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金融危機之後,這些金權帝國的遊牧民族便開始繼承地球了

《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金融危機之後,這些金權帝國的遊牧民族便開始繼承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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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正是帶領讀者一步步解開這個金錢國度之謎:布洛以記者的身分,耙梳史料,實際走訪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如英美,梳理出貪婪政客與逐錢而居銀行家的面貌、會計師如何藏富民間、而律師又如何透過法律與隱私保障,幫竊國賊們隱匿蹤跡。

文:奧立佛.布洛(Oliver Bullough)

16 富豪喜歡一起混

阿杰伊.卡普爾(Ajay Kapur)是個花費許多時間思考如何賺錢的人。二○○五年秋天,他驚覺為何石油價格上漲沒有如傳統預測一樣對美國股市造成影響。當時的石油價格還沒來到二○○八年的歷史高點(布蘭特〔Brent〕原油價格超過了每桶一百四十美元),但還是在三年內增加了兩倍,相當驚人。由於美國的燃料稅很低,只要原油價格增加,就會迅速導致燃料零售價一併上漲,對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造成無法避免的影響。有車族怒氣沖天,政治人物不斷提出質疑,政府一籌莫展;但是,股市居然沒有出現連鎖反應,這實在令人困惑,而這種謎團正是分析師的心頭好。

卡普爾當時是花旗集團全球策略研究部的主管,他的工作就是為客戶找到投資標的,這就意味著了解世界局勢是很重要的。他和同事展開調查,斷定現階段還不需要太擔心這件事。但接下來他們又思考了更多、讀了更多,靈感隨之而來——他們在二○○五年十月發布了一篇報告,標題是〈富人經濟學,消費奢侈品,解釋全球經濟不平等現象〉(Plutonomy, Buying Luxury, Explaining Global Imbalances)。這份報告的註腳滿是學者的研究,他們都是當時政治左派的英雄,或是從那時起成為英雄的人物——尤其是皮凱提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但銀行的分析師卻把他們的研究用來服務富人。這份報告的主旨非常簡單:有錢人變得更有錢,而你能因此而致富。

根據卡普爾提出的洞見,他認為假若一個國家是由少部分人所擁有,那油價是多少就不那麼重要了。油價只對預算有限的人來說很重要。如果每日通勤的成本在幾個月內翻了兩倍,無可避免地會減少你花在其他必要開銷上的錢,比如度假、看電影,甚至是食物;但如果你非常富有,那你花在旅行上的錢相對而言非常少,因此你的開銷幾乎不會受到影響。如果你消費的是訂製柏金包、聖汐遊艇(Sunseeker),或是可能在邁阿密買的第四間房子,那油價的變化完全不重要,而這對製造這些商品的公司來說有很重大的影響。

卡普爾認為有太多分析師都在研究一般消費者,但在一個不平等的時代,一般消費者在經濟體中扮演的角色其實越來越邊緣化。他用「富人經濟學」一詞來描述有錢人在一個經濟體(像是英國、美國或加拿大)中擁有著不符比例的資產(他聲稱這個名詞是他發明的,但其實最早從十九世紀中開始,這個詞就被視為是「經濟學」〔economics〕的同義字)。他提出的分析十分原創,讓人一賭我在前兩章描寫的揮霍行為會對世界造成的影響。

「在富人經濟學中,沒有所謂的『美國消費者』、『英國消費者』或『俄羅斯消費者』,」卡普爾寫道,「只有『有錢的消費者』,他們人數很少,但擁有不成比例的龐大收入和消費行為。接著才是其他人,也就是『非有錢人』,具有壓倒性的人數,但在國家整體經濟中卻只占了驚人的一小部分。」根據花旗集團分析師的研究指出,位於美國頂層的一百萬個家庭擁有的財富,跟底層六千萬個家庭擁有的一樣多。而有錢人的財產只有相對很少一部分綁在房產上,因此他們其實擁有更高比例的可支配財富。

