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鏤空與浮雕》：每個男人心中，其實都住著一個李安

文：范俊奇

李安（Ang Lee）——每個男人心裡都住著一個李安

不過是近兩年的事吧，我也記不眞切了。李安大抵為了新片宣傳，勉為其難地接受內地某雜誌訪問，而雜誌指定的造型師擔心怠慢了李安，撒下天羅地網，特地把愛馬仕的外套和歐洲最頂尖的男裝名牌，都一口氣給調了回來，排場之浩蕩，品牌之威武，恐怕是一般男人窮其一生都搆不上的終極奢華――

李安乍見服裝推架上來勢洶洶的衣服，也只是笑，靦靦腆腆的，一如既往，也不推辭，也不抗拒，結果照片拍了出來，那些所謂的高端時尙也未免太欺負人，把李安的肩膀，不留情面地給狠狠壓低了兩寸――其實李安根本不需要勞師動眾的造型師，他一站出來，本身就是一種「造型」，甚至連「李安」這兩個字，也已經出脫成一句獨當一面的形容詞，用來恭維別人氣度儒雅，也用來讚歎一個人的才華逼人。

但我特別感慨的是，雜誌封面上的李安，已經不再是站在竹枝上把劍舞得虎虎生風的李慕白，他原來沒有想像中耐老，攝影師的鏡頭「吼」一聲推過去，李安和他一頭灰白的頭髮都不擅長面對鏡頭，被嚇了一大跳，反而讓李安看上去特別的憔悴，也特別的顯老，並且歲月的暮色，正緊緊地向他四面包抄，他臉上的皺紋明顯加深了、變寬了、錯綜了、複雜了，但慶幸的是――李安還是維持書生式的溫文儒雅，笑容苦中帶澀，並且以他一貫的節奏和調性，彬彬有禮地準備接待鋪展在他眼前，榮辱與共、哀樂中年的後半生。

最重要的是，李安這一趟的訪問特別帶上了小兒子李淳，而李安在很大程度上，其實跟所有的東方父親沒啥兩樣，和兒子的關係始終保持著一大截客氣而禮讓的距離，並沒有十分的親密。李淳說過，李安只跟他說過一次「I Love You」，那一次還是因為他壓抑的叛逆突然連環性爆發，父子倆必須勇敢地坐下來，把自己用力地向對方打開，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李安的「愛」用的是英語，所以多少減低了間中的彆扭――我常覺得，時間雖然狡猾，但有時候它的狡猾也不無善意，就好像沒有人想到，當年李安把自己的小兒子找來，客串演出《喜宴》裡為趙文瑄和金素梅的新房蹦蹦跳跳壓床的那個小男孩，眨一下眼就二十八歲了，甚至開始在他父親導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爭取到一個對白不足十句的小配角。

對於兒子摸著石頭過河的演員這一條路，李安除了站得遠遠的，暗暗打點，偷偷保護，能夠做的其實並不多。李淳也從來沒有要求父親替他搭橋鋪路，卻也憑著磕磕碰碰而來的機會，在台灣金馬獎被提名角逐最佳男配角。

而小時候，李淳看見的李安，在記憶中都隔得遠遠的，印象並不是太眞實，「那時家裡沒有書房，爸爸老愛坐在廚房裡的大餐桌上寫劇本，一邊寫，一邊對著廚房裡的窗口發呆，常常魂不守舍。」他根本不知道當時李安心裡頭來回盤旋的其實是「要不要放棄」、「該不該把劇本寄出去」？

就算到了後來，拍響了《臥虎藏龍》卻經歷了《綠巨人》的滑鐵盧，李安一度十分徬徨，甚至想過就此退隱，結果父親擱下一句，「你必須回去紐約，你必須繼續拍下去」，這才逆轉了李安下半生的劇本，但也給李安留下這一生人沒有辦法彌補的遺憾――李安接住了父親按壓在他肩膀上的期許，飛往美國為《斷背山》景，兩個星期後，父親逝世，李安沒有機會見父親最後一面。這件事後來任何時候在李安面前提起，他都會馬上把臉轉向一邊，永遠都沒有辦法稀釋他的哀慟。

很多時候我在想，男人也有男人的委屈，只是因為角色的安排和形象的樹立，讓他們沒有辦法抽出時間放開自己，好好地來一場地動山搖的哭泣。就好像李安在剪接室看《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成片，霎時間所有的壓力和委屈都湧了上來，李安一時沒有忍住，在剪接室裡痛哭――美國剪接師體貼地站起身，把門帶上，讓李安一個人留在黝暗的剪接室裡面對自己、整頓自己、放過自己。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沒有一個男人身上不曾壓過一兩樁壓根兒說不出口的心事。一個懂得把心事摞在心頭上，比如早夭的夢想，比如中年危機，比如三番四次丟失的自己，然後不動聲色地與心事同眠共舞的男人，才是一個基本上健全的男人。而每個男人心中，其實都住著一個李安，只是一直逮不到機會將他釋放出來而已。即便李安自己，有時候也在想，如果做人能夠做到像玉嬌龍那樣子該多好，既然得不到，又既然輸不起，乾脆把自己推下懸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表面上看似毀滅，其實是昇華――昇華了這麼多年局促在心裡的自己。

我記得李安某一次主動談起《臥虎藏龍》，不勝唏噓的說，電影裡頭有一句話，其實是說給他自己聽的，只不過借了俞秀蓮的口，再三叮囑玉嬌龍，「你記住，這輩子不管你做什麼，都一定要誠實地面對你自己。」於是後來，拍著《色，戒》的李安，不知道為什麼，異常的焦慮，時常無端端地有快要窒息的感覺，連說話也開始語無倫次起來，好幾次更在拍攝現場瀕臨崩潰，因此李安決定遠赴法羅島，求見拍攝《第七封印》的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結果一見面，李安就忍不住大哭，而那位年齡比李安長一大截的導演，只是伸出手把李安攬過來，拍拍李安的肩膀，一句安慰的話也不說，因為他太明白李安的哭，其實在哭什麼。

藝術本來就委屈。不是委屈了自己的夢想，就是委屈了自己的人生。我忽然記起一件陳年舊事，舊得，很可能連李安自己也完全記不起來了：他曾經來過吉隆坡。當時金河廣場底層的老式戲院還沒拆除，《喜宴》恰巧排在那兒上映，而難得獲得台灣中影電影公司資助獎金終於可以把電影拍成的李安，在姿態上，應該算是「隨片宣傳」吧，所以整個首映流程，總見到他靦腆地微微笑著，甚至還主動在首映會之後留了下來，專注而謙虛地，一一回應記者們的提問，完全把自己放在一個比新晉演員還要恭順的位置上――而我特別喜歡那個時候的李安，因為可以在他臉上看見拍打著翅膀的夢想和準備大展拳腳的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