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裡的異鄉人》:從討厭騙子,一路滑坡到憎恨聯邦政府,為何有這種跳躍?

《家鄉裡的異鄉人》:從討厭騙子,一路滑坡到憎恨聯邦政府,為何有這種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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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社會學家霍希爾德造訪路易斯安那州,該地是茶黨運動的重鎮,孕育出無數死忠的右派群眾,堪稱川普現象的推手。作者發現,她這些右派朋友的主觀感受,和他們的客觀處境往往相互矛盾:他們明明是最需要福利救助的社會底層,卻反對「大政府」又支持大企業。這種弔詭從何而來?

文:亞莉.霍希爾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媒體製造不安

(前略)

不論是一對一、檯面上檯面下,過去五年我的報導人,沒有一個會使用我在福斯新聞網聽到的極端字眼。福斯評論員喬治.羅素(George Russell)談到了「綠色能源暴政」(green energy tyranny)。商業新聞主播波林(Eric Bolling)將環保署稱為「扼殺美國」的「工作恐怖份子」。福斯新聞商業網絡的評論員魯道伯(Lou Dobbs)在二〇一一年評論:「就目前的運作情況看來,[環保署]可能是蘇聯的地下黨。」

最受女性喜愛的評論員克勞薩默,把環保署提高空氣品質標準,比喻為對美國的「外敵攻擊」(enemy attack)。福斯新聞對環境的報導不少於CNN或CNBC(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但它的修辭充滿煽動。不過,我與路州茶黨支持者聊天的時候,完全沒出現暴政、地下黨(apparat)、恐怖主義者和扼殺者(strangler)等字眼。

我們每個人都會靠直覺過濾新聞。一位知識淵博、古道熱腸的茶黨黨員,主要就靠收看福斯新聞,以及上網讀《德魯奇報導》來瞭解時事。但她有時會看點自由派媒體,偶爾會「單純為了藝術版」在禮拜天購買《紐約時報》,至於其他版面,她說:「我會扔掉,實在太自由派了,我看不下去。」她是福斯新聞的死忠觀眾,但作為空服員,有時她在異國城市的旅館轉電視頻道,會發現只有BBC、CNN、MSNBC。她抱怨:「CNN一點都不客觀。我打開電視是想看新聞,但我聽到的都是評論。」

「你怎麼分辨評論和新聞呢?」我問。她解釋:「從他們的語氣。以阿曼普爾(Christiane Amanpour)為例,她會跪在非洲病童或襤褸的印度人身旁,雙眼直視鏡頭,然後說『這樣不對,必須改變。』或更糟糕,問題是我們造成的。她利用那個孩子主張:『美國,做點事吧。』但那孩子的問題又不是我們的錯。」這位茶黨的聽眾覺得阿曼普爾在指桑罵槐,強行灌輸自由派的感受規則(feeling rules),教導觀眾要為誰感到可憐。這位女性不想被告知,她應該要對小孩的命運感到遺憾或負責。阿曼普爾則因暗示大家應有何感受,而踰越了她評論員的角色。這位女性產生了防衛心。

「不!」她直白地說,「那是政治正確(PC),自由派希望我這樣的聽眾能產生共鳴,我不喜歡這樣。而且,如果我不同情那個小孩,我不想有人因此指責我是壞人。」她周遭的社會領域——工業、政府、教會、媒體——轉移了她對那個小孩需求的注意力,也讓她不用注意到自己的這份疏離。我探索那些她拒絕往來的事物,藉此回頭深入她的深層故事。但所有深層故事都是如此,我們每個人也都有這樣的深層故事。

一則隱密的新聞

距離謝爾曼污染印德河溝、病倒,並因「曠職」而被解僱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大約從他在上千名憤怒漁民聚集的體育館高舉「我就是那個人…」牌子時開始,他參加了一個名為「修復」(RESTORE)的小型環保團體。一九九四年,人們發現康維公司和康菲碼頭之間有一條四十年的管線在經年累月下產生了外洩,許多鄰二氯乙烷流入土壤之中。防護措施不足的清理工人生病了。其中五百人控訴康維,並在一九九七年贏得官司,獲得些微補償。

這正是一連串離奇事件的開端。如謝爾曼回憶道:「我們大約有八個人在我和我太太芭比的家裡聚會,阿瑞諾一家來了,特里科也在。但是後來,有個老師和他妻子也加入。剛開始他們似乎幫上不少忙。但有些小事件陸續發生。有一次,大家要我和他替團隊買東西。他寫下清單並一直拿著,清單上有兩個衛星定位GPS。我們帶著清單上的東西回到家,大家問為什麼要買GPS,他表現出一副我用公家的錢買了私人物品的樣子。我一句話都沒說,但很不喜歡這樣的感覺。