如果你只看金融資產,不計入房產,那麼頂層的一百萬個家庭持有的資產,就比美國底層九千五百萬個家庭的總和還多。這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也為精明的投資者提供了可以大賺一筆的機會。如果你能找到方法投資那些生產娜莉菈.迪奧戈(那位在婚紗上花了二十萬美元的安哥拉公主)和德米特里.菲爾塔什(買下倫敦地鐵站的烏克蘭大亨)喜歡的商品,那你就能從不平等之中獲利,而或許過不久,你也能躋身富豪之列。

不過,卡普爾提出的分析並非全部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推測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不平等現象之所以較歐洲和日本更嚴重,主要因素出自這幾個國家的移民文化,並指出這可能是因為移民的精神壓力較大,腦內分泌過多的多巴胺,與那些祖先快樂地住在祖輩村莊的人不同(「多巴胺是一種帶來愉悅感受的大腦化學分泌物⋯⋯與喜好新奇、冒險與企業家精神有關」)。

但他使用的經濟研究方法十分嚴謹,他列出一大堆因金權帝國人士的購物喜好而受益的股票:寶盛集團(Julius Baer)、寶格麗(Bulgari)、巴寶莉(Burberry)、歷峰集團(Richemont)、瑞士旅業集團(Kuoni)和托爾兄弟(Toll Brothers)。他的報告追溯的範圍遠至這些公司於一九八五年的股票價格,指出他們累積的年報酬率高達十七.八%,高過整個股市的年報酬率總和。這個過高的報酬率從一九九四年起就隨著時間增加,因為當時富有的俄羅斯人和其他人開始消費西方世界的奢侈品。

「新興市場的企業家/富豪(俄羅斯寡頭、中國房地產/製造業大亨、印度軟體巨頭、拉丁美洲石油/農業鉅子)靠全球化賺取了不成比例的龐大財富,想當然爾會開始對已開發富人經濟體的資產市場進行多樣化投資,」他寫道,「正如同不快樂的人都想找個訴苦的伴一樣,我們假設富豪們都喜歡混在一起⋯⋯新興市場的菁英往往會在已開發富人經濟體消費及投資,而不是在他們的祖國。」

這是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在過去兩年,俄羅斯富豪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買下了切爾西足球俱樂部(Chelsea Football Club),引起軒然大波。有錢人只喜歡把錢花在某幾個城市,應該不令人意外;但是,過去從未有人探討這類行為將造成的後果。

卡普爾將最主要的洞見歸功給「喜愛時尚的同事普莉希菈(Priscilla)」,這位同事曾告訴他:「哇,我可以靠富人經濟的股票發財,然後把錢花在那些商品上。」普莉希菈的主張是,如果不平等現象持續加劇,有錢人就會買更多奢侈品,大盤市場的表現就會不斷被奢侈品生產公司的股票壓過。如果卡普爾的客戶繼續投資這類股票,他們就能從越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中獲利,然後再把錢花在奢侈品上,進而讓那些股票上漲,讓不平等現象更為加劇,接著再消費更多奢侈品,股票再度上漲⋯⋯對任何夠聰明的投資人來說,這都是個良性循環。這基本上和克萊菲爾婚紗店或西倫敦不動產經紀人的故事帶給我們的訊息是一樣的:只要不對資金來源提出太多問題,你就有大賺一筆的機會。

卡普爾繼續在這個主題上著墨,陸續發表了更多調查成果。他在二○○六年三月發表了《富者越富》(The Rich Getting Richer)這份報告;九月,他在倫敦主辦了一場名為《一人得道,富者升天》(Rising Tides Lifting Yachts)的研討會,他用一句簡短但好記的公式「奢華狂歡」(Binge on Bling)來總結他的投資建議。這場研討會的網站仍然存在,儘管現場報告的連結已經失效,但還是可以在書面報告中找到與會者的發言紀錄,看到他們對金權帝國人士的購物喜好提出絕倫的見解。

「總的來說,有錢人想要尊榮的服務、獨特性和品質,傳統概念中的成本遠不及價值來得重要。時間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而非金錢。有錢人重視的是自己受到的關注和獨特性。」報告的作者如此總結,「我們的觀點是,有錢人將會變得更有錢,在接下來的日子,會享有更大比例的財富。」

