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界限》:戰敗後的沖繩有三種選擇——復歸日本、交由美國信託統治,以及獨立

《「日本人」的界限》:戰敗後的沖繩有三種選擇——復歸日本、交由美國信託統治,以及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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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人」的界限》梳理了以日本為中心,複雜多變的民族、國家面貌,探問日本百年來的殖民政策、國家與人民的本質,釐清近代東亞歷史最難辨難解的一面。

文:小熊英二

第十九章 從獨立論到復歸論——戰敗後的沖繩歸屬論爭

自1945年戰爭終結,到1951年舊金山和約締結為止,在美國施行的軍政之下,沖繩始終處於一種身分不明的地位。當時所能想得到的選項,若是除掉幾乎不曾有人主張的歸還中國,還有三種選擇:復歸日本、交由美國信託統治,以及獨立。然而現實情況是,在1951年時這三種選項都沒能實現,而是由軍政以「暫定措施」的形式延續下去,而在這個時候,關於歸屬問題的討論,也不像後來一樣,朝向復歸日本這條路前進。

本章中將針對直到1951年為止的歸屬議論進行檢證。而在這當中,沖繩人的日本觀與美國觀,自然對他們決定自己是否為「日本人」,扮演了決定性的要素。

沖繩獨立論與美國觀

1945年11月,住在日本本土的沖繩人以伊波普猷為會長,成立了「沖繩人聯盟」。雖然主要目的是在於促進因敗戰而陷入混亂與飢餓的沖繩人之間的相互扶助,不過它的官方刊物《自由沖繩》,也刊載了不少關於歸屬問題的論述。
其中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1946年1月發行的第二號中刊載,由永丘智太郎所撰。永丘在戰前是《改造》雜誌的記者,同時也曾經擔任過駐莫斯科特派員,之後成為沖繩協會理事長。在這篇文章裡他如此說道:

根據報導,沖繩本島的人民已經開始請願,要求沖繩永遠不要歸還給日本。無論如何,這應該都是真切的事實。到現在為止,連一處國家級建設都不曾提供的日本政府,在這次的戰爭中,又強迫沖繩人陷入無差別、無意義的死鬥當中;他們為了軍隊工事的營建需要,強逼沖繩人進行勞動,甚至予以鞭打,就連僅有的一點點糧食,也都被他們掠奪殆盡。是故,沖繩的民眾對於日本軍閥的鬱憤,可謂極其之深。因此,在日本尚未徹底民主主義化的情況下,不希望他們再來統治,這樣的心願,在我看來是極其理所當然的。

永丘在1946年底出版了一本名為《沖繩民族讀本》的小冊子,在這本冊子中,他表示自己對於「沖繩民族」身為「弱小民族的悲哀」深感哀痛,他說:「我因為深愛琉球,所以絕不可能成為偏狹的親日主義者。」然後他又以伊波的日琉同祖論為基礎,主張「沖繩人雖就人種來看,乃是日本人之旁系」,但「他們在歷史上已經是獨立發展」、「並且擁有民族自我的軌跡」。雖然在明治以後被強加了「一連串的同化政策」,但隨著日本戰敗,「我們沖繩人已經成為了『非日本人』」。如後述,這樣的歷史觀與「沖繩民族觀」,在當時幾乎可說是沖繩人共有的看法。

依照永丘的預期,沖繩一旦成為美國的信託統治領地,就會沿著「由自治到獨立的軌跡」向前邁進。這個主張的前提是「美國既然是民主的大本營,那應該會非常尊重沖繩人的民意才是」;或許是和對日本的警戒心成反比吧,他顯得相當信賴美國。

他舉出美國統治下的巴拿馬為參考範例:「巴拿馬人凡事都交給美國,美國印製紙幣給他們使用、給他們自來水飲用、殺蚊子讓他們安眠、造汽車讓他們乘坐、製衣服讓他們穿用、蓋房子讓他們居住、運糧食讓他們有飯吃,而他們也過著開朗自在的生活,一點都沒有卑屈之處」,完全是一派田園牧歌的悠然景象。永丘又接著說:「從以上巴拿馬共和國的概貌,感覺已經可以看到我們沖繩理想的將來。」換言之,他預想的是沖繩會在美國的經濟援助與文化恩惠下,走向繁榮的未來。

