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在朝經世致用，在野回饋鄉里，科舉社會下的宋代士族

文：黃寬重

結論：科舉社會下家族的發展與轉變

二、家族與地方社會

經營鄉里的人際關係，對家族的發展至關重要。學校教育的目的之一在致力舉業、取得功名。同鄉青年一齊受教育，共同學習，目標一致，從而培養了深厚的情誼；這層關係成為未來互相支持、互為奧援的力量。此外，宋代官員的升遷都要有符合條件的高級官員推薦，才能獲得任命，且舉主需擔負被舉者德行操守的責任，若被舉者犯法，舉主也要受罰。

同學、同鄉之間，有共同的成長背景和學習環境，情誼穩固，彼此信賴，這種人際關係在宋代顯得特別重要；像德興張氏與熊本、彭汝礪、劉正夫、程節等人，都是由同鄉、同學開始邁向執政的。程節、程鄰父子經營廣西邊務，也緣於熊本的提拔。這些努力有成的同鄉後輩，都感激張潛的栽培，彭汝礪就說：「使我致身至此者，張侯明叔之賜也」。 由於這一因緣，使得他們相互引薦、扶持，一齊參與北宋中晚期的朝政。

四明士族之間的關係更為明顯。汪大猷與史浩既是同鄉、同學，又是同年進士，關係十分密切。其他如史彌大、錢端禮、象祖父子、魏杞、王伯庠、鄭鍔、沈銖、潘時，都是四明人或寄寓當地的人，彼此都能互相支持。樓鑰在汪大猷的行狀中就說：「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講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為宮僚，王侍御伯庠實為姻家，前後同時」。

此外，同鄉之間、前輩關照、提攜晚輩的情況，相當熱切。如史浩對袁燮期望很高，勸他放棄教職，到地方任事，以增加閱歷；後來史浩辭官時，向孝宗推薦了袁燮、楊簡、陸九淵、薛叔似等四位四明士人。四明士人在南宋中期的政壇互相援引的現象，不僅說明彼此之間的鄉誼與同學之情濃厚、關係密切，也顯示他們的共同目標是邁向中央，志在得君行道。這些現象說明，士人追求更高的官位或政治目標，並沒有南北宋之分，這一點，從余英時教授《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同樣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證。

由於鄉里是士人成長、獲取教育資源、追求仕進的源頭，更容易培養對鄉土的關懷與熱愛，甚至付諸行動，致力鄉里建設。士人在朝為官時，只能與家鄉的師友親族保持聯繫，一旦年老辭官或待闕時，則以耆老的身分在家鄉領導、推動各項地方發展的活動，或代表地方爭取利益。北宋中晚期的黨爭，引發激烈的權位爭奪，失意的閒退官員或地方士人，組成各種社群，藉以凝聚共同意識或排遣時光。詩社就是其中之一。這種類似白居易組織的九老會，以怡情遊賞、賦詩唱和為主的老年聚會，在宋代亦所在多有。

北宋元豐年間，司馬光、富弼、文彥博等政壇上失意的元老重臣，於洛陽組成的耆英會最具代表性。但是，這一文人社群還不是地方人士的聚會。稍後由退居蘇州名臣元絳、程師孟、盧華、崇大年、徐師閔、黃挺、張珗、徐九思、鄭方平、閭丘孝終等十老所組成的十老會，則多為蘇州人，或致仕後寓居州郡的人，他們以文會友並對地方事務表示意見。神宗、哲宗時朱長文在蘇州治學、講學，也曾和當地士人及任職官員積極介入地方事務。

南宋初期，蘇州不少士人仍保持此一態度。 秦檜專政期間，文字獄迭興，不順服者相繼被罷，這些士人，尤其有學術主見者（如洛學），既無法得君行道，返回鄉里，便與科考失意的鄉里士人結合，經營家族、鄉里，教育子弟，期待重新孕育發展契機。如崑山士人李衡、樂備、馬光覺、范成大等人組織的崑山詩社，與王葆等人，退處鄉里，致力教育、獎掖後學。他們和龔明之、龔昱父子一樣，或是科舉落第的士人，或是政途上的失意分子，或無意從政，但都關心鄉里，並在崑山講學，為地方文化普及、學術提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北宋末年雖進士錄取名額增加，但官僚員額有限，使得士人外出任官不易，多留在鄉里活動。高宗後期到孝宗一朝，江南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科舉錄取名額增多，仕途壅塞。孝宗乾坤獨斷，並不信任大臣，宰執更換頻仍，雖居高位者仍難久任，所以史浩說當時的賢大夫「居官之日少，退閒之日多」。

眾多待闕官和乞祠官僚，既難在朝施展所長，乃專注於鄉里的經營。如史浩在淳熙八年（1181）告老返鄉後，在四明積極推動地方文教，曾延致沈煥居竹溪、楊簡講學於碧沚。而袁燮、舒璘和呂祖儉等人所帶動的講學風氣，影響更為深遠。汪大猷、樓鑰等人推動的詩社、鄉飲酒儀、鄉曲義莊、興建學校、慈善公益活動等，也都是辭官回鄉後才實現的。

從參與地方事務的角度來看，士人參與鄉里活動早有淵源，非南宋獨盛。只是南宋的文集或地方志的資料較多，記錄鄉里活動、人際關係的資料較集中，以致讓後人覺得南宋士人家族是以鄉里為重，忽視中央或全國性的事務，這實在是一個誤解。所以稍有軒輊者，是由於時政的發展與資料的傾向所致。

北宋初期是江南人才的孕育期，因當時科舉取士名額不多，錄取者較有表現的空間。少數優秀精英對政治發表意見，推動改革，都城開封成為群英匯聚之處，是政治中樞同時也是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西京洛陽則是另一個文化活動的重鎮。這二地成為北宋士人活動的主要場所，而士大夫成長的故鄉則尚待展翅開發。因此，從資料上顯示士人官僚在兩京的活動較多。況且當時科舉仍重經術而輕詞章，南方人難與之爭勝，而處於儲備人才、孕育文化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