從這個角度而言,這份報告不完全正確。金融危機從二○○七年展開,波及整個世界經濟體,許多富豪的財產瞬間蒸發;但這份報告也並沒有完全說錯,金融危機過去之後,銀行不再像以前一樣樂意隨便把錢借出去,意味著手上有閒錢的人正處在有史以來最優勢的位置上。而這也是為什麼倫敦、邁阿密和紐約這類地方的開發商,會這麼積極建設供外國富人投資的房地產。如果支配市場的是用現金交易的買家,那自然就會蓋出這些買家喜歡的房子;如果他們想要在三十二樓高的地方有個遛狗區域,那就非蓋出來不可。

卡普爾和他的分析師團隊在二○○六年曾說過這麼一段話,聽起來就像是對金權帝國人士的完美描述:「這些富可敵國的富豪,他們不受任何地理疆界的限制,而是在國與國之間自由來去,和富豪朋友一起在名勝地玩樂。以倫敦為例,超過四百萬英鎊的房產,有六十%如今都賣給了非英國人。」金融危機之後,這些金權帝國的遊牧民族便開始繼承地球了。

有許多像花旗集團一樣的銀行,雇用了大量分析師,製作了大量的報告,而這些報告裡描述了各種資產類別——股票、債券、商品、土地,只要是能獲利的東西,都寫在裡面。大部分的報告在達成原本就為數不多的目的之後,幾天之內就消失無蹤。不過,卡普爾的富人經濟學報告就留存得比較久了。在第一份報告發表後的一周內,路透社就根據報告內容製作了長篇報導,緊接著全球最負盛名的媒體都紛紛跟進。

後續的報告也陸續出現在《經濟學人》、《巴倫周刊》(Barron’s)、《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大西洋》(Atlantic)雜誌的報導中。他的洞見甚至開始被寫進書籍裡,包括麥可.葛羅斯那本描寫中央公園西大道十五號的有趣故事,後來也在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於二○○九年上映的《資本主義:一個愛的故事》(Capitalism–A Love Story)中出現,而卡普爾則是被拍成了反派角色。

不過,這可不太公平。卡普爾從未因為他和其他分析師所提出的現象而感到歡欣鼓舞,也在相關報告中明白表示,他並沒有針對這個主題採取任何道德立場(「我們根據事實提出分析,而非依據我們心目中的社會該是什麼樣子」),他只是盡忠職守,為客戶尋求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

他主要是對已開發國家進行總體經濟分析,尤其是美國,而且大多數時候也只是順道提起從竊盜統治國家流出的的財富,因此外界不能批評他縱容了這類令人髮指的竊盜行為——讓歐必昂家族得以向加州車商購買大量超級跑車,或是讓矮小的尚比亞前總統訂製高檔西裝和加了增高墊的鞋子。

事實上,他對貧窮國家的分析可能是最沒有說服力的部分,因為他相信這些國家的經濟會越來越守法,變得更像美國;但實際的情況是,他提到的許多國家其法治皆在逐漸惡化,整個國家朝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因此,卡普爾和他的團隊不該遭受來自網路的罵名,被視為是毫無道德、服侍竊盜統治者的陰謀集團。

真要批評的話,就不應該針對他們,而是金權帝國的棘輪機制。這個機制啟發了分析師這類絕頂聰明的人,讓他們無休無止地觀察這個世界,找出富豪是用什麼方法變得更加富有。在一個由有錢人支配的世界裡,只要是有野心的生意人,就不能忽視富豪的財力,即便他們的財富來源啟人疑竇。

這對某些曾被關注的問題產生了奇特的後果。二○一五年,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發表了一篇關於瑞士錶業的研究,標題是《不確定的時間》(Uncertain Times),指出首屈一指的奢華手錶製造商對未來感到憂心忡忡。這個不幸的肇因並非經濟衰退、也不是產品有任何瑕疵,而是因為中國政府開始採取打擊貪腐的行動,連帶使奢侈品的業績下滑,因為心術不正的政府官員在過去都會收受這類禮物作為賄賂。

「對中國和香港抱持的悲觀,不僅能以許多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率較低來解釋,也能以中國的反貪腐和反回扣立法來解釋——這些發展讓奢侈品的銷售急速下滑。」勤業眾信的分析師寫道,「八十一%的錶業主管指出,反貪腐法立法,導致中國的需求在過去十二個月來不斷下跌。」

