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與台灣的生存之道(上):不在自貿區內,也不見得會被邊緣化

RCEP與台灣的生存之道(上):不在自貿區內,也不見得會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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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由貿易區的成立,雖有助於區內貿易成長,但就算不在自由貿易區內,也不見得一定會被邊緣化。因為除了關稅外,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項目眾多,包含生產力、技術,供應鏈、勞工素質與信用,都是貿易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文:Yuming(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學徒。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天龍國人。此後十餘載,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由東協10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與日本、中國、韓國、澳洲、紐西蘭所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於11月15日正式簽訂。

RCEP簽訂後的規模,預計將涵蓋47.4%的全球人口,32.2%的全球GDP、29.1%的全球貿易以及32.5%的全球投資,是當今世界上最大規模貿易區。

這個由「東協加五」國所形成的自由貿易區,不僅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口中「多邊主義的勝利」,更是在台灣國內激發了各種「邊緣化的焦慮」。

本文試圖了解RCEP對台灣的衝擊、分析台灣官方對RCEP的回應;並從中美爭霸的地緣政治格局,探就爭論已久的「多邊」與「雙邊」問題;最後,則從台灣國內「邊緣化」與「沒影響」的政治攻防,看台灣的「情非得已」與「生存之道」。

RCEP成立對台灣的衝擊

事實上,許多評論強調,RCEP是由過去「東協加一(中國)」自由貿易區擴張成「東協加五」,而東協加一自2010年相關協定上路至今已十載,台灣無論政府或產業都已調整許久,所以衝擊並無想像中的大,此點並無錯誤;況且RCEP協定內容雖包含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協定、技術合作、智識產權與爭端解決等議題,但實質內容仍依循WTO一致性原則,所以台灣只要循WTO相關條例與RCEP各國交往,仍有類似的自由貿易保障。

中經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大年也認為,我國與RCEP國家貿易相關商品本有七成免關稅,大眾雖無須驚慌。尤其是資通訊產業電子產品本就有「資訊科技協定」(ITA)的免稅保障,所以衝擊並沒有想像的大;但對傳統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來說,RCEP的簽訂長期看來,勢必會有負面的影響。

尤其在「東協加一」的影響,台灣廠商已透過「東南亞、中國設廠,台灣技術研發」等方式調適完成;但中日韓三國透過RCEP形成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影響,卻仍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以紡織業來說,雖然中下游廠商已經全球設廠分散佈局,但上游的國產原料,仍會面臨中日韓三國的競爭,無論降稅清單如何羅列、降稅期程如何安排,中日韓自貿區的衝擊已屬必然;以石化業來看,因為台灣目前的石化產品大多銷往中國,中日韓自貿區形成後,台灣石化產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相對就比日韓商品來得弱,這也是降稅清單與降稅期程無論如何安排,都會產生的必然結果。

機械業的部分,台灣近年的精密機械與工具機外銷大多以東南亞為主,同樣地,若日韓廠商較台商具關稅優勢,則原本根留台灣的機械業,也有可能因關稅與匯率的雙重問題,只好將生產基地轉移至中國或東南亞;金融業與服務業部分,RCEP簽署內容中,對跨境金融與電子商務都有很大的開放,這是過去東協國家沒有的經驗。台灣無法加入RCEP的情況下,要在東南亞國家開拓相關業務,就會在技術相當的情況下,無法與日韓廠商競爭。

另外,根據RCEP規定的「區域累積原產地原則」,只要在RCEP範圍內進口的原料組件,都可累計為該製造國的原產價值。如此一來,將吸引更多分工細緻的跨國公司進入RCEP國家,促成聚集經濟與更完善的供應鏈。而此舉勢必會排擠RCEP區域外國家,提升進入RCEP國家供應鏈的障礙,這也是未來台商勢必得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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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官方對RCEP的評估

但針對上述這些台灣無法加入RCEP後可能的負面影響,經濟部長王美花與政務委員鄧振中則強調,RCEP降稅幅度與既存的幾個自由貿易協定差異不大。

相較尚在談判,且拜登(Joe Biden)勝選後,美國可能重返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在這個日本主導的自由貿易協定CPTPP中,日本已對其它參與談判國家承諾,會把降稅清單上98%的品項關稅最終歸零。而RCEP的簽訂並沒有提升太多自由化的程度,且印度退出RCEP後,更讓RCEP的預期效益大打折扣。

回顧過去台灣周邊各國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後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發現,自貿區的達成,確實不必然保證競爭優勢。2014年底中韓FTA完成談判時,多數人認為台灣在中國市場的優勢不再。但據中國海關統計顯示,今(2020)年前三季台灣在中國進口市場占有率為各國之首。韓國雖具零關稅優勢,占有率仍次於台灣。(我們姑且不論「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持續增加」這個隱憂)

另外,歐元區整合、歐盟東擴後,市場大多評估歐洲將出現貿易轉向。但根據歐盟統計局的估算,歐盟自2002年至2019年自非歐盟地區進口大幅成長120%,反倒是歐盟國家內部貿易額並無顯著增長。

也就是說,自由貿易區的成立,雖有助於區內貿易成長,但就算不在自由貿易區內,也不見得一定會被邊緣化。因為除了關稅外,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項目眾多,包含生產力、技術,供應鏈、勞工素質與信用,都是貿易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RCEP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

