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金融危機之後,這些金權帝國的遊牧民族便開始繼承地球了

《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金融危機之後,這些金權帝國的遊牧民族便開始繼承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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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正是帶領讀者一步步解開這個金錢國度之謎:布洛以記者的身分,耙梳史料,實際走訪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如英美,梳理出貪婪政客與逐錢而居銀行家的面貌、會計師如何藏富民間、而律師又如何透過法律與隱私保障,幫竊國賊們隱匿蹤跡。

文:奧立佛.布洛(Oliver Bullough)

16 富豪喜歡一起混

阿杰伊.卡普爾(Ajay Kapur)是個花費許多時間思考如何賺錢的人。二○○五年秋天,他驚覺為何石油價格上漲沒有如傳統預測一樣對美國股市造成影響。當時的石油價格還沒來到二○○八年的歷史高點(布蘭特〔Brent〕原油價格超過了每桶一百四十美元),但還是在三年內增加了兩倍,相當驚人。由於美國的燃料稅很低,只要原油價格增加,就會迅速導致燃料零售價一併上漲,對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造成無法避免的影響。有車族怒氣沖天,政治人物不斷提出質疑,政府一籌莫展;但是,股市居然沒有出現連鎖反應,這實在令人困惑,而這種謎團正是分析師的心頭好。

卡普爾當時是花旗集團全球策略研究部的主管,他的工作就是為客戶找到投資標的,這就意味著了解世界局勢是很重要的。他和同事展開調查,斷定現階段還不需要太擔心這件事。但接下來他們又思考了更多、讀了更多,靈感隨之而來——他們在二○○五年十月發布了一篇報告,標題是〈富人經濟學,消費奢侈品,解釋全球經濟不平等現象〉(Plutonomy, Buying Luxury, Explaining Global Imbalances)。這份報告的註腳滿是學者的研究,他們都是當時政治左派的英雄,或是從那時起成為英雄的人物——尤其是皮凱提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但銀行的分析師卻把他們的研究用來服務富人。這份報告的主旨非常簡單:有錢人變得更有錢,而你能因此而致富。

根據卡普爾提出的洞見,他認為假若一個國家是由少部分人所擁有,那油價是多少就不那麼重要了。油價只對預算有限的人來說很重要。如果每日通勤的成本在幾個月內翻了兩倍,無可避免地會減少你花在其他必要開銷上的錢,比如度假、看電影,甚至是食物;但如果你非常富有,那你花在旅行上的錢相對而言非常少,因此你的開銷幾乎不會受到影響。如果你消費的是訂製柏金包、聖汐遊艇(Sunseeker),或是可能在邁阿密買的第四間房子,那油價的變化完全不重要,而這對製造這些商品的公司來說有很重大的影響。

卡普爾認為有太多分析師都在研究一般消費者,但在一個不平等的時代,一般消費者在經濟體中扮演的角色其實越來越邊緣化。他用「富人經濟學」一詞來描述有錢人在一個經濟體(像是英國、美國或加拿大)中擁有著不符比例的資產(他聲稱這個名詞是他發明的,但其實最早從十九世紀中開始,這個詞就被視為是「經濟學」〔economics〕的同義字)。他提出的分析十分原創,讓人一賭我在前兩章描寫的揮霍行為會對世界造成的影響。

「在富人經濟學中,沒有所謂的『美國消費者』、『英國消費者』或『俄羅斯消費者』,」卡普爾寫道,「只有『有錢的消費者』,他們人數很少,但擁有不成比例的龐大收入和消費行為。接著才是其他人,也就是『非有錢人』,具有壓倒性的人數,但在國家整體經濟中卻只占了驚人的一小部分。」根據花旗集團分析師的研究指出,位於美國頂層的一百萬個家庭擁有的財富,跟底層六千萬個家庭擁有的一樣多。而有錢人的財產只有相對很少一部分綁在房產上,因此他們其實擁有更高比例的可支配財富。

如果你只看金融資產,不計入房產,那麼頂層的一百萬個家庭持有的資產,就比美國底層九千五百萬個家庭的總和還多。這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也為精明的投資者提供了可以大賺一筆的機會。如果你能找到方法投資那些生產娜莉菈.迪奧戈(那位在婚紗上花了二十萬美元的安哥拉公主)和德米特里.菲爾塔什(買下倫敦地鐵站的烏克蘭大亨)喜歡的商品,那你就能從不平等之中獲利,而或許過不久,你也能躋身富豪之列。

不過,卡普爾提出的分析並非全部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推測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不平等現象之所以較歐洲和日本更嚴重,主要因素出自這幾個國家的移民文化,並指出這可能是因為移民的精神壓力較大,腦內分泌過多的多巴胺,與那些祖先快樂地住在祖輩村莊的人不同(「多巴胺是一種帶來愉悅感受的大腦化學分泌物⋯⋯與喜好新奇、冒險與企業家精神有關」)。

但他使用的經濟研究方法十分嚴謹,他列出一大堆因金權帝國人士的購物喜好而受益的股票:寶盛集團(Julius Baer)、寶格麗(Bulgari)、巴寶莉(Burberry)、歷峰集團(Richemont)、瑞士旅業集團(Kuoni)和托爾兄弟(Toll Brothers)。他的報告追溯的範圍遠至這些公司於一九八五年的股票價格,指出他們累積的年報酬率高達十七.八%,高過整個股市的年報酬率總和。這個過高的報酬率從一九九四年起就隨著時間增加,因為當時富有的俄羅斯人和其他人開始消費西方世界的奢侈品。

「新興市場的企業家/富豪(俄羅斯寡頭、中國房地產/製造業大亨、印度軟體巨頭、拉丁美洲石油/農業鉅子)靠全球化賺取了不成比例的龐大財富,想當然爾會開始對已開發富人經濟體的資產市場進行多樣化投資,」他寫道,「正如同不快樂的人都想找個訴苦的伴一樣,我們假設富豪們都喜歡混在一起⋯⋯新興市場的菁英往往會在已開發富人經濟體消費及投資,而不是在他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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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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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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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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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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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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