奢華手錶在政府官員之間很受歡迎,因為這是一種低調卻能有效展示權力的方式。二○○九年,俄羅斯報紙《公報》(Vedomosti)調皮地報導了一系列高階官員在公開場合佩戴手錶的照片特輯,並標出每支錶的價格,同時也列出這些官員的薪俸,加以對照。政府支出監督委員會(Audit Chamber)主席的錶是最便宜的,只要一千八百瑞士法郎。大部分的錶要價在一萬到五萬美元之間,而超過這個價格範圍的,就是少數真正大肆揮霍的官員。

莫斯科副市長分別擁有一只價值一百零四萬美元和三十六萬美元的錶,占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第三貴的是車臣前總統拉姆贊.卡迪羅夫的錶,估計的價位是三十萬美元。這篇文章因此造成高層官員的難堪,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在二○一二年時,官方攝影師會把坐在一張高雅桌子旁的莫斯科牧首(Patriarch of Moscow)手上那只三萬美元的寶璣(Breguet)手錶用修圖軟體修掉。但是攝影師卻忘記把手錶的倒影也一併移除,反而讓牧首看起來更為可笑,也讓他以道德表率之姿,主張禁欲主義和傳統價值觀的演說顯得毫無說服力。

這宗手錶爭議並沒有在俄羅斯造成任何反貪腐活動(奢侈品製造商可能鬆了一口氣),但中國在二○一二年卻掀起一波嚴厲的打擊貪腐活動,數萬人遭到起訴,包括過去鮮少動到的軍方高層、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等。官員幾乎是立刻停止一切揮霍的行為,造成奢侈品生意的嚴重打擊,包括製造高級料理與酒類的商家。

法國的波爾多區(Bordeaux)在二○○五年只出口了一百二十萬公升的酒到中國,但在七年之內,這個數字就翻了幾乎五十倍,達到五千三百八十萬公升,而中國有錢人浮誇的購買行為,也徹底改變了法國製酒業的經濟結構。打擊貪腐活動開始後,中國官員不再願意公然豪飲拉菲堡(ChâteauLafite)紅酒,而該產區的出口量在兩年內就跌了四分之一。「當然我們也越來越少看到中國有錢人搭著私人飛機前來,一次買下價值五萬歐元的酒。」一位酒商後來頗為簡潔地表示。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西方製造商身上,他們都曾因為自家的高檔商品大受中國歡迎而獲利。由於中國和新加坡的銷量下滑(商品常常從新加坡重新出口到中國),蘇格蘭威士忌協會(Scotch Whisky Association)在二○一四年委婉地用「中國政府的撙節活動」一詞來解釋慘淡的業績。到了二○一六年底,這些商品在遠東市場的銷量跌了幾乎五十%。葡萄酒或烈酒製造商的投資者,原本希望能搭上卡普爾說的富人經濟浪潮,卻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不過,卡普爾確實對客戶提出過警告。他或許沒有分析新興市場的政客與生意人靠剝削來致富的方式,可能也誤以為俄羅斯這類國家的法治會越來越好,而提出錯誤的預測;但他至少指出了反貪腐活動會對富人經濟帶來風險,「根據預測,劇烈的收入不平等將會持續惡化,也牽涉到以國營企業為中心的清廉形象。這極有可能會導致強力的反貪腐政策。」他在二○一四年替美銀美林集團(Merrill Lynch Bank of America,他的新雇主)寫的後續報告中提到,「著重在新興市場的奢侈品,或是有較高能見度的產品,比如手錶、葡萄酒、車、珠寶等,都極有可能在短期內受到威脅。」

他利用撰寫這份報告的機會,重新檢視十年前的計算,但不認為有需要做出修改:「在俄羅斯、馬來西亞、以色列、菲律賓、臺灣和智利,這些地方的超級富豪比他們在美國的同伴擁有更高比例的經濟分配。有鑒於財富越多,就享有越高的稅前報酬,我們預期這種財富集中的現象將會持續成長。」

