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佐藤春夫台灣行後發表〈霧社〉,自述「是旅遊紀行加上動亂實錄」

《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佐藤春夫台灣行後發表〈霧社〉,自述「是旅遊紀行加上動亂實錄」
1930年的霧社|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笠原政治自選二十年來陸續發表與民族分類有關的論文,依日治時代先行者進行研究調查的時間為縱軸,追溯原住民族全體分類軌跡的議題,構成這本以研究史與民族分類為主題的專書。

文:笠原政治

佐藤春夫的台灣之旅

2003年(平成十五年)2至5月,和歌山縣新宮市立佐藤春夫記念館推出一場主題為「佐藤春夫的台灣之旅——1920年.夏」的小型特別展。同時配合這場企劃展,該館將館藏資料集結出版《佐藤春夫收 森丑之助書簡》(新宮市立佐藤春夫記念館編),收錄1920年7至9月,森從台北寄給當時停留在打狗的佐藤,包括八封書信、一通電報,以及寄給東煕市的一封信,都翻拍復刻收錄書中。這些書信全部由佐藤保管收藏,是第一次以照片的形式公開展示森的親筆信。

7月上旬在炎熱的台北與森見過面後,佐藤到打狗落腳,接下來便到台南等地探訪。在東煕市的照顧下,佐藤到9月一直在南台灣享受著生活,這段期間7月下旬前往台灣海峽對岸的廈門等地旅行約兩週。去中國大陸旅行的動機,好似是來自台北的森的推薦。從8月26日來自森的一封信裡有這麼一句話,「收到你從廈門回來的消息」,應該是佐藤從廈門回到打狗後,曾寄信向森回報消息吧。

前述書簡集收錄的書信當中,以8月底至9月初這段期間最多,佐藤終究還是聽從森的建議,預訂於9月走訪山區的原住民族居住地(當時的用語是「蕃地」)。就森的立場而言,一定希望這位感受性豐富的年輕作家能親自看看自己投注二十多年心血,持續調查研究的台灣山地是什麼樣貌。森在信中詳細交代到山區的種種細節,從注意事項到公部門和熟人的介紹,及具體旅行時間表等,字裡行間盡是無微不至的照顧。人說性格豪放的森,同時也有體貼周到、心思縝密細膩的一面。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森拜託總務長官下村宏,希望幫要去山區旅遊的佐藤開個方便之門。那時規定除了部分地區以外,要進入原住民族部落需行政當局許可。當然,如果是來自主管當局的總務長官說情,那就另當別論。下村同時也是別號海南的詩人,對文藝有著深刻理解。巧合的是,他與佐藤同樣是和歌山縣出身。

據悉正因為這層關係,佐藤才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直入山區深處探訪部落,此外,總督府方面或許也期待藉由這位「內地人作家」的文筆,讓統治行政的政績得以昭告天下吧。森的書信(8月26日)有這麼一句話,「下村長官為了介紹台灣,有意特別優待這位有名人士」,可作為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

森在書信中建議佐藤探訪的山區共三處:中部的阿里山(今嘉義縣阿里山鄉)、日月潭(南投縣魚池鄉)、以及霧社(南投縣仁愛鄉)。其留宿地點森都預先一一安排妥當。但是出發之前,阿里山卻無法成行,因為9月3日有颱風襲擊,山區各地交通寸斷難行。書簡集所收錄的信,最後一封的日期是9月10日,內容是一連串對佐藤旅行仔細叮嚀的話語。森不只熟悉山地的情況,對不熟悉山區的外來者也一樣鉅細靡遺考慮周到。

後來的結果是,佐藤的計畫有些許變更,9月過半後才首先探訪中部名勝日月潭。當時的所見所聞分別記載在〈日月潭遊記〉(1921)、〈旅人〉(1924)等幾篇遊記。預定在日月潭停留一晚,當日黃昏到達,佐藤參觀位在美麗的山水湖色附近某處原住民村落。然而,他在那看到的是以觀光客為對象,表演歌舞的住民的場面,對這種觀光的光景,佐藤難掩失望。

