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裡的異鄉人》:如果我要寫信給路易斯安那州那些右派朋友,我會這樣說

《家鄉裡的異鄉人》:如果我要寫信給路易斯安那州那些右派朋友,我會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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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些底層右派白人原本自認能順利追逐美國夢,但在聯邦政府干涉下,讓他們覺得遭受移民、女人、黑人等弱勢群體的「插隊」。如今,政治正確的風氣卻讓他們飽受圍剿與嘲諷,不敢說出內心感受,使他們的處境宛如家鄉裡的異鄉人,直到敢言的民粹領袖川普為他們出一口氣。

文:亞莉.霍希爾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第十六章 他們說天堂裡綠樹成蔭

(前略)

「受害者」是我那些路易斯安那州茶黨朋友最不願意拿來描述自己的字。他們不想成為「可憐的我們」。身為團隊至上者、膜拜者和牛仔,他們對於自己能挺過迎面而來的困難感到驕傲。但是,有鑑於他們失去了家園、飲用水,甚至失去經濟體中非石油部門的工作,已經沒有更恰當的字眼可用了;他們就是受害者。路州州民的確是整個美國工業體系中獻祭的羔羊。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大家都開開心心使用塑膠梳子、牙刷、手機和汽車,但並不是全部的人都得為此付出高污染的代價。如同本書研究所顯示,紅州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部分原因是他們自己投票支持放鬆管制,另個部分則是因為他們在社會領域中接觸的政治、工業、電視頻道與教會佈道台,歡迎他們這樣做。由此看來,藍州的州民兩者兼得,而紅州的許多人卻兩頭空。弔詭的是,右派的政治人物訴諸這種受害感,即使正是前州長金達爾所做的這一類政策造成問題惡化。

但同時,左右兩派都需要對方,例如藍州的沿海城市和內陸城市,需要紅州的能源和有錢的社區。中西部和南部的農村需要透過都會區來接觸更多元廣闊的世界。正如社會學家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所言:「藍州的知識經濟有賴紅州的能源才得以運轉;反過來,紅州的能源經濟則依賴密集的沿海城市和都會地區,不僅僅是要他們的市場和移民,還有賴他們所提供的技術和人才。」

在這趟旅程中,我受挫於移情之牆的複雜性和高度。但是,我遇見的路州人愛開玩笑,又熱情接待一個來自加州柏克萊的陌生人,他們讓我知道在人性之下,這道牆絕對能輕易倒下。而且只要就事論事,的確存在實際合作的機會。國會中的左派與右派現在都同意減少監獄人口這項目標。年輕的保守主義者遠比他們的長輩更關心環境問題。我上次看到沙夫時,他令我吃驚地提出了一個跨出去的議題:「巨額的金錢加深我們之間的分歧,讓我們擺脫政治吧!兩方都是!」

我現在坐在加州家中的書桌上,我的通訊簿中有新朋友的名字,也希望能繼續保持聯繫,我從書房的窗戶向外凝望。灰色的雲在北方遠處升起(那是舊金山灣東岸的里奇蒙雪佛龍〔Richmond Chevron〕煉油廠)。我才想到印德河溝的災難其實離我們並不是太遠。

一九六九年,聯合石油公司(Union Oil)在加州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外海外洩,這是當時美國最大的石油外漏事故,其他地方也有洩漏事故。雖然藍州比紅州乾淨,但這個挑戰卻是全國性的,而且還不斷增長。經過數十年的改善之後,從二〇〇九年以來,全國的空氣、水和土地污染率再度上升。本書關注的「由小見大」問題(即環境污染)深深提醒我們所有人,在深層故事和政治之外,攸關生死存亡的事情有多重要。

如果我要寫一封信給我進步自由派(左派)的朋友,我會這樣說:

為什麼不去瞭解那些在你政治圈外的人在想什麼?先把艾恩.蘭德(Ayn Rand)撇在一邊吧;她是他們的精神導師沒錯,但你會發現這群人並不如你預期的那樣自私,真實的情況並非蘭德描述的那樣。你可能會遇到一些非常好的人,他們會教你許多事,關乎強韌的社區、勇氣和韌性。

你可能認定,強大的右派組織者(為追求他們的經濟利益)「勾引」右派的草根支持者時,是訴諸支持者本性中的壞天使(bad angels),像是貪婪、自私、種族不寬容、恐同,以及渴望擺脫用來扶弱濟貧的稅金。如我在川普紐奧良造勢大會看到的那樣,不少這類訴求延續著。但是,這掩蓋了另個面向,也就是右派的好天使(good angels),他們在令人恐慌的經濟年代依然好好排隊的耐心,以及保持忠誠、犧牲和堅毅的能力——這些都是他們深層故事自我的特性。

想想當你處在他們情境下手裡的可能選項,到頭來,你必能更貼近他們的觀點。

如果我要寫信給我路易斯安那州那些右派的朋友,我可能會說:

有很多進步自由派,並不會比你更滿意國家的政治選擇。許多人也會在你們一部分的深層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正如一位60歲在舊金山小學擔任教師的白人女性所說:「我是一名自由派,但是,嘿,我可以同理排隊等待的那部分。」我知道你心中的目標(有活力的社區生活、充分的就業、勞動的尊嚴、自由),但是你所擁抱的那些政策能達成這些目標嗎?你當然想要好的工作和收入。