注意,他在這裡使用了「同伴」(compatriot)這個詞彙。他本來應該可以使用像「同志」(comrade)一類的詞,因為全世界的超級有錢人實際上並非同個國家的人。但他的用詞反映其背後心理:這裡隱含的弦外之音是,卡普爾所寫的富豪其實全部都是同一個國家的公民,不管他們拿的是什麼護照。

不過,由政府主導的反貪腐活動,不是唯一會減少投資富人經濟利潤的原因。自從他在二○○五年發表了第一份報告(他就算一直換工作,也還是持續發表相關報告),就不斷強調,富人經濟的本質就在於不平等。如果富人能繼續獲得占比龐大的世界經濟果實,他的投資策略就只會不斷產出龐大的獲利;而如果他們生活與消費的社會決定要阻止財富過度集中,就可以逆轉這個情況。「在某個時刻,針對富人經濟的反擊就會展開。」他在二○○五年做出這個結論。而這正是後來發生的事——美國帶頭展開了反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為什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薪水越來越低?因為從政客、銀行、會計師與律師,都只服務有錢人!(歐威爾獎入選,英國記者揭發「避稅鍊金術」的第一手報導)》,大塊文化出版

作者:奧立佛.布洛(Oliver Bullough)
譯者:黃亦安

川普只繳了750元的稅,比一個美國工人還低
聯電的稅率只有0.3%,你我的稅率卻從5%一路直衝20%
為什麼錢永遠只流入有錢人的口袋!?

「這世界上的每個政客跟富翁都應該讀,但他們才不會,因為這本書就是在寫他們!」
——諜報小說大師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2015年,馬來西亞總理納吉透過國家基金,涉嫌貪汙高達七億美金,貪汙案的關係人為了洗錢,甚至將這筆錢花在購買遊艇、送珠寶給名模、以及投資電影《華爾街之狼》上;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因貪汙被推翻政權,民眾發現他的私人豪宅裡堆滿官商勾結蒐羅而來的珍稀,甚至能就地設立為博物館。然而,當各國政府需要追討這些不法資產時,卻受到層層阻礙:你眼前的建築雖蓋在國家土地上,但所有權可能登記在英國;貪汙而來的金錢,存入你講不出全名的加勒比海小島銀行;而他們聘請美國律師打跨國官司,阻止你窺探他們的財富隱私……

三十年前共產主義垮台時,人們深信開放資本主義是人人都能發揮自己所長,憑藉實力賺取錢財,一步步走向均富;然而三十年後的現實卻是百分之六十五的民眾對於縮短貧富差距毫無信心,甚至不認為自己能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國家頂層的百分之五,握有國家百分之五十的資產,一般的平民百姓則較從前更感相對貧窮。為什麼資本主義與民主沒有帶來大家期盼的榮景,反而在2020年的今日,助長了集權與民粹,讓人把一切不平等都怪罪於資本社會之上?這其中的環節出錯何處?

奧立佛.布洛在他的得獎作品中,梳理了三十年來菁英階級如何轉移資產,加劇財富不平等的故事。在他的筆下,全球化既是市場擴大、財貨流通的商機,但同時也提供富裕階層貪汙的管道:金錢可以自由流動,法律只能困在原地。馬爾他的護照、英國的誹謗法、美國的隱私法、巴拿馬的空殼公司、澤西島的信託、列支敦士登的基金……有了高薪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及境外空殼公司,富裕集團能挑選自己想要遵守的法律,逃避國家的賦稅制度,不必擔負公民責任。這就是全球化的黑暗面,也是菁英階級構築的新國家:一個憑藉金錢與權力為所欲為的地下國度。

本書正是帶領讀者一步步解開這個金錢國度之謎:布洛以記者的身分,耙梳史料,實際走訪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如英美,梳理出貪婪政客與逐錢而居銀行家的面貌、會計師如何藏富民間、而律師又如何透過法律與隱私保障,幫竊國賊們隱匿蹤跡。發生於開發中國家的悲劇,其實也正在你我身邊上演,唯有理解整個金錢帝國的運作機制,才是推翻世界不平等的開始。

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_立體書封_有書腰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