然而,當時沖繩人光是相互救濟就已經自顧不暇,因此即使是沖繩人聯盟,對歸屬問題也沒有太深入的議論。會長伊波的態度是,「當下最要緊的問題是,對居住本土沖繩人的救援。沖繩歸屬的問題乃是由聯合國來決定,將來或許會由居住家鄉的沖繩人舉行公民投票決定也未可知,但這並非我們這些人眼下的問題」。就算是熱心於歸屬問題的永丘,也說「對聯盟而言,目前還不到處理這些問題的階段」。

話雖如此,在戰後居住本土的沖繩人媒體間,對日本的批判以及「沖繩民族」的意識都相當濃烈。雖然繼伊波之後成為第二任沖繩人聯盟總本部會長的仲原善忠這樣表示:「提出沖繩民族,並不是刻意要和日本民族做出區別」、「相信自己是沖繩民族而非日本民族的人,歸根究柢只是自己的感情,並沒有強迫他人接受的意思」,但是在各種傳媒間,還是可以看見「祖國沖繩的再建」與「拯救民族」之類的字眼躍然紙面。這裡所謂的「祖國」與「民族」,幾乎都不是指日本,而是指沖繩。

即使是在沖繩當地,要求復歸日本的聲音,一開始也不算太多。1947年在宮古島,新聞記者團向美國軍政官訴說:「希望能讓琉球人成立獨立的琉球國,在美國的保護之下生活。」同年成立的宮古社會黨,也以「我黨確信琉球民族的幸福,乃是歸屬於美國之下,並且期待將來有一天能成為沖繩州」為綱領。與那國島在1949年的町長選舉中,三位候選人提出的歸屬論,分別是復歸日本、琉球獨立、歸屬台灣。

在沖繩本島,1947年成立的沖繩民主同盟,以高舉「樹立獨立共和國」宗旨而廣為人知。又,根據吉田嗣延所述,他在1946年渡航沖繩之際,「兼次佐一、瀨長龜次郎等幾位先生,向我表達了希望成為美國保護國的構想。當我問他們具體的形式為何時,他們的回答是:『就像巴拿馬共和國那種形態吧!』」如後述,兼次與瀨長乃是之後反美基地鬥爭以及復歸運動的核心人物,但是倘若吉田的話屬實,那麼他們當時也還是基於對美國的信賴,主張巴拿馬型的保護國計畫。

在1946年這個時間點上,對日本的懷疑與對美國的信賴,這樣的世界觀廣泛滲透到各個角落。這年4月,當美軍任命沖繩人為知事的時候,琉球的地方報紙《Uruma宇流麻(琉球古稱)新報》便大表歡迎:「為了沖繩重建與保護居民,不惜代價犧牲奉獻的美軍政府,如今在和平的道義下,讓吾等的鄉土沖繩獲得解放」,並刊載了報社社長島清的一段祝詞:

琉球王國改稱為沖繩縣、由沖繩時代改為大和時代,改變封建並施行自治制,這不過是徒具虛名罷了,在政治行政上的真相,依然是殖民地的官僚行政。吾輩宇流麻居民恆久以來,一直在殖民地的重壓下呻吟,還以敗戰國民的身分,迎來了今日的悲運——當我們試著檢討日本對沖繩產業的補助政策內容時,不管是誰都可以察覺到,補助的主要目標和重點,都是那些有可能移往日本本土的產業——一直到和約締結為止,美方的立場理應將我們視為是敵國人民。

然而,美方不只沒將我們視為敵國人民,這次還從吾等宇流麻人當中,選出總理政治行政的知事與副知事,這不只讓我們擺脫了現在的地位,而且還是近世宇流麻島史上未曾有過的最大快事,足以讓後世史家,永久讚嘆今日。