比起在日月潭度過的一天,接著前往下一目的地,在霧社的體驗就讓佐藤留下非常強烈的印象。霧社在當時號稱為「蕃界第一的都會」(佐藤1925a〔1998: 119〕)。這裡是許多內地人生活的地方,但是不巧就在佐藤到訪之前,在更深處一個叫「沙拉茅」的地方,爆發居民攻擊警察局並殺死該地駐在警官的事件。

根據台灣總督府有關原住民族的官方紀錄《理蕃誌稿》第4編,從前沙拉茅這個地方就漂盪著一股不穩定的氛圍,到了9月18日終於發展成喋血的反抗事件。事件一發生,政府立刻就從平地派遣「討伐部隊」上山,接著又召集與沙拉茅有敵對關係的周邊原住民族部落,組成「奇襲部隊」動員鎮壓。霧社也因作為前往深山出擊的據點,顯得氣氛很緊張。

前往山地途中,關於沙拉茅事件的消息斷斷續續傳進耳裡,佐藤因為不知事情究竟而感到不安,可能是想起原住民族有馘首的舊習,而感到一股莫名恐懼吧。

推測佐藤大概是9月2日到達霧社(蜂矢1991: 15),在那停留一晚,次日來到能高山頂附近登山,當天就在深山裡的駐在所留宿一夜。接著,隔天循著來時路線下山,再度回到霧社的那個晚上,佐藤遇到正要前往沙拉茅的討伐部隊,觸及到那種緊張的氣氛,即使只不過是旁觀者,但當時目擊到的事態,台灣山地活生生的現實狀態,肯定深深銘刻在佐藤心中。

還有,不同於前次在日月潭只有觀光就結束行程,在霧社時有好幾次與當地住民直接接觸的機會,靠著對方不太流利的日語交談了幾句話。透過這樣的體驗,佐藤感受到的是山區人民似乎別無選擇,只能接受日本統治影響的樣子。這次在霧社及能高山共停留三晚,當時光景在後述遊記〈霧社〉(1925a)有描述。

從霧社下到平地幾天之後,回程經過台北,佐藤被森邀請到他的台北家裡作客。根據佐藤自己的回憶,「在台北住在森丙牛先生家裡,待我像家人一樣,只停留半個月」,當時似乎是這樣子。至於「只停留半個月」的這段逗留期間,佐藤在他後來發表的紀行並沒有詳細交代,推測可能這段時間他們兩人迅速發展成關係親近的好友吧。還有,佐藤在聽過熟悉台灣山地各個角落的森的談話,對於台灣原住民族一定有更深一層認識。

《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的年譜中記載「10月15日,離開台北(歸來)」。佐藤春夫這趟歷經約三個月,在台灣及其對岸的旅行就告結束了。

〈霧社〉裡描寫的森丑之助

佐藤春夫在台灣旅行之後,1925年發表標題為「霧社」的作品(佐藤1925a),他自己定位這篇文章為「不是小說,是旅遊紀行加上動亂實錄」(佐藤1963〔2000: 108〕),是根據他1920年9月當地體驗寫出來的報導文學,當中也有好幾處提到森丑之助。以下聚焦在與森有關的部分,看看幾處所記載的事情。

首先是森的主要著作《台灣蕃族志》第1卷裡提及之處,該書是關於森稱為泰雅族的北部山地住民之第一本正式民族誌,佐藤到台灣旅行之前三年,即1917年(大正六年)出版。佐藤在霧社一家旅社遇到一位年輕的女主管(女服務生部門),她的臉上有紋面,當詢問名字時,她回答「Ohanachan」〔譯註:日語「小花」之意〕,以下是佐藤記錄的這段對話(佐藤1925a〔1998: 125〕):

「我喜歡日本的和服。」

她突然說出這句話。後來看見桌子上有一本《台灣蕃族誌》第1卷,她喊了一聲「書!」就拿起在手上翻看。當女孩看到開頭幾張照片時,連連喊著「蕃人、蕃人」,一付很不可思議的樣子,這樣的動作反覆好幾次,看起來她覺得這是很有趣的東西。當夜稍晚,她空閒時帶了另外一位不知從哪來和她一樣的女孩,這女孩也拜託他讓她看剛才那本書,兩個女孩就這樣興致勃勃且喋喋不休,很興奮地看著那些照片。