你可能不想聽到以下這段話,但是歷史上,民主黨在收入和就業的表現都比共和黨更好。例如,在《公牛、熊和投票箱》(Bulls, Bears, and the Ballot Box)一書中,迪特里克(Bob Deitrick)和戈爾德法布(Lew Goldfarb)就點出過去80年以來,在12項指標中的11項,民主黨總統領導時的經濟表現優於共和黨時期。不過,政黨之間的分歧並非清楚可見;去管制化年代裡的民主黨員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普遍受到右派支持,然而共和黨的尼克森卻啟動現在普遍受左派支持的環境管制。

路州人,看看挪威吧。這是一個小型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人口數大約和路州五百萬人相當。它有長長的海岸,而人民和你們一樣渴望海水、船舶和釣魚。挪威和你們一樣也有石油。但是,路易斯安那州和挪威之間的區別在於兩者的治理哲學不同,抱持的自由(freedom)概念也不同。挪威人期望(也確實)從那些當選的政府官員那裡得到許多東西。挪威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八千億美元),挪威人多數都是過著中上階級的生活水準。

隨著如此富裕的生活,使他們在健康、教育與整體福利方面都得到很高的分數,他們享受免於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need)。我們美國人有自己的文化,我們最棒的優點是善於吸取來自世界各地的好點子。從長遠來看,我們也許可以將自己從石油產業中解放出來,而與此同時,為了尋求「金達爾模式」的替代方案,很值得思考怎麼做才能讓路州從它的大悖論中「解放」出來。

隨著你逐漸瞭解他們之後,就會發現進步派有他們自己的深層故事,是跟你的故事相似的深層故事,卻也是他們覺得可能被你誤解的深層故事。在這些故事裡,人們圍繞在一個巨大的公共廣場,廣場裡頭是提供給兒童的創意科學博物館、公共藝術與劇場節目、圖書館、學校,最先進且開放給大家使用的公共基礎設施。他們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建造了它。外人可以加入這群站在廣場四周的人們,因為現在是自己人的,很多在過去也曾是外人;融合和接受差異似乎是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美國價值。

但是在自由派的深層故事中,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掠奪者入侵公共廣場、大肆拆除,並在公共建築中心偷走磚塊和混凝土塊,可說是自私至極。目睹傷口上灑鹽的行徑,公共廣場的捍衛者無助地看著那些拆除了公共廣場的人,用那些磚塊和混凝土建造私人偽豪宅(McMansions),進而將整個公共領域私有化。那就是自由派深層故事的要旨,而右派則無法理解為何自由派將他們那充滿創意且得來不易的公共領域,視為美國生活中強大的整合力量,並對這點感到非常驕傲。諷刺的是,你和左派之間的共同點遠超出你想像,因為許多左派也覺得自己像是家鄉裡的異鄉人

由於我們有不同的深層故事,左派和右派專注在不同的衝突,各自擁有對於不公平的相關觀念。左派注意的是私部門、頂層階級的1%,還有剩下99%之中輪廓逐漸清楚的下層階級。這是自由派的引爆點。右派認為公部門是「接受者」(takers)的專屬服務櫃臺,這群接受他人施予的恩惠之人愈來愈多且不事生產。

但是,萊許(Robert Reich)則認為更根本的衝突發生在第三個位置,即在地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競爭性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competitive and monopoly capitalism)之間。萊許預測:「美國政治的主要分界線,將由民主黨對抗共和黨,轉向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對抗建制派。」這條線將區分出「認為比賽受到操縱,以及認為比賽未受到操縱的人。」

諷刺的是,在此一政治分裂下,雙方都在努力應對全球資本主義嶄新卻駭人的面貌。在一個極度自動化和全球化的時代,收入停滯或下滑的那90%的人要如何應對?對於茶黨而言,答案在於團結家庭和教堂周遭的人,然後卑躬屈膝,懇求跨國公司從世界各地過來。這是南方統治者過去用來吸引新英格蘭的紡織廠或紐澤西與加州汽車廠的策略,他們提供較低的薪資、反工會的立法、降低企業稅並給予更多財政誘因。

對於左派自由派來說,最好的方法是透過世界一流的公共基礎設施和頂尖大學來滋養新的企業。例如許多人口中新工業時代的大本營:矽谷(與谷哥、推特、蘋果和臉書)一帶,還有電動車與太陽能產業。由此看來,紅州就是走路州模式,藍州就是加州模式。

有趣的是,雙方都呼籲要有一個行動主義的政府來回應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挑戰,但是要對不同的事情積極。當金達爾把路易斯安那州納稅人十六億美金當成私人企業的「誘因」時,他是一名政府行動主義者。自由派的政治人物要求恢復我們殘破不堪的基礎設施則是另一種行動主義者。而且在兩黨之外還有一些想法尚在萌芽。

相關書摘 ►《家鄉裡的異鄉人》:從討厭騙子,一路滑坡到憎恨聯邦政府,為何有這種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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