這份祝詞的前提,不用說當然是戰前從沒有任命過沖繩出身的知事這一事實。當然,這位「知事」遭到美軍怎樣的對待,在前一章已經敘述過,但在這時,還沒有人預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態。

就這樣,擔任首任知事的志喜屋孝信,在1947年8月會見美國記者團的時候,有記者問道:「沖繩的居民是想復歸日本,還是將來在美國的保護下走向獨立呢?」面對這個問題,知事回答道:「儘管也有少數人希望復歸日本,不過大部分人都希望在美國的保護之下,建立起一個和平的國家。」他在這年11月會見美軍高官時,也表示「當我們親眼見到美國人之後,便打從心底信賴著美國」,並在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明白表示希望沖繩獨立。

這種獨立論,並不只是在沖繩內部高唱而已。1946年2月,日本共產黨舉行黨大會之際,便滿場一致通過,對沖繩人聯盟全國大會致以下面這篇「祝沖繩民族獨立電文」:

數世紀以來隸屬於日本的封建支配下,明治以後又苦於日本天皇制帝國主義榨取壓迫的各位沖繩人,這次在民主革命的世界性潮流當中,終於實現多年的願望,得以朝向獲得獨立與自由之道邁進,對各位而言,想必感到欣喜萬分吧!迄今為止,日本的天皇主義者對內主張天皇與國民乃是血脈相連的家族,對外則主張日本人與朝鮮人乃是系出同源,亞洲民族與日本民族同屬亞洲人,並藉此讓日本天皇僭稱亞洲的指導者。即使對各位沖繩人,他們也強加「同一民族」的帽子在各位頭上。各位想必早就看透這種帝國主義的奸計本質了吧!

即使沖繩人在古代和日本人有著同樣的祖先乃是事實,在近世以後的歷史中,日本還是清清楚楚地對沖繩加以支配。換言之,沖繩人即是受到壓抑的少數民族。

在這篇將日鮮同祖論與日琉同祖論並列批判的電文當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認知中,沖繩是類似朝鮮的受支配地域。

發出這篇電文的背景,也和時任共產黨委員長的德田球一的個人經驗有關。沖繩出身的他,在1947年沖繩青年同盟主辦的座談會上,述說了這樣的回憶:「我的祖父是鹿兒島人,但我卻因此事,反而有過令人恨之入骨的體驗。當時我雖然和薩摩的親戚叔父等同居,但只因在沖繩長大,就不被允許進入同一間浴場洗澡。」他認為:「不管從政治面也好,或是經濟面也好,琉球完完全全都是被當成殖民地在榨取。」因此他主張,必須要建立一個尊重沖繩「民族自主權」的「民族自治共和國」,方為正解。

這樣的主張,並不只是共產黨所獨有。在沖繩青年同盟舉辦的座談會上,社會黨代表也表示「將來當然必須考慮沖繩民族自覺的意義」、「我們認為沖繩毫無疑問,必須朝著自治國家的方向邁進」。朝鮮人聯盟代表也主張「沖繩人能夠將沖繩打造為自由的國度,是當地人民之福」。「沖繩民族」獨立的主張,在當時的本土左派當中,毋寧說是普遍的觀點。

只是,這種獨立論,還是受到兩個前提的局限:

第一個是,沖繩人乃是異於日本民族的「少數民族」這種民族觀,與琉球處分乃是日本侵略行為的歷史觀。在上述的座談會中,朝鮮民主青年同盟的代表就說:「日本和沖繩若是自古一家的話,那當然應該復歸日本,但倘若並非如此,那就應該建立自主的共和國。」由此可隱約窺見,他們對沖繩獨立論的支持,其實很可能是受到了民族觀和歷史觀所左右。

