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美國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清教徒秩序與公民美德的弱化乃至崩塌

當下美國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清教徒秩序與公民美德的弱化乃至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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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國雖大,其資源空間也是有限的,而其政治與道德實際上也不可能是無邊界的。美國不是平等多元主義的「大熔爐」,事實上許多異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爐」中熔化,反而成為社會福利的擠佔者、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敵人。

當下美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並非中共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從外部發起的挑戰,而是內在的清教徒觀念秩序和公民美德的弱化乃至崩塌。

以下三個方面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首先,在人口結構層面,非基督教文化和傳統中的移民及非法移民大量湧入(這是二十世紀以來的移民潮跟此前的移民潮的根本性差異),他們大大稀釋乃至改變了美國以盎格魯-撒克遜及歐洲移民為主體的人口構成。

其次,在信仰和價值認同層面,基督新教這個理所當然、心照不宣的「前提」被拋棄,「絕對的多元主義」取代了一元(清教主義)之下的多元,世界主義和普世主義大行其道,於是就連「美國認同」也出現了巨大的混亂。

再次,「美國認同」一旦動搖,美國憲法就不再穩如磐石。左派站在抽象的「至高正義」的立場上,肆意破壞美國憲法和美國憲政,從在校園裡改寫美國歷史到走上街頭打砸搶,在此過程中,公民美德被棄之如敝屣。

中國學者高全喜如此談及其訪美期間的感受:「我接觸過或聽人談論過中國去美國的移民以及其他國家的移民,有個印象是,這些人中不少人在原來的國家或者涉及犯罪,或者涉及腐敗,或者個人品行較差,或者宗教觀念極端,他們更多的是在消費美國文化,而不是學習和認同美國文化。」

他進而指出,不管這些人持有的是綠卡,還是公民資格,他們仍然是美國文化與共和國的「他者」,是道德意義上的「外邦人」,甚至是潛在的「敵人」。美國的自由民主與福利安排或許可以包容他們,這是美國文化與價值觀決定的。

但是,美國雖大,其資源空間也是有限的,而其政治與道德實際上也不可能是無邊界的。美國不是平等多元主義的「大熔爐」(美國至多是「拼盤」),事實上許多異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爐」中熔化,反而成為社會福利的擠佔者、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敵人。

所以,高全喜肯定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的移民禁令,將其視為歸化法「重新憲法化」的保守憲制取向。「這種自我保護的政治意識,或許與普世人權及多元主義價值有衝突,但肯定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邏輯以及保守主義的基本原理。」

美國清教徒觀念秩序和公民美德弱化乃至崩塌的惡果,在二〇二〇年美國總統大選,引發自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憲政危機,暴露無遺。

一六三〇年,在阿貝拉號橫渡大西洋的途中,清教徒領袖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在一次名為《基督徒慈善的典範》的布道中說:「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瞻仰。因此,我們如果在已經著手的事業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賜予我們的庇佑,我們將成為笑柄,天下醜聞。」溫斯羅普不曾料到,三百九十年之後的這場美國總統大選,果然因「欺蒙我主」而成為「天下醜聞」。

美國作為民主世界的燈塔,何以淪為「全球笑柄」?因為人心中已經沒有了對上帝的敬畏。

不敬畏上帝,必不尊重憲法;憲法還在,但尊重憲法的公民在哪裡呢?不敬畏上帝,必不熱愛國家;星條旗還在飄揚,但願意為它流血犧牲的愛國者在哪裡呢?不敬畏上帝,必不遵守上帝的道和上帝的話;教堂的建築優美而宏偉,但謹守上帝誡命的清教徒在哪裡呢?

沒有任何外在的敵人能夠給美國人頭上戴上枷鎖,除非美國人自願為奴。沒有任何外在的敵人能夠摧毀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除非美國人自己將聖經從立國根基中抽掉。國父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早就說過:「我們的憲法只是給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制定的。它完全不適合治理其他類型的人。」

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其告別演說中也說過:「在導致政治昌盛的各種意向和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那種想竭力破壞人類幸福的偉大支柱——人類與公民職責的最堅強支柱——的人,卻妄想別人贊他愛國,必然是枉費心機。純粹的政治家應當同虔誠的人一樣,尊重並珍惜宗教和道德。……我們只須簡單地問一句,如果在法院藉以調查事件的誓言中,宗教責任感不再存在,那麼哪裡談得上財產、名譽和生命的安全呢?我們還應當告誡自己,不要耽於幻想,認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維持。儘管高尚的教育對於特殊結構的心靈可能有所影響,但根據理智和經驗,不容許我們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國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當美國主流媒體淪為跟共產黨宣傳機構一樣的「姓黨媒體」之際,當選舉爭議摧毀美國社會最寶貴的品質「信任」之際,美國面臨的憲政危機比南北戰戰爭時期還要嚴峻。