所以從關稅與競爭力的角度來看,RCEP對台灣的影響確實不該被誇大,但也不該被忽視。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曾言「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同理,貿易也應是政治的延伸。戰爭與貿易皆是國家對外行動的手段,更是達成戰略目標的工具。

因此,RCEP作為一個區域經貿整合工具,雖然一開始提倡的是東協國家,但中國作為其中綜合國力最強的會員國,已然成為RCEP區域經貿整合的主導力量。

對北京而言,RCEP的簽署,不僅只是收穫自由貿易區的經濟利益,更是如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所言,北京支持任何商品、人員與投資的自由流通,都是利用華盛頓所創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藉此達成地緣政治裡中國「寄生上流」稱霸世界的目標。

在如今中國崛起、重新君臨世界的國際現實中,全球層次上,RCEP是北京與華盛頓爭霸的布局利器;區域層次上,RCEP是中華帝國重建「萬邦來朝」的資產與吸引台灣國內唱和者的主旋律;國內層次上,RCEP則是「內外宣」鞏固中共政權的新聞材料。

新加坡國立大學關稅與貿易專家Alexander Capri就認為,當年的「東協加一」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海上絲路計畫的重要基礎。RCEP的實現,等於讓「東協加一」跨步至「東協加五」,也讓中國透過經貿整合擴張地緣政治影響力,從東南亞延伸至東北亞擴及整個西太平洋,甚至到了南太平洋。

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曾言,「大自然最厭惡真空。」秦失其鹿,天下必當共逐之,當美國在川普(Donald Trump)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時,就該預料到伴隨美國退出而瓦解的TPP,雖有日本持續領導CPTPP試圖力挽狂瀾,但已出現的權力真空,必然由中國來填補。執此經貿上的國際政治工具,自然是增添了中國挑戰美國全球霸權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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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作為中國轉向「內循環」前的反撲與緩衝

相較於美國有「美元」作為全球外匯儲備貨幣,以及「美軍」國防支出佔全世界189個國家的45%這兩項結構性優勢,中國面對川普過去兩年來科技與貿易戰的進逼,全球資通訊產業都開始針對「紅色供應鏈」進行「去中國化」與「供應鏈重組」。

習近平在日前宣告的「十四五」(第十四個五年計畫)所強調「內外雙循環」的說法,其中,「內循環」就是為了因應武漢肺炎造成的全球不景氣與美中新冷戰的全球圍堵,強調從今以後,中國要更注重內需市場,降低對全球市場的依賴。

所以,中國近日強勢主導RCEP締結的目的,除了作為鞏固中國區域霸權的制度性工具外;更重要的,就是將RCEP作為美國排除紅色供應鏈戰略的重要反制。讓中國在美國步步進逼下,北京只能完全退縮至內需導向的「內循環」前,在國際戰略上不會毫無招架之力。

或甚至反撲不成的情況下,RCEP也可以在中國由全球市場轉向內循環進行戰略撤退時,為中國經濟爭取必要的緩衝。甚至習近平於近日的公開談話中才試探性的放出消息表示,願意參與CPTPP,除了小處卡住台灣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在為中國完全轉向「內循環」,爭取反制與緩衝的機會。

RCEP是多邊主義的勝利嗎?

相較於中國近年來在國際舞台上的攻城略地,川普領導下的美國,過去四年來不斷對二戰後美國擴張至世界的政治經濟佈署進行收縮。除了持續歐巴馬(Barack Obama)時代以來既有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撤軍外,更重要的,就是對過去歐巴馬時代美國傳統外交菁英強調的「多邊主義」進行外交路線上的修正。

美國在川普的指揮下,在美洲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在亞太退出TPP;對伊朗與北韓問題過去已成形的多邊協商格局,川普也不顧其它利害關係國,既推翻歐巴馬時代與伊朗的協定又自行與北韓開啟雙邊對話;川普更因武漢肺炎疫情擴張下,不滿「國際衛生組織」(WHO)的處理方式,因此選擇退群。

當川普既無視國際組織又放棄多邊機制,以各種「專斷獨行」與「自動退群」的「單邊主義」處理美國的對外事務,因此遭受國內建制派菁英大加撻伐時,李克強刻意宣告「RCEP簽署是多邊主義的勝利」,此舉等於明示了,北京與華盛頓外交圈子雙方面,對「多邊主義是正道,單邊主義是歪理」這種「常態與例外」和「良善與邪惡」的二元對立,有著高度共識。

外交政策圈不停地討論美國為何「養虎為患」的原因,除了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謂「中美國」(Chimearica)雙方勞動與市場的互利共生太吸引人;或是一般認為,美國外交決策圈的建制派,普遍誤信「自由貿易與正常國際交往能和平演變中國為民主國家」、「民主國家較不具侵略性」與「兩個民主國家的交往就能維繫和平」等原因。

更重要的是,如同美國政治學者奧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言,近代的國際關係學做為一門「美國的學科」,縱使學科內理論門派林立,但就算是其中最鷹派,強調弱肉強食的現實主義者沃爾特(Stephen Walt),也同意「國際體系是由各個主權平等的國家構成,民主的多邊協商和參與是國際組織與制度運作成功的關鍵。」

而這樣的認識,其實是巧妙的將美國立國以來崇尚的平等與民主,融入了對國際體系的想像中。

本文經思想坦克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