另一個局限則是,正如前論所述,必須透過對日本的懷疑,反襯出對美國的信賴。高唱復歸美國論的宮古島島民,為了歡迎美軍決定全島動員,在街上搭起牌樓,其領導者當中也有人將生活徹底美式化、並將英語當作日常語言在使用。日本共產黨的賀沖繩獨立電文,也和那些從大日本帝國監獄中解放的黨幹部認為美軍是解放軍的觀念密不可分。之後擔任沖繩人民黨委員長,與美軍全面對決的瀨長龜次郎,在1949年8月的時候也表示:「要和作為解放軍的美軍攜手合作」、「要為琉球民族戰線的組成奉獻全心全意、為打下我民族堅定不移的生活根基而奮鬥到底」。然而,一旦這種美國觀崩潰,歸屬議論也必定會產生重大變化,這是可以預見的事。

敗戰之後的沖繩獨立論,就在這種日本觀與美國觀,以及與之連動的「沖繩民族」觀上建立起來。然而,隨著對美軍支配的幻滅逐漸擴散開來,這種世界觀也開始產生了變化。

由保守派主導的復歸運動

在這之中,復歸運動最早為人所知的事例,是前首里市長仲吉良光的請願。

仲吉展開復歸運動的契機,據說是當他身為俘虜在沖繩監獄服勞役的時候,閱讀美國雜誌所產生的體驗。他在那本雜誌上看到一篇報導,主旨是:「即使今上陛下作為戰犯被迫退位,應該也還是會由皇太子繼位,結果還是會維持天皇制。」據他說,看到這篇報導,「讓我莫名地從身體內湧出了勇氣」。以此為開端,他和友人展開商議,最後在敗戰前夕的1945年8月4日,向沖繩占領軍提出了復歸請願書。

這份請願書的主旨,按照仲吉本人簡單的概括,就是「無關任何理論或理由,只因為沖繩人是日本人,就像孩子會回到父母的家裡一樣,這是人類自然的感情流露」。可是,美軍集結當地有力人士所組成的沖繩諮詢會卻表示,「這絕對不是大多數居民的意見」,於是美軍也就將它拋之腦後了。然而,仲吉並沒有因此屈服,在1946年10月,他又向麥克阿瑟元帥提出了復歸請願書。這份請願書的主張如下所述:

因為沖繩人與日本本土同胞之間乃是血脈相繫,所以燃起了念頭,希望能像戰前一樣,復歸到日本政府的行政之下。誠所謂血濃於水,沖繩全體居民有著強烈的日本民族自覺,不管陷入怎樣的境遇,都願與本土同胞命運與共。

歐美有部分人士,認為日本國民輕視沖繩人民、把他們當成貧窮的親戚、對他們處處冷落,但這完全是胡思亂想。日本政府與日本人對沖繩人有差別待遇,這絕對不是事實;沖繩人民一直以來都享受著和本土各府縣人民同等的待遇。

這份請願書更高唱,「沖繩人乃是日本人種,不管言語、風俗、習慣、信仰都是一樣的」;它稱源為朝是「琉球最初的國王」之父,還形容琉球處分是「如同孩子復歸父親的家中,乃是極其自然之事,絕非武力行為等導致的變革」。

可是,當時在大多數沖繩人之間,幾乎察覺不到任何支持仲吉這種復歸論的氛圍。永丘智太郎在提到復歸請願時就嚴厲批評說,這是只有「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乃至帝國主義者教育影響下,腦袋轉不過來的人」才會支持的主張。志喜屋知事也如前述,在1947年的記者會上表示:「儘管也有少數人希望復歸日本,不過大部分人都希望在美國的保護之下,建立起一個和平的國家。」

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吧,仲吉給麥克阿瑟的請願書,並沒有列上任何組織名稱,而是以他本人為首,由沖繩的志願者聯名提出。在這些聯名者當中,除了有在沖繩語言論爭中支持推廣標準語的伊江朝助男爵以外,還有之後成為沖繩協會會長的神山政良,以及沖繩史家東恩納寬惇等人。在請願中提及到日琉同祖論,有可能是東恩納對仲吉的指點。前往東京的仲吉,不久後便集結這些成員,組成了「沖繩群島日本復歸期成會」。

