怕戴上虛擬實境的眼鏡,因看不到外界狀況,不願戴,還有長者開始動手一一拆解地墊的感應器,深怕這些物件會對他們不利。

此外,日照中心洗手間的設計,不只裝有輔助設施和緊急按鈕,為了提醒照服員使用洗手間長者的狀況,還有「滯留過久」的警示,一旦認知症長者在發生異常狀況,照服員還能即時應變,確保起居安全,也有長者看到這些「異物」,動手一一拆解,科技設施成為長者的玩具;且科技是無法取代及傳遞照護的關懷與溫度,還有日照中心的照護者過度依賴科技,長者都已趁機溜出門,都不自知,直到警察帶長者回家,家人大吃一驚,為何長者會在馬路的車陣中「逛街」,不在日照。

科技是在幫助高齡者?還是製造高齡者的挫折、恐慌、不安?設計希望從使用者角度思考,在高齡化急遽發展的社會中,科技研發是否考慮到高齡者的需求與適應?是否思考認知症長者因認知功能逐漸缺損後的精神行為模式?別讓「使用者設計」與「以人為本」一樣,在長照與醫療領域淪為口號。

編按:參考《中央社》報導之說法,「路條」曾是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前農民進縣城的通行憑證。

參考資料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