還有一次,謝爾曼敘述:「那個男人提早來,他問能不能使用芭比的電腦,芭比拿這台電腦來替團體記帳。」芭比暫時離開一下,然後注意到那個男人快速地切換電腦頁面,後來她才發現他下載了間諜軟體,讓軟體將她的電子郵件全部複製到他自己的電腦。下一次開會時,芭比和那名男子對質,經過一場針鋒相對的爭執,這個團體就此分道揚鑣,再也不曾聚會。沒有人知道那名男人的意圖,也不知道這個小小的環保團體為什麼會落得荒腔走板的局面。

十年後,一個名為「查爾斯湖計劃」(Lake Charles Project)的消息浮出水面。該計畫是康維公司為了阻止製造麻煩的人幫助工人不斷興訟,偷偷僱用了一支團隊來監視「修復」(RESTORE)。時任康維供應鍊的業務經理彼得.馬基(Peter Markey)在宣誓作證時坦承,公司花了二十五萬美金聘請間諜來滲透環保團體「修復」。間諜全是退役的特戰隊隊員,都在一家馬里蘭的保全公司上班。

有一名股東發現保全公司的主管在燒文件,懷疑當中是否有不法勾當。他把未燒乾淨的文件帶回家,在其中發現「查爾斯湖計劃」中的文件。

那是什麼?

馬基作證時被問到聘這些人做什麼,他回答:「是一場監視行動……」

佩里.桑德斯(Perry Sanders)律師問:「監視什麼?」

「環保團體」,馬基回答。

桑德斯律師:「你提到監視環保團體,那是什麼意思?」

馬基:「他們去開會,或類似的活動。」

桑德斯律師:「那種人會去開會,你是說像秘密特工?」

馬基:「對……」

桑德斯律師:「誰知道內情?」

馬基:「老闆。可能還有法務長。」

間諜收集稅務記錄、監聽電話,並拍攝特里科母親在查爾斯湖的房子,那間屋子正是特里科住的地方。

二〇〇八年「查爾斯湖計畫」的消息曝光,是由記者里奇韋(James Ridgeway)在左派雜誌《瓊斯夫人》(Mother Jones)的調查報導文章所揭露,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右派朋友沒有一個聽過這份雜誌。ABC(美國廣播公司)在當地的附屬電視台KPLC於二〇〇八年夏天播出四集節目,每一集幾分鐘,第一集就叫「康維僱用間諜」。但是,當地主要報社,即查爾斯湖的《美國通訊》卻隻字未提,舊的新聞檔案上相關報導完全不見蹤跡。

紐奧良的《皮卡尤恩時報》(Times-Picayune)於二〇一一年報導綠色和平組織提出的訴訟,有提及二〇〇八年這椿醜聞。但到了二〇一一年,當我開始訪問鎮上的人,沒有人記得這起間諜案。環保團體解散,康維現在則更名為薩索爾。

逐一檢視我漸漸混熟的右派朋友們身處的社會領域——公司、州政府、教會、福斯新聞——我開始反思那個「由小見大」的問題:環保。我的每位報導人都承受著嚴重污染,而且儘管企業、政客和州政府官員一致沉默,但幾乎每個人都清楚污染的存在。對於一些人來說,像是謝爾曼、哈羅德和安妮特,暴露在污染中,已成為生活中實實在在的體驗。對於其他人而言,則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儘管許多人(如麥當娜)大談對資本主義的熱愛,但占主導地位的工業,在他們的經濟體中呈現的絕對是一個愛恨交織的存在。石油高度自動化,大約佔15%的就業,而其中一部份就業人口甚至是工資更低的外籍勞工。州政府還大幅削減當地的工作和社會服務,以吸引企業進駐,這些錢並未留下來讓當地人雨露均霑,而是有三分之一流到外地。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社區成為生產的場所,卻沒能擁有在地的生產者。他們是有苦難言的受害者(victims without a language of victimhood)。

當我試著專注於茶黨朋友們的觀點,我感覺自己是在解開大悖論之謎的路上一進一退,每天來回穿越移情之牆(同溫層)。我從有問題之處開始著手(這是悖論的一面),但許多當地人拒談此事。我沒看見路州有多美嗎?我沒參加過查爾斯湖懺悔節嗎?為什麼要聚焦在那些陰暗面?但是,這些問題並非我捏造出來的,問題真的就在那裡——污染、健康、教育、貧窮。