若說仲吉等人的運動乃是民間復歸運動的先驅,那麼和日本政府關係更加密切的,便是之前在沖繩方言論爭中和柳宗悅相爭的吉田嗣延的活動了。

在和柳氏進行論爭之後,吉田受到徵召,前往布干維爾島參加戰鬥;當他退役之後,便因為身為舊縣廳倖存官吏之故,被任命為沖繩縣東京事務所長。這個東京事務所,是在沖繩縣廳毀壞的當時,日本方面仍殘存有「沖繩縣」名稱的行政單位之一。吉田雖然以官員的身分,從事救濟居住本土沖繩人的事情;不過,對於本土沖繩人聯盟的組成,他則是斷言道:「這不過是巧妙利用第三國人特權、來謀取生活優渥待遇的朝鮮人聯盟的模仿品罷了。」

他認為,這是「自己放棄了作為日本人的身分」,因此「堅持反對」。吉田這樣的態度當然招致了反彈,沖繩人團體甚至向首相以及GHQ提出了一封決議文,表示「吉田嗣延是個身邊經常圍繞著保守反動分子、倡導沖繩復歸日本的超國家主義者」。

在東京的吉田,一邊和仲吉等人的復歸期成會進行聯絡,一邊繼續營運事務所,但在1947年隨著內務省解體,「沖繩縣」也跟著消滅,於是他被任命為外務省管理局的沖繩班長。他就這樣一面從事「外交」事務,一面又在1956年擔任「南方同胞援護會」的事務局長,從事復歸運動。這個南方同胞援護會,會長是澀澤敬三,副會長則是由柳宗悅論爭時的縣知事淵上房太郎擔任,和自民黨的關係密切,在訴求歸還沖繩的同時,也主張歸還小笠原群島和北方領土。

從仲吉和吉田的取向,我們可以發現,最初的沖繩復歸運動,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種保守傾向下的產物。1947年7月,當時擔任外務大臣的蘆田均,在和外國記者團會談時談及千島與沖繩的歸還,結果被社會黨議員在國會詰問,指稱他違反了《波茨坦宣言》,對領土有所要求。

這時,蘆田表示:千島與沖繩「不管人種也好、或是歷史也好,和我國本土都是一體的;自古以來,它們便一直是日本民族安居樂業的島嶼」。同時,他也針對這個質問力陳:「我們從來沒有夢想過,要以武力來獲得領土。」由此可見,要求沖繩歸還,在當時的本土是被視為等同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問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聯經出版

作者:小熊英二
譯者:黃耀進、鄭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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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族的界限竟是如此模糊、飄忽,超乎想像的善變!
中央吞噬地方,還是地方反噬中央?
帝國擴張帶來的也許並非壯大國家的福音,而是對自身定義的挑戰。

日本知名學者小熊英二,透過「檢證近代日本對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為主的『政策論述』」,試圖探詢「『日本人』的界限如何被設定」,質問曖昧難釐清的民族與國家界限,直探文化最核心、地域最本質,擘劃出日本與其周邊地區近百年來若即若離、糾纏難解的歷史。

小熊英二表示,自19世紀中旬開始,日本帝國擴張的過程並非一以貫之,反而政策相對模糊,其統治下的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的定位和人民因而搖擺不定,中央和地方相互映照、拉扯,反覆辯論「何謂日本、何謂日本人」?指出了1879年以後,日本與周邊地區的辯證中,國家與人民的概念是如何複雜而多層次,並詳細分析各時期的政策、法律、教育方針,呈現出尚待我們明辨、釐清的幽微處,以及這些衝突與融合如何同時影響、挑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定義。

《「日本人」的界限》梳理了以日本為中心,複雜多變的民族、國家面貌,探問日本百年來的殖民政策、國家與人民的本質,釐清近代東亞歷史最難辨難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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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