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下半場】由人大釋法到常委決定,北京治港「轉守為攻」

【香港下半場】由人大釋法到常委決定,北京治港「轉守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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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常委在兩次DQ中的機制並不同,2016年是「釋法」,2020年這次是「決定」,其中的變化,也隱含著北京處理涉港事務日益主動、彈性化的趨勢。

基本法載明,主權移交後香港50年不變;但22年後的「反送中」,讓一國兩制提早進入下半場。北京近期加快機制化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並以更彈性的「人大決定」治港。而各領域在整治典型案例後出現寒蟬效應,未來民氣將如何紓解,仍是未知數。

(中央社)北京日前出手「DQ」(取消資格)了4名香港泛民議員,相較於4年前,執行機制由「人大常委釋法」轉為「人大常委決定」。學者林緻茵指出,這個轉變也隱含北京治港轉趨主動、強調彈性的意涵。

她也指,北京近年逐漸將各種治港權力機制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環,從這個角度而言,「港區國安法」的誕生不是結局,而是另一個開端。

11月11日中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布了有關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港府隨即宣布楊岳橋等4名泛民主派人士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類似的場景,令人聯想到幾年前泛民議員的「DQ潮」。2016年,包括梁頌恆、游蕙禎等6名新任議員被指在就職宣誓時「更改誓詞」。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規定宣誓的基本法104條釋法,指拒絕宣誓、不真誠莊重宣誓者,應喪失任公職資格。最終,6名議員先後被DQ。

兩次的類似事件不免引來比較,有輿論認為,當年經過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宣誓無效後,才DQ議員;而這次則是直接由人大決定訂出標準,港府出手DQ,因而批評北京「直接插手干預」,「『一國兩制』已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常委在兩次DQ中的機制並不同,2016年是「釋法」,而這次是「決定」,其中的變化,也隱含著北京處理涉港事務日益主動、彈性化的趨勢。

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明訂於香港基本法的權力。作為中國名義上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人大常委可對基本法作出立法解釋。截至目前,全國人大共有5次釋法,包括前述2016年對立法會宣誓風波的釋法。

而人大常委會決定,則是中國憲法賦予的權力。決定涉及的面向包括:修改、補充和廢除法律,以及授權,或一些特定事項等。2014年「佔中」前夕,全國人大針對香港政改的「831決定」就屬此類。

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劃高級研究員林緻茵告訴《中央社》,這次的人大常委決定,是奠定於2016年人大釋法的基礎上:當年釋法指出「不真誠、不莊重宣誓」者無法任公職;而這次的決定,則是進一步定義違反宣誓的行爲,和訂出DQ的具體機制。

她分析,以北京的視角來看,相較於人大釋法,人大決定不需針對具體的基本法法條作出解釋,靈活性更高,也更能迅速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

過去人大決定涉及的香港事務,多是有關政改方案的重大事件,或如日前延後選舉下的議員任期這類憲制問題。而林緻茵認為,北京未來可能會更頻繁地運用人大決定,來處理香港事務。

但她也指出,人大決定的啟動機制尚不明確,外界很難預測在什麼情況下會出現。而香港也有輿論擔心,北京可以不斷單方面地新增各種「決定」。她說,如果這種權力運用的範圍、形式太廣,可能會衝擊香港體制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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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引「人大決定」DQ 4泛民議員。

治港權力機制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環

《港區國安法》7月生效以來,外界感到北京急速收緊治港方針,然而,這個轉變並非沒有預兆。

林緻茵指出,宏觀來看,北京近年逐步將治港權力「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年強調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維相符。

她說,過去基本法提到一些中央對香港的權力,都只停留在概念化的論述,加上主權轉移初期,北京在一國兩制上的角色較為隱忍,並未積極治港。

但林緻茵指出,隨著2012年出現「反國教」運動、2014年爆發「佔中」,中央擔心香港的社運「被外國勢力操縱」,成為「顏色革命的基地」,因此逐步將治港權力「機制化」,以確保在關鍵時刻可以直接對香港用權。

2019年底,中共19屆四中全會後,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指出,北京中央對香港擁有10項權力,具體化所謂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這些權力,目前正一一在香港落實。

因此,林緻茵強調,緊縮的治港方針並非橫空出世,只是「反送中」抗爭,和中美關係惡化,加速了它的進程。

從這個角度而看,《港區國安法》的誕生不是結局,而是另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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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香港下半場/由人大釋法到常委決定 北京轉守為攻重塑香港

責任編輯:Alvin
核稿編輯:A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