不過,退一步想,如果一個人承認問題存在,他差不多就得承認他有意願解決問題。但誰能解決污染問題呢?企業不情願。至於社會支持方面,教會缺乏使命和經費。意外的是,每個人都同意如果要解決問題,那聯邦政府必須參與。但如果聯邦政府介入,右派就會舉起戰旗,控訴政府力量太大、無能且不懷好意。

所以,也許我們得回到結構性失憶症的概念:何必大驚小怪?有什麼大問題嗎?其他議題不是更重要嗎,諸如伊斯蘭國、移民、不配拿政府福利的人?是誰讓這些群體認為自己有權要求特殊待遇,沙夫說路州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在拿社會福利;謝爾曼想像救濟站裡有「女孩在徹夜狂歡」;哈迪在鎮上四處看到「可憐蟲」(poor dears)?

當然,我想的確是有些人欺騙了政府,這是不對的行為。但是從討厭騙子,一路滑坡到憎恨聯邦政府,這中間還是跳過了許多東西。為何有這種跳躍?我認為找出根本答案的最佳途徑,就是走進他們的深層故事。

相關書摘 ►《家鄉裡的異鄉人》:如果我要寫信給路易斯安那州那些右派朋友,我會這樣說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家鄉裡的異鄉人:美國右派的憤怒與哀愁》,群學出版

作者:亞莉.霍希爾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譯者:許雅淑、李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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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來到川粉票倉,理解異溫層為何深信
他們的美國夢被插隊?

跨越政治分歧的暖心鉅作
同理卻不流於濫情,厚實敘事搭以深刻分析

本書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2016年,川普以政治素人之姿當選美國總統,媒體界譽之為黑天鵝效應,而自由派則視之為平權運動的反挫。社會學家霍希爾德(Arlie R. Hochschild)造訪路易斯安那州,該地是茶黨(Tea Party)運動的重鎮,孕育出無數死忠的右派群眾,堪稱川普現象的推手。作者發現,她這些右派朋友的主觀感受,和他們的客觀處境往往相互矛盾:他們明明是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卻否認氣候變遷;他們明明是最需要福利救助的社會底層,卻反對「大政府」又支持大企業。這種弔詭從何而來?

這些底層右派白人的生命故事,透露出他們感受的根源。右派原本自認能順利追逐美國夢,但在聯邦政府干涉下,讓他們覺得遭受移民、女人、黑人等弱勢群體的「插隊」。對稅收的偏惡、對信仰的忠誠,與對國族榮譽的驕傲,是右派政治理念的三大支柱。但如今,政治正確的風氣卻讓他們飽受圍剿與嘲諷,不敢說出內心感受,使他們的處境宛如家鄉裡的異鄉人,直到敢言的民粹領袖川普為他們出一口氣。

雖然作者Hochschild在諸多議題如同婚、環保和右派站在相反立場,但她並不放棄跨出同溫層的希望。透過貼近底層右派群眾的生活,作者期盼能為政治分裂日益嚴重的社會,搭起一座相互理解的橋樑。在這個全球吹起右翼民粹主義旋風,進步派卻視為「大倒退」的時代,本書的出版可謂再及時也不過。

本書特色

  • 資料兼具深度與厚度,歷時5年、訪談60名報導人、累積4000多頁逐字稿。
  • 人物描寫充滿立體感,充分連結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呈現社會學式的想像,適合用作人文社科的通俗讀本。
  • 對自詡進步左派,卻苦於將理念傳達給不同背景的朋友,本書作者親身力行如何打破同溫層,搭起相互理解的橋樑。
  • 為什麼弱勢的群體反而常支持傾向挺大企業、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右派政黨?這是個全球性現象,亦可見於台灣,而本書進行了極深入的實地考察。
  • 強調情感在政治中的角色,而非只看見經濟利益。在民粹的年代,此種切入角度已成為顯學。
  • 欲瞭解BLM(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本書對茶黨、川普、美國南方白人的分析,提供了種族議題的絕佳參照。
  • 以路易斯安那的石化產業為例,打破「環保與經濟」非此即彼的虛假二分。
  • 對於必然伴隨全球資本主義而來的「犧牲體系」,本書展開了深切的反省,有助於我們思索底層與右派的論述如何結合。
  • 戳破保守派的諸多迷思與意識形態:

(X)政府補貼工業有助於增加就業機會
(O)並無明確證據支持這點;新的就業機會也多半外流給移工,而非居民
(X)提高福利,依賴福利的人就不會工作
(O)許多領社會福利的人仍有工作在身,事實上窮忙族靠福利補貼維持收入,反而應被視為政府施惠給企業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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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