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略模糊」走向「清晰」台灣絕非首例,美國對以色列的變化可做為他山之石

從「戰略模糊」走向「清晰」台灣絕非首例,美國對以色列的變化可做為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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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高度區域衝突性的中小型國家,很難採取長期性的「左右逢源」策略;就世界級的強國來說,對具有潛在衝突風險的中小型國家是否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都會依循國際結構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文:林琮盛(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1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受訪時表達了他對台灣地位的看法。他說,「台灣非中國一部分,過去35年美國兩黨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也承認這件事。美國對台承諾跨越黨派,兩黨都瞭解台灣是民主典範。」這是美國史上第一個國務卿公開表態「台灣不屬於中國」的言論。

又,11月25日,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處主任伯科維茨(Peter Berkowitz)在參與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s for Defense of Democracy)座談時曾表示:「在我看來,維護台灣的自由與獨立是當務之急。」(It seems to me preserving Taiwan’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s a priority)

再加上過去半年來,美國國內知識界開始爭辯美國對台的立場,是否維持「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不難讓外界開始嗅覺到,美國政治菁英對兩岸的觀點正在激發不同的想像,而這正是過去長時間以來,鮮少見到的畫面,至少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以前是少見的(當然,「棄台論」也是一種戰略清晰)。但隨著美中兩強的結構競爭日益強化,美國的對台戰略被映入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視野中。

美國對小國的戰略態度從「模糊」走向「清晰」,台灣絕非第一例。從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到詹森(Lyndon B. Johnson)時期,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就曾有大幅的變化,可做為他山之石。

美國一開始對以色列採取「戰略模糊」

1948年到1965年,美國的中東政策就是維持平衡戰略。一方面,美國希望拉攏阿拉伯國家,並在1955年籌組「巴格達公約」組織,希望仿效北約組織,用「團體戰」對抗蘇聯的共產集團;在美蘇對抗的國際結構下,為了凝聚阿拉伯國家的力量抗衡蘇聯,美國對以色列的態度就是維持「戰略模糊」。

在以色列建國之初,杜魯門總統就承認了以色列的存在。美國承諾以色列,會維護其生存與安全,但又不希望開罪阿拉伯國家。因此,美國對以色列的幫助主要是以經濟和糧食援助為主,但對以色列殷殷期盼能向美國購買到的武器,美方都採取冷處理或否決的立場。

簡單說,美國希望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維持等距交往關係,甚至偶爾偏向阿拉伯國家。

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時期,以色列還曾為水源問題,和周邊阿拉伯國家產生劇烈爭執和流血衝突。看在艾森豪眼裡,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宛如一個戰略累贅,甚至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

艾森豪對以色列的不耐感受,一直到1956年10月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達到最高峰。以色列在未受到美國支持的情況下,逕行和英法共同聯手侵入埃及,嚴重擾亂了美國的中東戰略,逼得艾森豪出手威嚇用經濟制裁來逼使以色列撤出埃及。

然而,阿拉伯國家卻未因美國在中東地區維持平衡戰略,甚至刻意拉攏而團結一致靠向美國。

當時,阿拉伯國家的內部關係極為複雜。阿拉伯激進民族主義此起彼落,埃及獨裁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更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亟欲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納瑟主義者還在一些採行君王制的阿拉伯國家興風作浪,激發激進民族主義,意圖推翻王朝體制,令不少阿拉伯國家的王室十分忌憚。因此,阿拉伯國家絕非鐵板一塊,而是爾虞我詐,各懷鬼胎。

讓艾森豪意識到以色列的戰略價值,是在1957年後阿拉伯世界出現的一連串危機。蘇伊士運河危機後,埃及的納瑟決定接近蘇聯,以取得先進的武器;1958年2月,納瑟和敘利亞籌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AR);7月,激進民族主義者在約旦製造事端,企圖推翻親美的約旦王朝;同時間,伊拉克發生政變,倒向蘇聯。

蘇聯紛紛從中東地區的大棋盤中,搶下了敘利亞、伊拉克等國,並嘗試擴張勢力範圍。一張張的骨牌傾倒,令美國十分憂慮,這也證明了美國對阿拉伯國家的籠絡政策宣告失敗。此時,作為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自由國家以色列,其戰略價值開始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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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瑟(前左)與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右)|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美國對以色列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

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時期,美國政府決定採取更為主動的策略,一方面向埃及大力推行糧食援助計畫,目的是要排擠蘇聯、凍結以埃衝突,和軟化埃及對西方的敵對態度;也強調促進埃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甘迺迪政府認為,可以透過經濟聯繫,提升美埃之間的緊張關係。

同時,甘迺迪也積極加強和以色列的關係,尤其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儘管從杜魯門到艾森豪時期,美國對中東地區實行武器禁運。但甘迺迪上臺後的第二年就打破這個禁令。1962年8月,甘迺迪決定向以色列出售「鷹式」防空飛彈,這是美國首次向以色列提供的重大武器系統。

以色列也投桃報李,時任以色列外交部長的梅爾夫人(Golda Meir)於1962年12月底訪美時,在和甘迺迪會談過程中,就明確向甘迺迪表示,以色列將毫無疑問地追隨西方立場。以色列也在美國社會不斷宣達一個明確的訊息: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自由國家,有堅強捍衛國家的決心,不輕易屈服於區域強權和威脅之下;以色列和美國是共同的盟友、在中東地區有共同的利益。