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身分政治》:人類是高度社會性的生物,並非人人都是尼采心目中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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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認同的需求看似界定了今天的世界政治。反移民的民粹思想、政治化伊斯蘭高漲,以及白人民族主義捲土重來,這些全都對自由民主的基礎構成艱鉅的挑戰。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表現型個人主義
法國大革命釋放了後來成為世界各地兩種身分認同政治版本的現象,雖然當時這個詞彙並未用來描述這兩種現象。其一是要求承認個人尊嚴,其二是承認集體的尊嚴。
第一種個人主義的趨勢是從這個前提開始:人人生而自由,人人追求自由的渴望是平等的。政治制度是創造來盡可能維護天生的自由,並配合一般社會生活的需求。自由民主將平等保障個人的自主權置於其道德規約的核心。
但自主權(autonomy)是什麼意思?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馬丁.路德支持悠久的基督傳統,認為人的自由是神賜的禮物,那賦予人類凌駕於自然世界其他事物的尊嚴。但那樣的自由僅限於擁有信仰和遵循上帝法則的能力。康德延續這個傳統,以人類基於抽象理性原則做道德選擇的能力為中心,提出世俗化的自主權版本。
對康德來說,人性尊嚴建立在以下觀念:所有個體都是毫無原因的原因,能夠以不受限於物理法則的方式行使真正的自由意志。但康德「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之類的法則,並非個人選擇的目標;它們是透過哲學推理而衍生,且絕對適用於所有人類。
於是,在這個傳統,人性尊嚴圍繞著個人做出適當道德選擇的能力——不論界定道德選擇的是宗教,或世俗的理性。
尊嚴根植於人類道德選擇的概念已在政治上得到彰顯,嵌入眾多現代民主憲法之中,包括德國、義大利、愛爾蘭、日本、以色列和南非。例如一九四九年德國基本法(German Basic Law)第一條第一項就說:「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南非憲法法院也指出:「尊嚴的權利即承認人的固有價值。」
這些憲法皆未精確定義人性尊嚴是什麼,也罕有西方政治人物能在被逼問時解釋其理論基礎。要了解這些提及人性尊嚴文獻的起源,我們必須先看看這個詞的由來,以及走過什麼樣的歷史軌跡而被寫成這樣。德國和南非的例子顯然都源於康德的尊嚴概念。德國基本法用「不可侵犯」(inviolable)一詞便暗示其他所有權利都低於這個基本權利,讓人想到定言令式;南非提及「固有價值」亦如是。尊嚴權利的基督起源印證於這個事實:最早推動制憲保障尊嚴的主要是各國的基督民主黨——始於一九三七年的愛爾蘭憲法。但這些憲章都沒有明確地提到基督教,或試圖將政治權利連結宗教信仰。
始於霍布斯和洛克,經十九世紀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等思想家傳承的英美自由傳統,以比較沒那麼形而上的方式看待自主權。這個傳統並未以自由意志為中心打造自主權;自由純粹是擺脫外在束縛、追求個人欲望與熱情的能力。(對霍布斯來說,人類就像欲望推動的機器;意志不過是「最後一個考慮的愛好」[the last appetite in deliberating],或個人最強烈的欲望。)結果,帶有基督-康德色彩的「尊嚴」一詞,並未出現在美國憲法,或《聯邦論》(Federalist Papers)等創國文獻中。
然而,霍布斯「人類在享有自然自由(natural freedom)方面本質平等」的觀念,成了社會契約賴以建立的政治權利的基礎。霍布斯的自然生命權利也化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嵌入《美國獨立宣言》中。因此,上述兩種傳統,雖然在詮釋自主權性質的前提上略有不同,卻殊途同歸,促成類似的政體,同樣致力於保障個人權利。
自由政治的傳統經由賦予公民平等權,將其中一種個人自主權的版本制度化。但盧梭的自主權版本指的是比「單單」政治參與更深刻、更豐富的東西。他在自己身上看到「大量」被社會壓抑的情感。他的意識是不快樂的意識,被社會深深疏離,而要奮力爭取自由。查爾斯.泰勒這麼解釋:
這是傳承給我們的強大道德理想。那認為某種與自己、與本身內在的接觸具有重要的道德意義,而內在有失去之虞,部分是順從外界的壓力所致,也因為對自己採取工具主義的態度,我們已失去聆聽內在聲音的能力。
這種對於道德的重新評價是從路德開始。傳統上基督教是把內在自我理解為原罪的所在地:我們充滿邪惡的欲望,而那些欲望會驅使我們違反上帝的律法;普世教會制定的外在社會規範會引導我們壓抑那些欲望。盧梭追隨路德,但翻轉了路德的評價:內在自我是良善的,或至少有良善的可能;周遭的道德規範才是不好的。但是對盧梭而言,自由不只是接受道德規範的道德選擇,也充分表現了建構真實內在自我的感覺和情緒。這些感覺和情緒常在藝術中得到最精湛的表現。
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著作《誠與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中精闢解釋道,後盧梭時期的歐洲文學,有一種新類型崛起,就從狄德羅(Denis Diderot)的《拉摩的侄兒》(Rameau’s Nephew)和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Sufferings of Young Werther)開始,讚頌無法在社會裡找到歸宿,且真誠表現其創造天賦的藝術家。諸如梵谷(Vincent van Gogh)、卡夫卡(Franz Kafka)等在有生之年未獲賞識的人物,遂成為印證庸俗社會愚不可及、無法欣賞深刻個體性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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