《台灣蕃族志》第1卷,開頭有十二名原住民族的臉部照片,然後是刊載四十幀作為體質人類學資料的泰雅族(包括賽德克族)人物照片,這就是那些女孩看了覺得很有趣的東西。這本將近四百頁的大部頭民族誌著作,是森贈予佐藤的。從打狗到日月潭,再到霧社等山地,繞了一圈再回到台北,佐藤一路上都隨身帶著該書,一有空暇便閱讀。關於森的這本書,在〈霧社〉其他地方沒有再提到過。容後敘述,佐藤在另一篇作品〈魔鳥〉(1923)中,同樣以該書為依據寫成。

其次是沙拉茅事件,關於這起在當地受到相當強烈衝擊的事件,不知為何,在〈霧社〉幾乎沒有看到什麼具體記述,只有描寫到與「討伐部隊」一起過了一夜,被雇用搬運糧食的霧社居民非常亢奮,對於騎馬打戰一事興致勃勃的樣子。取而代之的是,佐藤記錄他在回到台北森的家中,聽森所說這段相當長的話(M氏是指森)(佐藤1925a〔1998: 137-138〕)。

M氏對沙拉茅事件談得不多,卻談到對於這起事件的起因必須追溯到十年以前,佐久間總督率軍測試強行軍縱貫全島時,否則無法得知真相。佐久間閣下在理蕃政策上不惜盡可能採取高壓手段,而M氏本身當時對此策略是否可行,就已感到懷疑。特別是或許有人責難過當時對沙拉茅的處理方式是失敗的。知道蕃地的情況不穩定,但當他知道是沙拉茅時,M氏能夠一句話就預料會發生大事。

他更進一步舉出,蕃人一直就是自己負責一國的這個事實。因此對於蕃人來說,想要在他們之上當統治者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說在霧社看到從沙拉茅掠奪來的戰利品等,M氏聽了不可思議地說,蕃人在發動事件之前應該已有充分計畫,像是婦女老幼都潛藏到深山裡面,衣服之類等用品也都會藏匿起來才是。

當我仔細描述那些衣服的圖樣等時,M氏聽了就說,蕃人在開戰之前,會把以前在和平時期敵人贈予他們的東西,全部丟回到敵人的土地範圍內,表示不承認這些恩惠,也就是宣戰的意思,這是他們的習慣。或許你看到的那些衣物就是被他們丟在路邊的吧,無論如何,蕃人的習俗常被忽視,這也是令他們憤怒的原因,或者甚至沒有注意到已被宣告將要發生事變的這些訊息。

對於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時期開始執行「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也就是對不歸順的原住民族行使武力,沒收武器等高壓措施,森從一開好好考量這個「計畫」,然而,像森這種在總督府體制不占有實質位置的人物,再怎麼大聲提出批判,這些意見一點也影響不到統治政策的決定。認識佐藤的這個時期,森已逐漸與總督府保持距離,可以想見他對那些至今還完全不想了解原住民族的在台內地人,也感到非常沮喪。

我們可以把佐藤這段文字當做森丑之助的真心話:「知道蕃地的情況不穩定,但當他知道是沙拉茅時,M氏能夠一句話就預料會發生大事。」有說出此話程度的知識,無疑是森才擁有。但是說穿了,佐藤在此的感想或許也有幾分混亂,可以想像,受到總督府特別待遇的佐藤,或許是避免用他的話語提及沙拉茅事件,而是用森的談話來為自己代言,這種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見。

延續記述,佐藤引用一個由森講述關於原住民族獵首習慣的故事(佐藤1925a〔1998: 138〕):

有一天,據在市內發布的一條號外,報導有架為了鎮壓蕃地而派遣的飛機,墜落在蕃地山區的消息。接著,又一則號外說,那架飛機遭到破壞,還發現被切斷首級和男根的飛行員屍體。那時M氏以溫雅的表情憂鬱地告訴我說,蕃人一旦殺了人,他的目的絕非為了殺人而殺人,這是他們為了一種宗教信仰上的迷信,只是為了想要取得一顆首級而已,如果可以取得一顆首級,他就能保住性命,如此而已。