參與調查選舉弊案的律師西德尼・鮑威爾(Sidney Powell)是一位虔誠的福音派基督徒,曾任第五巡迴法院首席檢察官,她在新聞發布會上出示了大量的證據和事實後斷言:「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一七七五年!」美國獨立戰爭於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爆發,鮑威爾使用此一典故,意味深長。

川普總統的另一位律師林・伍德(Lin Wood)高聲呼籲說:「醒來吧,美國!直面真相。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共產主義中國已經滲透到美國。許多地方、州和國家的政府官員和政治家都被中國的金錢所腐蝕、或成為中國敲詐的對象,還有一些人單純的相信了共產主義。……戰爭的基本規則是確定敵人。我們的國家正在與共產主義中國交戰。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戰爭。」

他進而強調說:「如果人民本身已經腐敗並墮入罪惡,要將憲法還原到它初始的原則——『恢復其原始的完美』——是不可能的。除非社會自身受到腐蝕,除非出現了『普遍的道德缺失以及對美德的全面背離』,否則,一個民族不可能完全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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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在「聯邦黨人協會」年度大會上發表致辭,呼籲美國人挺身而出捍衛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及美國憲法保障的持槍權——因為那些邪惡的力量正在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剝奪這些自由和權利。此前,他對賓州選舉中出現的違憲行為連續發出兩道禁令,卻被地方政府和法院置之不理。

阿利托直言不諱地指出,如今在美國的社會生活中對於反對觀點的容忍已經是鳳毛麟角。論及言論自由,他舉例說:「今天你不能再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但這是直到不久之前還被大多數美國人認同的觀點,而現在這就被當成是歧視者。」他強調,最高法院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保障言論的自由,雖然這個自由好像在某些圈子裡面正逐漸失去光環,但是最高法院的責任是要保證言論自由不會變成「次等的自由」。

阿利托進而談到持槍權,有些人現在已經認為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權是「次等權利」。最高法院曾考慮接受一件美國公民對紐約市政府限制其持槍權的訴訟,紐約市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向最高法院施加壓力,要求不要再審理這個案子,甚至通過參議員攻擊最高法院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機構,如果最高法院的立場不改變的話,他們將要「重組最高法院」(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曾嘗試這樣做,拜登〔Joe Biden〕也企圖這樣做)。

阿利托聯想到,有一位曾經在不以法律為依據的國家的最高法院任職的法官告訴他,在他們審理一件對於當權者非常重要的案例時,他看到窗外有一輛坦克,坦克的炮對準最高法院。

坦克表達的當然是非常粗暴的恐嚇的訊息,美國還不至於發生這樣的事情,但阿利托說,不論是粗暴還是比較文雅的恐嚇都是不能接受的。「法官有一個職責,他們不能就原則妥協,也不能為他們背離原則所做的事情找任何藉口。」

暴政的威脅並沒有遠離美國。阿利托舉例說:「哈佛大學的一位法學教授,給我們的國家畫出一個不同的前景。他寫道,文化戰爭已經結束,我們贏了,他們輸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怎麼處置這些輸家。」這位哈佛教授的話說的比較含蓄,哈佛大學的學生社團就毫不掩飾了——他們呼籲,哈佛大學必須拒絕所有曾在川普政府中任職的高官前去演講。

民主黨籍紐約州眾議員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簡稱AOC)發起了「川普支持者黑名單」運動,揚言說:「有沒有人將川普的走狗們建檔,以免他們將來試圖淡化或否認支持川普?我預見未來將有很多推文、文章、照片可能會刪除。」

為《華盛頓郵報》撰寫觀點專欄的政治評論家珍妮佛・魯賓(Jennifer Rubin)發推文呼應說,應當建立一張共和黨支持者的黑名單,以其創建一個「有禮貌」的社會(她的這個建議一點也沒有「禮貌」)。針對此類主張,保守派的《人事》雜誌的主編張伯倫(Will Chamberlain)發推文反諷:「像AOC和珍妮佛・魯賓這樣進步的民主黨人士,顯然是想如中國對待維吾爾族一樣對待川普支持者。」

阿利托說,左派期望用對待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以後的日本和德國的那種「強硬路線」來解決異議者,「在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將採用同樣的強硬路線呢?引用一句諾貝爾獲獎者的話,現在還沒天黑,但是已經快了」。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話絕非杞人憂天,他語重心長地告誡說:

司法機構能夠做出的捍衛憲法、保障公民的各種自由的行動相當有限。有句話說,自由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如果在人心中的自由已經死去,那麼任何憲法,法律,法庭都無法使之復活。對所有美國人來說,站起來捍衛憲法和自己的自由是你們未來的艱巨任務。

美國必須打贏這場有史以來最艱巨的戰爭(比一戰、二戰、冷戰、反恐戰爭以及南北戰爭更艱巨),這是一場遍及內部與外部的爭戰,是觀念秩序的對決,是精神和信仰的對壘。若剛強壯膽,進一步,就是上帝應許的迦南地;若丟盔卸甲,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的地獄。而美國的成敗,決定著世界的未來是光明或黑暗。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