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金融危機之後,這些金權帝國的遊牧民族便開始繼承地球了

《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金融危機之後,這些金權帝國的遊牧民族便開始繼承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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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正是帶領讀者一步步解開這個金錢國度之謎:布洛以記者的身分,耙梳史料,實際走訪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如英美,梳理出貪婪政客與逐錢而居銀行家的面貌、會計師如何藏富民間、而律師又如何透過法律與隱私保障,幫竊國賊們隱匿蹤跡。

真要批評的話,就不應該針對他們,而是金權帝國的棘輪機制。這個機制啟發了分析師這類絕頂聰明的人,讓他們無休無止地觀察這個世界,找出富豪是用什麼方法變得更加富有。在一個由有錢人支配的世界裡,只要是有野心的生意人,就不能忽視富豪的財力,即便他們的財富來源啟人疑竇。

這對某些曾被關注的問題產生了奇特的後果。二○一五年,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發表了一篇關於瑞士錶業的研究,標題是《不確定的時間》(Uncertain Times),指出首屈一指的奢華手錶製造商對未來感到憂心忡忡。這個不幸的肇因並非經濟衰退、也不是產品有任何瑕疵,而是因為中國政府開始採取打擊貪腐的行動,連帶使奢侈品的業績下滑,因為心術不正的政府官員在過去都會收受這類禮物作為賄賂。

「對中國和香港抱持的悲觀,不僅能以許多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率較低來解釋,也能以中國的反貪腐和反回扣立法來解釋——這些發展讓奢侈品的銷售急速下滑。」勤業眾信的分析師寫道,「八十一%的錶業主管指出,反貪腐法立法,導致中國的需求在過去十二個月來不斷下跌。」

奢華手錶在政府官員之間很受歡迎,因為這是一種低調卻能有效展示權力的方式。二○○九年,俄羅斯報紙《公報》(Vedomosti)調皮地報導了一系列高階官員在公開場合佩戴手錶的照片特輯,並標出每支錶的價格,同時也列出這些官員的薪俸,加以對照。政府支出監督委員會(Audit Chamber)主席的錶是最便宜的,只要一千八百瑞士法郎。大部分的錶要價在一萬到五萬美元之間,而超過這個價格範圍的,就是少數真正大肆揮霍的官員。

莫斯科副市長分別擁有一只價值一百零四萬美元和三十六萬美元的錶,占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第三貴的是車臣前總統拉姆贊.卡迪羅夫的錶,估計的價位是三十萬美元。這篇文章因此造成高層官員的難堪,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在二○一二年時,官方攝影師會把坐在一張高雅桌子旁的莫斯科牧首(Patriarch of Moscow)手上那只三萬美元的寶璣(Breguet)手錶用修圖軟體修掉。但是攝影師卻忘記把手錶的倒影也一併移除,反而讓牧首看起來更為可笑,也讓他以道德表率之姿,主張禁欲主義和傳統價值觀的演說顯得毫無說服力。

這宗手錶爭議並沒有在俄羅斯造成任何反貪腐活動(奢侈品製造商可能鬆了一口氣),但中國在二○一二年卻掀起一波嚴厲的打擊貪腐活動,數萬人遭到起訴,包括過去鮮少動到的軍方高層、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等。官員幾乎是立刻停止一切揮霍的行為,造成奢侈品生意的嚴重打擊,包括製造高級料理與酒類的商家。

法國的波爾多區(Bordeaux)在二○○五年只出口了一百二十萬公升的酒到中國,但在七年之內,這個數字就翻了幾乎五十倍,達到五千三百八十萬公升,而中國有錢人浮誇的購買行為,也徹底改變了法國製酒業的經濟結構。打擊貪腐活動開始後,中國官員不再願意公然豪飲拉菲堡(ChâteauLafite)紅酒,而該產區的出口量在兩年內就跌了四分之一。「當然我們也越來越少看到中國有錢人搭著私人飛機前來,一次買下價值五萬歐元的酒。」一位酒商後來頗為簡潔地表示。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西方製造商身上,他們都曾因為自家的高檔商品大受中國歡迎而獲利。由於中國和新加坡的銷量下滑(商品常常從新加坡重新出口到中國),蘇格蘭威士忌協會(Scotch Whisky Association)在二○一四年委婉地用「中國政府的撙節活動」一詞來解釋慘淡的業績。到了二○一六年底,這些商品在遠東市場的銷量跌了幾乎五十%。葡萄酒或烈酒製造商的投資者,原本希望能搭上卡普爾說的富人經濟浪潮,卻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不過,卡普爾確實對客戶提出過警告。他或許沒有分析新興市場的政客與生意人靠剝削來致富的方式,可能也誤以為俄羅斯這類國家的法治會越來越好,而提出錯誤的預測;但他至少指出了反貪腐活動會對富人經濟帶來風險,「根據預測,劇烈的收入不平等將會持續惡化,也牽涉到以國營企業為中心的清廉形象。這極有可能會導致強力的反貪腐政策。」他在二○一四年替美銀美林集團(Merrill Lynch Bank of America,他的新雇主)寫的後續報告中提到,「著重在新興市場的奢侈品,或是有較高能見度的產品,比如手錶、葡萄酒、車、珠寶等,都極有可能在短期內受到威脅。」

他利用撰寫這份報告的機會,重新檢視十年前的計算,但不認為有需要做出修改:「在俄羅斯、馬來西亞、以色列、菲律賓、臺灣和智利,這些地方的超級富豪比他們在美國的同伴擁有更高比例的經濟分配。有鑒於財富越多,就享有越高的稅前報酬,我們預期這種財富集中的現象將會持續成長。」

注意,他在這裡使用了「同伴」(compatriot)這個詞彙。他本來應該可以使用像「同志」(comrade)一類的詞,因為全世界的超級有錢人實際上並非同個國家的人。但他的用詞反映其背後心理:這裡隱含的弦外之音是,卡普爾所寫的富豪其實全部都是同一個國家的公民,不管他們拿的是什麼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