至於劃破孕婦的肚子或是切斷死人的男根如此行為,他們的宗教信仰上以殘酷虐待為樂的風俗是無意義的,他們自古以來的習慣很少見到,這不是他們祖先的習俗,恐怕是從外來民族學來新的蠻風,云云。

《台灣蕃族志》第1卷裡,有一長篇的章節標題為「獵首」,裡面森以他獨有觀點詳細記載這種慣習。森也不是一開始就肯定獵首這種行為,而是為了試圖找出這種行為的意涵,如同後述佐藤的小說〈奇談〉(1928),當中也和這裡介紹森的講述一樣,幾乎用了相同的文字。

還有一件事,雖然有點岔開主題,但還是想提一下。佐藤在霧社看到一位很奇特的中年女性的事。這位人物臉上有刺青,毫無疑問是在地的女子,但是她穿著日式服裝,大聲命令許多男子,在山地非常醒目。聽人家說,她是跟一位派來霧社工作的內地人巡查結婚,後來巡查被調派到其他地方去,他們就離婚了(佐藤1925a〔1998: 124〕)。當時在霧社一帶,經常可見內地人跟當地女性同居,後來卻拋棄離開,也讓當地人感到憤慨。

那麼,佐藤注意到的這位奇特女性究竟是誰?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好幾種說法,其中可信度較高的是,她是與巡查部長近藤儀三郎有婚姻或「內緣」〔譯註:非正式婚姻〕關係的迪娃斯.魯道。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迪娃斯.魯道與近藤在一起,1917年近藤轉調到東部平地的玉里時,迪娃斯.魯道就一人回到霧社(據說近藤失蹤,一說自殺),從此她也無法再婚,一直保持單身過著不幸福的日子。

這位迪娃斯.魯道就是後來1930年發生日治時代最大原住民抗日事件,「霧社事件」的領導者莫那.魯道(馬赫坡的首領)親妹妹,這才是重點。據說,莫那.魯道就是因為看到妹妹這樣悲慘的命運,開始對內地人懷恨在心。

據知,森丑之助和與這個迪娃斯.魯道有婚姻(內緣)關係的近藤相當熟識。《台灣蕃族志》第1卷第2編「體質」寫著「必須感謝好友近藤儀三郎的好意,在做太魯閣蕃調查時的協助」,這段謝辭在該書中算是罕見針對個人的表意(森1917a: 106)。假設,近藤是在霧社附近值勤時期協助過森進行身體測量調查,那麼森與迪娃斯.魯道見過面的可能性非常大。還有,該書「馬赫坡社項記載著「勢力 頭目莫那.魯道,有四十一戶的集團」(森1917a: 86)。因為森曾好幾次進入霧社,所以不易推測出正確日期,然而可推測森一定認識年輕時的莫那.魯道。

以莫那.魯道為首發動霧社事件的時間,已經是距佐藤春夫造訪當地十年以後的事,那時推薦佐藤到霧社採訪的森丑之助,也已不在人世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先行者及其台灣踏查》,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作者:笠原政治
譯者:陳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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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研究史的意義,在於喚起人們關注那些被忽略的歷史軌跡。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從日治時代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當代仍參考援引日治時代所留下之文獻者不計其數,卻不曾有人將此期間的研究者及其背景做過系統性的整理及解讀。

作者笠原政治自選二十年來陸續發表與民族分類有關的論文,依日治時代先行者進行研究調查的時間為縱軸,追溯原住民族全體分類軌跡的議題,構成這本以研究史與民族分類為主題的專書。本書從原住民族研究先驅「三傑」: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鳥居龍藏等先行者縱橫全島的台灣踏查採集,到《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這部學術著作之解析,以探討原住民族分類的由來與經過,盼能引起更多讀者對台灣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的興趣,並且對日治時代的資料有正確認識與解讀。

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_立體書封300dpi
Photo Credit: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